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故宫博物院

中华民国成立后，临时政府和清廷达成《清室优待条件》协议，允许用外国君主礼节对待退位后的清朝宣统皇帝溥仪，并供给岁用400万银圆，皇族和他们的下属可以暂时居住在紫禁城内廷，于是溥仪宣布退位。[33]后来金绍城在内务部总长朱启钤任内提议筹备古物陈列所，内务部便指派杨乃庚和治格等人会同清室内务府人员，将热河避暑山庄和盛京行宫内3,150箱约234,100余件文物分13批移至紫禁城外廷[lower-alpha 7]。1913年12月24日颁布《古物陈列所章程》；隔年2月4日在武英殿配殿成立古物陈列所[lower-alpha 8]，后续几座外廷建筑也划入作为办公和贮藏之用，武英殿和敬思殿内部则改建为陈列室，陈设古代皇室的搜藏，于10月11日下午2点开放各界参观。[34]

溥仪在铺盖内夹带〈快雪时晴帖〉离宫，遭驻卫步兵查获扣留。[36]

为了推广展览，特于1930年5月20日邀请外交使节团，以及北平市军政要人、各机关人员和社会贤达等宾客到御花园参加游园会。[37]

溥仪虽居于内廷，却常以赏赐其弟溥杰和旧臣想要借阅欣赏等名义，挑选内务府贵重且便于携带的珍藏，利用溥杰和溥佳放学时机夹带出宫，辗转存放在天津和长春的私宅；期间[lower-alpha 9]造成1,353件书画（其中手卷1,285件、册页68件）及502函、210部善本古籍流失宫外。[38]清室小朝廷和共和制并行与现实多所抵触，且岁币虚耗国库，于是黄郛摄政内阁和溥仪商定《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后由京畿警卫司令鹿钟麟奉命将废除皇帝尊号的溥仪逐出紫禁城。同年11月20日，以委员长李煜瀛为首的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由10名政府代表、5名清室代表，京师警察厅、高等检察厅和京兆教育会各派1名监察员共同议定《点查清宫对象规则》，并分组会同专家及事务员严加运行点查和登录宫内文物的工作。[39]

孙文辞世后，清室遗老复辟势力亟欲恢复《清室优待条件》。1925年9月29日，为了避免溥仪再度入宫造成文物外流，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李煜瀛于是在召集全体委员会议，会中决议尽速成立故宫博物院。同时拟定了《故宫博物院临时组织大纲》，设立古物馆和图书馆，采取董事会监督和理事会管理制度；据此又拟定《故宫博物院临时董事会章程》和《故宫博物院临时理事会章程》，遴选21名董事和9名理事，公推李煜瀛为理事长并主持院务，最终择定故宫博物院在当年国庆日揭幕以示双重纪念[lower-alpha 10]。开幕当天上午9点先开放民众参观，下午2点才在干清门内举行典礼仪式；内部至乾清宫以神武门作为故宫博物院正门，外廷部分仍是古物陈列所。[8][21][40]1926年318惨案后，董事和理事的联席会在3月26日推定庄蕴宽和卢永祥共同担任维持时期维持员；后来又历经故宫保管委员会委员长赵尔巽、故宫博物院维持会会长江瀚和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委员长王士珍等3次改组和人事异动。[41]

国民革命军北伐平定京兆地方后，国民政府派易培基在1928年6月26日接收故宫博物院。[42]国民政府委员会委员经亨颐旋即在隔日提案废除故宫博物院、筹备中央逆产处理委员会来处理拍卖或移置故宫文物，以及在南京成立中央博物院；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lower-alpha 11]委员长张继为此呈文给中央政治会议驳斥抗议。国民政府后来在10月5日公布《故宫博物院组织法》和《故宫博物院理事会条例》，新设秘书处、总务处和文献馆，故宫博物院改直隶于国民政府，委员会制改为院长制，理事会成为院内议会和监督机关；10月8日又任命37名理事，并推李煜瀛为理事长，易培基为院长，易培基、张继和李宗侗为常务委员；此举形同间接否决了经亨颐的前两项议案。[44]

崔白通过敏锐观察，捕捉到两只山喜鹊向闯入领域的野兔鸣叫示威和对峙瞬间的〈双喜图〉。[45]

关东军发动918事变东北后，国民政府着手文物南迁计划。隔年，关东军攻陷热河，进逼北平[lower-alpha 12]，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决议古物南运，将院藏文物精华立即装箱并捆扎停当。[47][48]随后李宗侗先行至南京筹备，经请示代理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决定文物落脚上海。[48]但反对南迁者以周肇祥为首的部分北平人士，聚众在太和门演讲与示威阻挠，后遭到北平当局制止。[35]

