黎贵惇

黎贵惇生于后黎朝裕宗保泰七年（公元1726年），卒于1784年。山南下镇先兴府延河县（今太平省兴河县）人。出身士大夫家族，父亲黎仲庶（黎富庶）为进士，任职刑部尚书，受封侯爵。黎贵惇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八岁能作赋策，十一岁读完宋元史，日赋十篇，有「神童」之名[1]。至十四岁已习读四书五经、史籍传记，旁及诸子百家，以至「无书不读、人以宿儒称之。」[2]。十八岁乡试中解元，二十七岁登进士第，取为榜眼。「自乡举至廷试、皆第一。」[3]。

1753年，黎贵惇被授翰林院侍书，后任侍讲。虽他颇受黎显宗器重，但却未得到掌握实权的郑主郑楹的青睐。黎贵惇也曾因协赞军务攻剿黄公质义军有功和谙晓兵番（管理军事的机构[4]）典例，得到过郑楹嘉奖，但其多任闲职，或入翰林院、秘书阁、国史馆，或监察地方官。

1760年至1762年间，黎贵惇被选为如清岁贡副使，与正使陈辉宓等人出使中国。

1754年，因建议改革，创建法制，被谗言中伤，辞官。

1765年，黎贵惇辞官归乡，杜门著书，讲学授徒[5]。

黎贵惇颇受靖都王郑森赏识，1775年前其官职屡有升迁，曾出任陪讼（地位相当于副宰相[6]）。他先被起复为侍书，后因讨平黎维义军有功，迁副都御史。1769年由颖城伯晋封为侯。1770年，黎贵惇受命前往清化勘察户口，查补军项，返京后进呈清化民所送赂银百余镒，不久擢工部左侍郎，署都御史。黎贵惇与宦官范辉锭过往甚密，1773年，郑森以范辉锭署府事，黎贵惇人侍陪讼，并以黄五福等掌督兵政，范辉锭掌督财政，黎贵惇掌督民政。

1775年，黎贵惇之子黎贵杰科场舞弊事发，此后又因其他事而遭弹劾、攻击。1776年他出任新设顺化镇抚司协镇抚。1778年，自请改入武班，被授为右校点权府事，改爵义派侯。1779年被解职，1781年起复，任国史馆总裁。

端南王郑棕执政后，于1784年3月，升黎贵惇为工部尚书。同年4月，黎贵惇去世，享年53岁。郑棕闻讯后，命黎显宗罢朝三日以悼之，并追赠其为颖郡公（越南语：／）。

《黎贵惇全集》（1977、1978，社会科学出版社）。《抚边杂录》、《见闻小录》、《大越通史》

与中国类似的，越南传统的士大夫将「三不朽」的「立德」、「立功」、「立言」作为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在「立言」这方面，黎贵惇则可以被视为越南传统士大夫的典型代表。越南封建时期，没有任何人如黎贵惇那样著述丰富，着书立说犹如他的人生目的[7]。黎贵惇在他30岁之前，已经撰写了《群书考辨》、《圣谟贤范》等书籍，晚年着成《抚边杂录》。其著作一共约有50部[8]，现代越南学者考证确定的著作有14部。著作的内容涉及哲学、史学、天文、地理等诸多方面。

在可确定的黎贵惇的14部著作中，有7部与哲学有关。另外的一些哲学著作如：《金刚经注解》、《道德经演说》、《存心录》、《太乙卦运》等极有可能也是他的著作。由于黎贵惇在著作大多以抄本流传，关于其著作的成书年代、卷次内容、抄录传藏等方面不少需要考定的地方。黎贵惇的一些著作中的不少内容为编辑校订、抄录转述、述而不作。述而不作也是黎贵惇学术研究的一个特点。他的哲学和史学著作多为先贤语录、经典所载内容和其他数据的分类抄录编辑，正如其自云：「据纸上文本，采诸传记说话事迹，标指眼目，略加概括，即可成帙」。

