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致知

“格物致知”最早出自于《礼记‧大学》：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 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其后到宋代，理学家们如二程、朱熹等人，进一步阐发这个意理，视“格物致知”为求学做人的重要功夫。

程颐讲：“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自有贯通处。”

朱熹讲：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五章》

”理“存在于具体的事物之中，所以格物致知的目的是要还原出具体事物之理，也就是“即物而穷理“。

然而，宋明儒学另一分支陆王心学对“致知”提出不同看法。

宋代陆九渊曾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的方法过于“支离破碎”。

明朝王阳明在《大学问》写道：“『致知』云者，非若后儒所谓充扩其知识之谓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良知者，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

明代罗钦顺认为，“格物”就是人们对于外界事物的认识，是以“学问为主，而思辨辅之”。“致知”，就是人们进行思辨的理性活动，以“思辨为主，而学问辅之”。如果没有格物，不接触外界事物，就会使认识陷入空想，没有致知，就会被各种事物的现象所迷惑，因而两者必须相济。

晚明文人熊明遇（1579年生）在《格致草》中记：“儒者志大学，则言必首格物致知矣“ 也就是说儒学者谈论研究和增加知识的重要性。但是他借用中庸之道里的”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来批判当时的知识空缺和碎片性。最后他提倡对天地万物的细致观察，以一件一件地理解每个事物为何是目前状态，为何不是其他状态：”一一音当然之像，求其所以然之故，以明其不得不然之理。“

根据鲁迅在《呐喊》的自序中的记载，在清末的洋务学堂中，把物理、化学等学科称为“格致”，即格物致知的简称。

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了。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２，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2]

新儒学代表人物唐君毅则认为，朱子格物致知的重点在于从具体特殊的情境中找出因应之善道。此说有其值得阐述之义蕴，同时足以显出朱子实事求是、渐习渐明的工夫理论之特色。[3]

明末刘宗周说：“格物之说，古今聚讼有七十二家！” 自从宋代儒士将《大学》从《礼记》独立出来后，“格物致知”的真正意蕴也逐渐成为颇具争议的议题。

当今社会主流的“格物致知”的解释是依托于南宋朱熹的观点之上，主张“格物致知”就是研究事物而感知道理。

争议主要在于对“致知”的解释。朱熹所谓的“知”是知性，包含智能与知识；而现代流行观点的“知”在大多数情况下专指知识。这种区别可能是受唯物论盛行的影响，在思维演化中形成的。[4]

儒学家周善甫先生《大道之行·格物议》认为：

“格物”的本义既不是汉代大儒郑玄所注的：“格，来也；物，犹事也，其知于善深，则来善物；其知于恶深，则来恶物。”也不是北宋名儒程颐以“穷理”所作的牵强附会，认为“天下之物皆能穷（彻底弄清），只是一理”，当然也不是南宋巨儒朱熹为四书做“集注”，窃取程子之意补着传文第五章所解释的“即物求理”。明代大儒王守仁因为按此解释面对竹子静静地“格”了七天七夜（据说七天七夜不吃不喝面对竹子发呆），也没有弄明白竹子之理究竟是什么，故而放弃此说，主张“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上做。”于是以“心”代物，回归了主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且愈说愈玄奥离奇。

语言学家周有光在《华夏文化的光环和阴影》中谈及格物致知和科学的关系：

格物致知”没有发展成为科学；“民本思想”没有发展成为民主。科学和民主是西欧脱离中世纪进入现代的关口。跟西欧相反，华夏文化吸收佛教的出世思想从儒学的入世哲学变成理学的“准出世”哲学，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不幸进入了误区。[5]

[在维基数据编辑]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学行典·致知部》，出自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

• 朱熹格物致知论 任守愈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 格物致知 邱韵如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