随着华北情势告急，北平在1933年2月5日夜间宣布戒严，装箱文物连夜被几十辆板车轮流运上火车，隔天黎明启运。沿途有100名军政部宪兵和若干名院内警卫荷枪实弹戒备，由平汉铁路转陇海铁路再沿津浦铁路南下，首批文物在吴瀛和那志良等人押运停靠南京下关；3月中旬才将文件运到行政院大礼堂暂时落脚，古物和图书另以招商局江靖轮运抵上海法租界天主教堂街仁济医院内存放[49]。随后马衡、袁同礼、沈兼士及俞同奎等人各押一批运抵，[50][51]至5月15日止，共有5批文物抵上海，分别来自故宫博物院13,491箱[lower-alpha 13]、古物陈列所5,415箱、颐和园640箱与国子监11箱，合计19,557箱。同时又另外在英租界四川路向业广公司租了一层仓库，[49][52]南迁各单位人员随后于文物存放地点就近承租数栋公寓作为宿舍和办事处，并在上海办事处主任欧阳道达带领下持续对南迁文物清点和重新审定编目的工作。[53]

中华民国教育部于1933年4月选在南京北极阁中央研究院成立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54][lower-alpha 14]，拟定《国立中央博物院暂行规则》，由傅斯年担任筹备处主任，翁文灏、李济和周仁分别为自然、人文与工艺3馆主任。李济在隔年7月接替筹备处主任，随后成立中央博物院建筑委员会，由9名委员推选翁文灏出任委员长；7月26日又推傅斯年、张道藩和丁文江为常务委员，梁思成为专门委员；并在8月4日致函南京市政府，拟征收土地作为博物院。10月5日，中央政治会议决议将古物陈列所文物划入国立中央博物院人文馆。[20]隔年，《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暂行组织条例》公布，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隶属国民政府行政院；继又在4月4日于南京召开理事会，蔡元培任理事长，马衡实际授任院长[lower-alpha 15]；[57]12月，理事会通过了沈兼士和王世在南京朝天宫成立南京分院与修建库房的议案。[58]

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在1935年4月收到南京市政府函复后，主体建筑6月初便动工兴建，11月1日起施行《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暂行组织规程》。同年，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着手筹划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参展事宜[lower-alpha 16]。朝天宫库房新建工程接着在1936年3月展开。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稍后在4月15日成立理事会，会中拟定通过《国立中央博物院理事会议事细则》和《国立中央博物院各馆组织暂行通则》，由教育部会同中央研究院聘请13名理事，推定蔡元培为理事长，傅斯年为秘书。同年7月，国立历史博物馆所属南迁文物并入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lower-alpha 14]。存放上海文物在12月17日全数迁入朝天宫地库，并于次年1月1日成立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北平和上海两办事处随即撤销。之后因为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敌机对南京频繁轰炸，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工程被迫在8月底停工。[20][54]

昔日唐玄宗为躲安史之乱，曾循栈道走避蜀地，一如〈明皇幸蜀图〉所描绘的情节。[60]

途经川陕公路须改换汽车运输；每辆车只能载20余箱文物。由于路基冲毁、桥梁折断，西迁北路尤为艰辛。[61]

淞沪会战爆发次日，迁运南京和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文物先后分南、中、北3路西迁[lower-alpha 17]。南路80箱文物是5月17日刚结束伦敦展览会运抵南京的精品，加上未提选赴展的〈散氏盘〉和〈快雪时晴帖〉等诸多传世孤品要件[59]，随即登上由庄严、那志良和曾湛瑶等人押运的招商局建国轮，经南昌至汉口，在武昌转汽车抵长沙，存放在湖南大学图书馆地下室；[62][63]隔年11月运往桂林；1938年1月31日迁至贵阳六广门一处花园内；隔年2月又移至安顺华严洞存放，由庄严出任安顺办事处主任，[62]期间拣选了100件贮于洞中的文物赴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参加「中国艺术展览会」；[lower-alpha 18]1944年冬再迁往四川巴县。[65]

中路9,370箱文物，由杭立武和杨师庚等人押运招商局江安轮与英商黄埔轮沿长江水路，先后在1937年11月9日和12月2日运抵汉口；后仓促从宜昌运至重庆，暂时存放在四川禁烟局仓库，接着又不断更换位置；1939年春再迁往宜宾，9月中旬抵达乐山安谷乡，由欧阳道达出任乐山办事处主任，[61][66]因条件恶劣，部分文物常遭白蚁和仓库渗漏危害。[65]1939年6月，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部分贮放重庆的143箱文物也先后3批分别转往昆明和乐山；隔年8月再分别迁到贵州安顺和四川南溪李庄镇，[20]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合署办公。[67]