下面将列出的是黎贵惇的部分著作：

• 哲学类：
  • 《芸台类语》。九卷。
  • 《群书考辨》。二卷。
  • 《圣谟贤范》。又作《圣谟贤范录》。十二卷。
  • 《见闻小录》。十二卷。
  • 《阴骘文注》。二卷。
  • 《书经衍义》。三卷。
  • 《四书约解》。由汉喃文着成。
• 史学类：
  • 《黎朝通史》
  • 《北使通录》
• 文学类：
  • 《全越诗录》
  • 《桂堂诗集》

黎贵惇著述丰厚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他出生于书香门第，自幼饱读诗书。其自云：

其次，黎贵惇多次供职于史馆，又曾于郑王府任要职，得以接触和利用很多文史数据。有人认为他为了写作《群书考辨》，曾「读遍十八世纪所能见到的各种汉文典籍」[9]。

再次，黎贵惇治学严谨、勤于阅读、抄录，平时读书所得，均随笔记之，并分类收藏。其仕途坎坷，失意之余则闭门谢客著书立说，几次仕途起落也使他有了收集材料著书的时间。

根据史料，黎贵惇有三次短暂的讲学经历。第一次是在1765年至1766年间，他辞官在家，讲学授徒；第二次是在1776年出仕顺化的六个月中，曾经视察学宫，并与「诸生讲学论文」，鼓励上进，「诸生就学数十人」；第三次是在1783年出任乂安协镇抚期间，因为政事不多，当地人常来问学，「乃广开 学社，学者数百人」，至同年十二月复回朝任职。除此以外，黎贵惇平日也有很多追随的生徒。《皇越诗选》的编著者人侍行参从继烈侯裴璧、御史台署副都御史镐译伯陈公烁、人侍陪从行兵番机密事物阮廷简等黎郑统治集团的重要人物，皆出自黎贵惇门下。

1760年至1762年间，黎贵惇被选为如清岁贡副使，与正使陈辉宓等人出使中国。在中国期间，除修贡外，黎贵敦在京城参观了文庙，历览山川，询访治体，「观上国政治如何、人物如何。」[10]，其亦与中国官员和其他国家使节团交往颇多，唱酬应答，诗书相赠，一些较有名的诗文如下：

在中国的两年间，黎贵惇将其所着《群书考辩》、《圣谟贤范》赠与清朝伴官秦朝釪，广西提督学政朱佩莲评阅，并就有关哲学、史地等问题与他们交流探讨，还在京城与朝鲜使臣鸿启禧进行了交流。回国之前，黎贵惇采集了一批书籍准备带回越南。有些书籍因违禁令，在返回途中被广西的官员查缴，购书的花费由中国地方官员支付。黎贵惇一行被查收的书籍包括：《渊鉴类涵》（后发还）、《智囊》、《千古奇文》、《神相全书》、《古今治平略》、《紫微斗数》、《封神演义》、《梅花易数》、《说铃》、《击壤集》、《贪欢报》、《山海经》、《大清律》等数十种。黎贵惇对《渊鉴类涵》一书非常重视，专门呈文请求发还。他认为「此书内纂时类诗文、人伦臣道」，可以「广同文之化」[11]。

黎贵惇生活在越南后黎朝的郑阮纷争时代，国家长期处于内战和分裂之中。黎贵惇认为礼乐法度，应该「应辰（时）立教，通变宜民」、实行改革。1764年郑主政权的郑楹执政时，他曾上疏请「立法度、定经制」，建议权时之变，厘定法制。他认为「法制者、亦惟设官职、经文伟武、谨虑审令、劝学立教」，整顿社会秩序，以达到「威令禀然」、「分义秩然」、「礼文灿然」，「消内外臣民凌戾乖争之气」，正人心，维风俗。但其主张当时并未被采纳。1767年，靖王郑森执政后，黎贵惇又屡有上疏谏言，颇受重视，1771年，黎贵惇就限制黎氏朝廷权力、某些官职的选任方式、勘察土地及增加兵役丁数等方面提出改进措施，表陈四事，郑森「皆以为然、即令行之[17]」。

另外，黎贵惇还主张减轻刑罚、蠲免钱粮，使民得以生繁。1776年他出任顺化协镇抚后，提出治理顺化的首要任务在于「奠民居、通民利、祛民害[18]」，显示出其「民本」的意识。

• 黎贵惇普通中学（），胡志明市
• 黎贵惇技术大学（），河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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