北路7,285箱文物，由马彦祥、那志良、吴玉璋、梁廷炜和曾湛瑶等人[68]分3批设法在大屠杀5天前押离南京，沿津浦铁路至徐州，转陇海铁路经西安运至宝鸡关帝庙和城隍庙暂存，后改汽车载运，历时48天才在1938年4月10日分别运达汉中文庙与褒城宗营镇的马家祠堂、范家祠堂和大庙；[61][69]5月26日起经四川广元蜀道翻越秦岭，历时10个月全数迁到成都大慈寺；同年7月11日全部运抵峨眉东门外大佛寺和西门外武庙安置，由那志良出任峨眉办事处主任；1942年春又纳入东门外金顶山脚土主祠和附近许氏祠堂来分散贮放风险。总计3路西迁抢运出16,735箱文物，[61][70]2,953箱文物因长江下游已封锁而滞留南京[71][lower-alpha 19]；日军领南京后腾出文物库房，连同朝天宫一起改为伤兵医院。[63]

行政院在1939年7月颁布《抗战损失调查办法》和《抗战损失查报须知》，展开被劫文物的调查搜证作业。中华民国教育部接着在1945年11月1日成立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lower-alpha 20]，[73]由主任委员杭立武、副主任委员李济和梁思成等18名政府与学界代表组成，负责二战后公私文物封存和清理等归还物主的工作。[71]12月27日，莫斯科外长会议决议由11个同盟国共同组成远东委员会，主导轴心国归还掠夺文物政策。李济和张凤举等人隔年初便以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华民国代表团顾问及专门委员名义赴日本追查、交涉并索回部分珍贵古物，中华民国驻日本代表团为此也在9月25日成立日本赔偿及归还物资接受委员会统筹相关事宜。[73][lower-alpha 21]西迁文物则是在1946年1月陆续启运至重庆，隔年3月6日全数运达；1947年6月19日再循水路运回南京，至12月9日全部运抵。隔年3月，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接收古物陈列所的商周铜器、汉朝文物、历朝帝王像和边疆民族标本等在内的古物，随后邀请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将所藏历朝名画和名窑珍瓷共同于5月29日在甫落成的馆舍举行为期10天的两院联合展览会[lower-alpha 22]。[65]

马远描绘文士带着携琴僮仆外出春游，衣袖无意间触动了野花并惊吓到柳枝上啼莺的〈山径春行图〉。[76]

由上而下依序为北沟文物陈列室外观；每次公开展示200余件文物的内部展厅；[77]联管处员工于陈列室附近的U字形防空坑道落成激活时合影。

爆发后，随即由行政院院长兼任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理事长的翁文灏在1948年11月10日召开理事会，会中杭立武、朱家骅、傅斯年、李济和王世等理事均同意由各机关拣选精品运往台湾。会后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国立中央图书馆、国立北平图书馆和中华民国外交部等机构共同成立中央文物联合保管处，由杭立武统筹文物运台事宜；[23]杨师庚和芮逸夫先前往台湾进行勘察部署作业。[78]

首批772箱文物[lower-alpha 23]由李济、庄严和谭旦冏等9名人员从南京下关押运中鼎舰在12月26日抵基隆港，隔天清晨改装火车运至杨梅通运公司的杨梅仓库存放。次批3,502箱文物[lower-alpha 24]由那志良、吴玉璋、梁廷炜、昌彼得、李霖灿、高仁俊、索予明等12名人员押运招商局海沪轮运抵基隆港。除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文物独立贮放杨梅外，其余连同首批存放杨梅的文物均于1949年1月9日转运到台中糖厂两栋靠近振兴路的仓库内。末批原定搬运2,000箱文物，但昆仑舰一到中华民国海军眷属就抢先上船，迫使海军总司令桂永清下令开放海军官兵卧舱、甲板、餐厅和医务室等空间容纳箱件，实际上装载了1,248箱文物[lower-alpha 25]，后由索予明和张德恒等4名人员在2月22日押抵基隆港，转运至台中糖厂；外交部文件于稍后再从台中运往台北归还外交部。[78]迁台期间，杭立武曾令在北平的马衡院长将留置于当地的精选文物分批空运南京，但马衡借故推以致一箱也没有运出。最终因战争形势突变仅运了3批文物，包括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2,972箱[lower-alpha 26]；597,556件册[26]）和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852箱；11,865件册[26]）在内的6个机构，计有5,522箱文物。[78][lower-alpha 27]

1949年8月31日，中央文物联合保管处和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合并为国立中央博物图书院馆联合管理处（简称联管处），隶属于中华民国教育部[lower-alpha 28]，由部长杭立武兼任主任委员。[80][lower-alpha 29]最初设址于台中糖厂旁的香蕉市场对面（今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三分局立德派出所附近），其后，联管处拨款新台币41,200元在台中县雾峰乡吉峰村（今台中市雾峰区吉峰）北沟山麓承租面积104,337平方农地，再以新台币49万余元委由泰基工程司进行整体规划[49]，新建3座文物库房、1栋办公室和U字形防空坑道等[lower-alpha 30]，并在1950年4月13日开始迁入。[80][82]5月10日公布《国立故宫中央博物院共同理事会组织规程》，理事会稍后在7月17日成立，21名理事推定李敬斋为理事长，王世[84]、朱家骅、傅斯年、罗家伦、丘念台、井塘和程天放等人为常务理事，杭立武理事兼任秘书[lower-alpha 31]。[80]1951年6月16日，两院存台文物清点委员会成立，由共同理事成员会同专家分批进行简目性质的文物帐籍，直到1954年才告完成；这次清点编制的《国立故宫中央博物院理事会点查两院存台文物点查清册》成为日后盘点的原始清册。[26][85]联管处同时也着手集结两院珍藏出版图书，后续又向亚洲基金会请得补助款成立出版部门。[86]

之后，国立中央图书馆恢复建制并接收国立北平图书馆文物，联管处于是在1955年1月更名为中央运台文物联合管理处。同年11月撤销教育电影组后，改为国立故宫中央博物院联合管理处。[80]1956年5月，亚洲基金会补助新台币688,000元设立面积56平方的北沟文物陈列室，教育部另外拨款新台币288,000元订制陈列柜、铁栅门和修建环境道路等；展厅于隔年3月24日举行预展，25日起定期展览。之后受亨利·鲁斯邀请到华府、纽约、波士顿、芝加哥和旧金山等5个城市举办「中国古艺术品展览」[lower-alpha 32]，[77][87]间接影响了美国学术界对于中国艺术的研究和评价，接着在1963年与大学安娜堡分校合作成立中国相片文件中心，为两院的书画和器物进行照片与幻灯片拍摄，作为美国各大学和研究机构对古代中国艺术史有系统研究的基础。[16][40]隔年又赴纽约参加「世界博览会」。[88]

沈周为祝贺老师陈宽70岁生日绘制献上的〈庐山高图〉。[89]

北沟文物陈列室受限于展示空间狭隘且所处地点偏僻，社会教育功能无法有效发挥，[77]加上简陋馆舍难敌雨水渗入库房的危害，两院共同理事会于是在1959年12月7日常务理事会提议于台北兴建现代化博物馆，由两院共同理事会理事长王云五经请行政院院长陈诚同意拨款新台币6,200万元兴建[lower-alpha 33]，隔年9月便设立两院迁建小组展开新馆筹备工作。1965年8月16日公布《国立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临时组织规程》，国立故宫中央博物院联合管理处人员和其文物编入国立故宫博物院，并恢复建制隶属于行政院[lower-alpha 34]。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王云五在后续召开的会议中通过蒋复璁为院长的人事案，又选定于11月12日孙文百岁冥诞在台北市士林区外双溪流域现址开幕[lower-alpha 4]，时任总统蒋中正为此题署了「中山博物院」门额，厅内并设置孙文铜像作为纪念。[9][22]之后，《国立故宫博物院办事细则》、《国立故宫博物院组织条例》和《国立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设置要点》等法条相继颁布施行。[91]

继而配合该院「吴派画九十年展」、「元四大家特展」和「宋瓷特展」[92]等各项专题展览出版相关图录，又办理「国际中国瓷器讨论会」、「国际中国古画讨论会」与「中国书法国际学术研讨会」等各种学术研讨会和讲座，院方也公然支持艺术史学家对该院典藏加以考订源流，将相关成果载于《故宫季刊》、《故宫文献季刊》和《故宫学术季刊》[lower-alpha 35]等出版品内，树立往后古代中国艺术史的研究模式和策展型态；还引入亚洲基金会的财力，推动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系研究所在1971年6月增设中国艺术史组（今国立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并挹注师资教授和允许研究人员对它的院藏进行提件研究与学术交流等[94]；后又成立科学保存技术室，让博物馆可以通过先进的仪器技术和科学方法来研究、维护古物或复原古代技艺，使古物的寿命延长[95]；对于冷战时期的古代中国艺术史研究起到了推波助澜和集成的主导作用。[19][16][40][96]1978年10月至1984年10月期间也和国史馆共同就关外本《清史稿》进行审订编校，完成《清史稿校注》。[97]

杜正胜在2000年5月20日继秦孝仪接掌国立故宫博物院后，隔年7月向行政院提报故宫新世纪建设计划，其中包含以亚洲艺术文化为概念的南部院区筹建规划，借此将搜藏视野和研究范畴扩及亚洲各个文明，也让高度集中于台湾北部的文化资源通过分享能缩小南、北部文化权的差距，且扩大展览面积有助于提高藏品陈展数量和纾解北部院区展厅过度拥挤的人潮。游锡堃内阁先后在2003年1月3日和隔年12月15日核定此案设址于嘉义县太保市蒜头糖厂蔗田用地与国立故宫博物院南部院区筹建计划，之后纳入挑战2008国家发展重点计划国际艺术及流行音乐中心政策一环[98]。苏贞昌内阁于2007年1月17日提出将《国立故宫博物院组织法》第1条的搜藏「中国古代」文物改为「国内外」文物，遭到立法院否决[99][100]。2008年1月16日行政院发布《国立故宫博物院组织法》，同年3月7日核定《国立故宫博物院处务规程》，3月13日起施行的规程第5条中，即增设南院处。之后，国立故宫博物院南部院区筹建修正计划于2010年10月22日核定[101]，在历经杜正胜、石守谦、林曼丽、周功鑫[102]和冯明珠等5任院长接续推动筹备后，于2015年12月28日试营运，自此形成国立故宫博物院组织架构下，拥有位阶平行的北部院区和南部院区2座展览场域。[19][24][103]

从2001年的数字先导计划开始，国立故宫博物院陆续参与了国家科学委员会（今中华民国科技部）多项专题研究计划以及数字典藏与数字学习国家型科技计划，让教育资源可以通过多媒体艺术呈现和文化创意产业应用等方式，突破实体展览场域限制而更贴近大众。同时也将1975年起专门负责出版品发行和文化创意产品开发与销售业务的故宫文物图录印制作业基金纳入文物搜购业务，并更名为故宫文物艺术发展基金。2004年起用「Old is New时尚故宫」概念行销典藏，推出《国宝总动员》、《经过》、《盛世里的工匠技艺》和《透视内幕：国立故宫博物院》等多部3D动画片、电影和纪录片，教育推广之余也借此重塑新的形象。[104][105][106]继又参考美国博物馆协会和巴黎大皇宫博物馆联会等机构在各种类型授权业务的经营模式，于2006年援用文化资产保存法第69条制定收费标准[lower-alpha 36]，[108]带动整体营收增长，包括权利金、衍生性商品贩售、餐饮业务和各界捐款等在内的2014年度岁入为新台币25亿5,526万3,950元，门票收入约21.57%；岁出为新台币37亿3,063万7,647元，南部院区筹建款约43.75%。[lower-alpha 37]

国立故宫博物院从2007年7月起，搭配故宫周末夜表演活动于夜间开放参观，[25]后来整体开放时间随着参观人数逐年攀升而拉长，[112]2016年计有614万2,892人次造访为历年新高[lower-alpha 2]。除了提供专人导览解说、弱势社群的视障和手语导览、针对儿童的标准汉语及英语语音导览，一般民众有标准汉语、英语、日语、韩语、粤语、泰语、越南语、印地语、西班牙语、法语、德语、台语和客语等语言的语音导览，以及配合各项展览所建置的「带着故宫走」与「故宫常设展」等多款APP服务可选择[91][112]。历来举办的「赫赫宗周——西周文化特展」、「明四大家特展——唐寅」和「藏锋——陈澄波百二诞辰东亚巡回大展」等多项专题特展均名列当年度全球最受欢迎艺术展览[114][115][117][124]。也于1970年代挑选文物赴日本和韩国参展[lower-alpha 38]，华府国家艺廊率先在1991年以《豁免司法扣押法》[lower-alpha 39]保证借展文物于当地展出期间不受司法扣押或追诉影响来提出邀约[lower-alpha 40]，后续的美国[lower-alpha 41]、法国[lower-alpha 42]、德国[lower-alpha 43]、奥地利[lower-alpha 44]、日本[lower-alpha 45]和澳大利亚[lower-alpha 46]等国家主要博物馆也在取得具有同等效力的法律保障后，进而展开双方的合作计划。[lower-alpha 47][126][133][134]

国立故宫博物院北部院区全景

由上而下依序为正馆（第一展览区）；天下为公牌楼；行政大楼和由孙超所铸的铜狮[135]。

国立故宫博物院位于台北市士林区现址的北部院区，地212,000余平方，总楼地板面积58,145平方。[lower-alpha 48][136][137][138]正馆建筑设计起初由共同理事会常务委员兼两院迁建小组召集人王世在1961年邀请王大闳、吴文喜、杨卓成等5名建筑师以不公开竞图方式产生，后来王大闳结合密斯·凡德罗简约风格理念与双曲面倒伞状结构屋顶的现代主义建筑形式胜出；但副总统兼行政院院长陈诚对此结果不甚满意，评审之一的陈其宽转而委托建筑师黄宝瑜重新设计并运行此案。[84][14][139][140]1962年6月18日举行了开工奠基仪式，黄色正脊和绿色琉璃瓦盝顶式明堂建筑，配上米黄色石英质无釉面砖外墙，主体在1965年8月落成，同年11月12日激活。[141]两翼建筑和护龙大致沿用相同立面形式，分别在1967年8月和1970年3月完工，使正馆整体格局呈中轴对称的凹字形配置；该配置之建筑本体和前方地景、华表大道、天下为公牌楼等并于2020年10月26日公告列属台北市历史建筑[142]；后方钢筋水泥壁的山洞库房为1974年所建。[32][95]接着在2007年2月8日完成参观动线改善和建物耐震补强工程[25][lower-alpha 49]，现正馆面积为24,124平方[lower-alpha 50]。

行政大楼面积12,496平方，在1984年3月激活后，除了瓷器品项仍贮于山洞库房外，其余藏品陆续都移置行政大楼地下室自动化的库房内[95][124]，正馆展厅也全面创建起防火、防震、防盗和恒温、恒湿等管控措施。1996年4月激活开放的图书文献大楼面积13,814平方，大宗善本古籍和文件文献改贮藏于此。其中一楼1,220平方的场域规划为第二展览区[146]，用于举办各项特别展览；二楼至四楼的图书文献馆则采取开架陈列方式，供各界提阅古籍和文献的副本，以及阅览参考各种艺术文化、文物维护和博物馆学等类别的中、外文图书与学术期刊等。[147][148]由于院区馆舍空间仍不足以因应组织扩编后的办公需求及日益增加的典藏和访客量车潮及未来捷运人潮，时任院长林正仪任内提出「新故宫计划」，计划中的整扩建故宫北院包含图书文献大楼及研究大楼整建工程、第二行政大楼整建工程、新行政大楼及新图书馆新建工程、正馆整建工程及西南角增设无障碍电梯工程，共构未来台北捷运环状线Y28故宫车站。

此外，1983年10月在张大千遗赠的台北故居摩耶精舍成立张大千先生纪念馆；[136]隔年仿效养心殿西室书房于正馆四楼规划三希堂来提供游客茶点和热食。1985年和1994年于馆舍两侧再仿效中国园林分别设置至善园与至德园。[91]正馆右前方面积4,810平方由姚仁喜设计的帷幕墙建筑，是以BOT模式兴建运转的故宫晶华餐厅[lower-alpha 51]，自2008年6月25日开幕营运以来，除了结合国立故宫博物院藏品推出国宝宴，也提供各式中华料理和台湾小吃。[103][149]

上图为墨韵楼和飞白馆；下图为至美桥。

国立故宫博物院位于嘉义县太保市现址的南部院区，地约703,334平方。[150]博物馆主体建筑最初是由建筑师安东尼·普里达克在2004年11月24日的国际竞图中获得设计主导权，[151]国立故宫博物院南部院区筹建计划稍后在12月15日核定[19]。不过，其后遭特别预算冻结，运行阶段又先后发生景观和建筑顾问等标案违约终止契约所衍生的履约纠纷，以及莫拉克台风冲毁院区部分基地土堤造成损害等诸多问题[102]，致使计划一再延宕而做通盘检讨修正。2010年10月22日修正计划核定后，同年12月23日改委由中华民国内政部营建署代办兴建相关工程，并结合民间企业资源，分期建设院区。[101]

首期约200,000平方的博物馆区相关工程[101]，包括软件建置计划在内的整体工程预算约新台币79.33亿元，博物馆主体建筑核定兴建面积59,958平方，首期开发面积为38,413.07平方。[152]由姚仁喜领军设计监造的博物馆主体建筑工程和长度141.74的至美桥先后在2013年2月和11月动工，2015年12月28日激活试营运。他的设计理念是由象征水墨画浓墨和飞白笔法的博物馆主体建筑，以及衔接迎宾大道、至美桥延伸到中庭的流线形渲染笔法所构成。墨韵楼设有展厅和典藏库房；采用钢结构和混凝土建材，弧形外墙装饰着马赛克磁砖和35,861个5种尺寸的铸铝圆盘，罗列成似青铜器上的龙纹和云纹，赋与建筑如同青铜器般厚重沉稳意象。飞白馆设有售票、接待大厅、儿童创意中心、图书馆、礼品供应中心、餐饮部和多功能演讲厅等空间；通体采用钢结构和由玻璃帷幕曲墙包覆，别于墨韵楼仅用98个小圆窗引进自然光到参观走道，与墨韵楼一虚一实的交错，意谓着亚洲文明的交织融合。[19][153]

由左而右依序为范宽〈谿山行旅图〉，约1000年；郭熙〈早春图〉，1072年；[30]李唐〈万壑松风图〉，1124年。[60]

国立故宫博物院藏有9世纪中期以降持续至当代的绘画作品，形式上多为可悬于厅堂的水墨画挂轴。各种类型题材的水墨画作以画家仿真物象再现真理，走向内心自我投射的10世纪晚期至14世纪山水画对东方人文思想尤具启发，也是风景画发展过程中重要里程的见证。[60][155]像是范宽在中轴鼎立的山势下缀有商旅和建筑等点景，传达万物生息不灭，人如同浩瀚宇宙间短暂过客哲理的〈谿山行旅图〉；郭熙呈现冬、春交替之际，大地瑞雪消融和水气烟岚的复苏景象，同时以稳定构图寓意君臣伦理尊卑秩序的〈早春图〉；[30]李唐融合主峰鼎立与近景松林溪涧，展现大自然顽强生命力和诗意追求的〈万壑松风图〉；[60]马远描绘文士带着携琴僮仆外出春游，衣袖无意间触动了野花并惊吓到柳枝上啼莺的〈山径春行图〉；[76]夏珪在熟纸长卷上用渴墨绘形廓和肌理，随即以湿笔擦染，表现江南景色淋漓壮阔的〈溪山清远图〉；武元直描写苏轼偕同两位友人及船夫于赤壁夹岸江面泛舟夜游，缅怀古代英雄和战争场景的〈赤壁图〉；赵孟𫖯为弥补好友周密未曾造访祖籍齐州的遗憾，创作并致赠的文人画样式青绿山水〈鹊华秋色图〉；黄公望用修道余暇随兴添墨、补笔，花了3年多描写富春江一带景致和生活写照，后来却历经火殉劫难归来的〈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30]吴镇仰赖卜命理维生，通过作画来暗喻自己无所营求和渔隐向往的〈渔父图〉；[156]倪瓒一河两岸式构图，以荒瘠土坡和疏落枝叶反映自身节操清高的〈容膝斋图〉；[157]沈周为祝贺老师陈宽70岁生日绘制献上的〈庐山高图〉，以及描述自身在深山寒夜醒来，挑灯夜读沉思的〈夜坐图〉；文征明表达欣赏倪瓒高尚人格特质所作的〈江南春图〉，以及强化二度空间构图，让飞泉在满布松柏的画面中数折而下的〈古木寒泉图〉；[158]唐寅借由高士聆听松泉山籁，表明自己寄兴于山水、与世无争的〈山路松声图〉。[60]

文同运用飞白笔法和浓淡墨色描写悬崖边垂枝的文人墨竹画〈墨竹图〉；[60]宋徽宗赵佶以粗笔绘汀渚水鸟于粉笺纸上，粉笺经过长时间剥落后呈现出花鸟画朴拙趣味的〈池塘秋晚图〉；马远营造寒雪冷清意境，迫使白鹭鸶群蜷缩在岸滩和崖边的〈雪滩双鹭图〉；崔白通过敏锐观察，捕捉到两只山喜鹊向闯入领域的野兔鸣叫示威和对峙瞬间的〈双喜图〉；[45]刘贯道记录元世祖忽必烈偕同彻伯尔皇和侍从一行人在沙漠中驰骋狩猎情景的〈元世祖出猎图〉；[60]影响室町时期禅宗画深远的梁楷，他用减笔写意绘成的〈泼墨仙人图〉；[76]赵干呈现冬雪初降之际，渔家不畏天寒在江上捕鱼作活，岸上行旅因禁不起冷冽疾风而露出行进困难样貌的〈江行初雪图〉；[60]集陈枚、孙祜、金昆、戴洪和程志道等人的各家专长，融合历朝版本并增添明清时期风俗题材及单点透视原理而成的清院本〈清明上河图〉[159]；仇英描述百余名妃嫔、宫女和宦官们于春天清晨在宫苑活动情景，以及毛延寿为王昭君画肖像故事背景的仕女画〈汉宫春晓图〉；画家呈现晚唐宫廷女乐师们围坐在方桌前演奏乐器、饮酒品茗和休憩情形的〈宫乐图〉；[60]刘松年工笔重彩印度高僧倚着石榴树专注于思考，而一旁僧侣想用衣钵承接长臂猿所摘石榴一幕的〈罗汉〉；[45]张胜温笔下大理国宣宗段智兴率领文、武官员礼佛，以及绘有十六国王和数百名佛教人物的〈画梵像〉。[45][60]此外，由宋太祖赵匡胤以降历朝宫廷画家奉命绘制的159幅帝王和59幅皇肖像画[lower-alpha 54]，以及202幅先圣名臣人物画像[lower-alpha 55]，形象生动传神之外，也是研究《宋史》、《元史》和《明史》所载皇室衣冠妆饰和奉安祭祀礼制等方面的参考依据。[lower-alpha 56]

黄公望〈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1347年至1350年。[30]

赵孟𫖯〈鹊华秋色图〉，1295年。[30]

颜真卿〈祭姪文稿〉，758年。[161]

国立故宫博物院藏有7世纪以降持续至当代的书法、法帖和拓片，这之中的古代作品在汉字文化圈是书写记事和彰显书法家与知识分子学养品德的具体象征，其中有不少为书法学习者所取法，对于历来书风发展的轨迹和鉴别搜藏的品味都能有一个脉络可循。像是现代人便可通过唐朝人用双钩廓填法拷贝的〈平安帖〉、〈何如帖〉、〈奉橘帖〉、〈远宦帖〉和临摹的〈快雪时晴帖〉等信札，以及相传为欧阳询据王羲之原件所摹并刻碑上石的原石北宋搨〈定武兰亭真本〉[162]，来探究王羲之于楷书、行书和草书的可能风貌；孙过庭以章草骈文辞藻形式总结学习前人书法心得，并归纳分析学习书法理论和方法所作的〈书谱〉；朱巨川被朝廷授与担任大理评事兼州钟离县令官职的任职令〈朱巨川告身〉；怀素记述生平，以及摘录部分当时公众人物赠与诗文评价他狂草造诣的〈自叙帖〉；颜真卿在祭文草稿记录了姪儿颜季明奋勇抵抗安史之乱叛军却惨遭壮烈牺牲的行草书〈祭姪文稿〉，字里行间不时透露出书写时悲恸和愤慨的情绪起伏，[161][163]以及在得知朝廷平定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党羽并派刘清潭慰劳瀛州的消息后，用宽慰激动心情于蓝笺纸写下的行草书〈刘中使帖〉。[162]

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后的第三年，有感于仕途不得志和生活穷愁困顿而抒发的行书〈黄州寒食诗帖〉；黄庭坚歌咏景物并怀念与苏轼等人深厚情谊而写下的行楷书〈松风阁诗帖〉，以及用行书抄录改写寒山数则关于人生无常哲理的偈语禅诗〈寒山子庞居士诗帖〉；米芾接受林希邀请到太湖附近的苕溪游览胜景，在蜀素绢上创作数首记游和送行诗作的行书〈蜀素帖〉；[161][163]蔡襄请托人按照本帖澄心堂纸或另附张样制作百幅类似品质纸张所写的〈澄心堂纸帖〉[164]；宋徽宗赵佶形容满园繁花美不胜收，让人愿意化身为舞蝶随晚风迷失在花径中的瘦金书〈诗帖〉；宋高宗赵构赋与岳飞边关军务全权而写下的〈赐岳飞手敕〉[165]；吴琚行书出自蔡襄〈访陈处士〉诗文中，描述他在春暖时节前去友人住处拜访，感受到鸟语花香居家环境的〈七言绝句〉立轴；[161]赵孟𫖯在趵突泉游历归来，特别致赠好友周密的楷书〈趵突泉诗〉，以及他将书法运笔时的提顿起伏变化融入绘画、册页起首绘有苏轼白描画的行书〈赤壁二赋〉[89]；鲜枢为记录珍藏了一面稀有透光镜而以行楷书写下的〈透光古镜歌〉；[163]祝允明自认媲美张芝狂草境界的〈杂书诗帖〉[89]；文征明追求王羲之如同冰一般清秀高洁笔法所写的小楷书〈醉翁亭记〉。[163]

苏轼〈黄州寒食诗帖〉，1082年。[161]

古籍主体部分是原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藏书，皆为珍稀古籍。这部分古籍曾在二战中暂存美国国会图书馆至1965年交还台北中华民国政府。暂存期间，美国国会图书馆曾将这些古籍摄制成微缩胶卷。这批胶卷售卖给世界各大图书馆。其中有2000多卷成为现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微缩中心国家母片库的珍贵数据。2009年，中国政府利用这批胶卷和北京国家图书馆典藏的古籍制作了《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

由左而右依序为〈宗周钟〉，前9世纪中期；〈散氏盘〉，前9世纪中期；〈毛公鼎〉，前9世纪晚期。[27]

国立故宫博物院藏有1,900余件在青铜时代被视为王权合法性依据和阶级身分象征的宗庙彝器，这些前16世纪至前3世纪中期的先秦铭文青铜器多半是已经过除锈上蜡处理的熟坑青铜器，为金石学家探究上古史的第一手数据和书法家研习大篆的文本。[27][29][166]像是〈宗周钟〉钟面所铸123字[lower-alpha 57]大篆书法叙明周厉王因为亲征获使南方和东方26国臣服而下令铸造此甬钟，并以祭天追孝方式祈求福祐子孙，是件钟面饰有夔龙纹和36枚乳突，鼓部中央和侧边可以敲出两个不同频率音响的双音钟；〈散氏盘〉腹内350字[lower-alpha 58]约剂条文记载着夨国用赔偿田地来作为侵略散国的代价，以及转让田地时履勘的经过，是了解西周土地契约制度的实物文献，它横扁体势且奔放风格的大篆书法实际上已打开了草篆书风的先河；〈毛公鼎〉腹内的500字[lower-alpha 59]册命书即显示周宣王初即位时中兴的企图心，因此授与天子之下一人的管理职权和丰厚的赏赐给他的叔父毛公，还诰诫叔父和他的族人要忠心辅佐并肩负起保卫宗室的责任，散文内容无一不是传达出周天子对叔父的深切期许；〈颂壶〉在盖和器沿口有一组152字[lower-alpha 60]相同字样的大篆，记录颂接受册命的典礼流程，包括颂在周王即位后进入宗庙中庭并出示命书，接着史官宣读由颂掌管周室仓库和所受赏赐，颂在接过命书佩带出庙后，再返回献纳觐见用的玉璋等细节，文末不忘提及慎终追远的观念。[27]

商朝的青铜器在形制和纹饰变化上更具巧思，像是器身布满夔龙纹和鸟鱼纹，腹内有龙纹浮面居中的大型水器〈蟠龙纹盘〉；[167]该院所藏17件铸有亚丑族徽的青铜器，其中9件为方形器，特征在合范处都有突出的双钩棱脊装饰，且配合器形外观改以方形雷纹衬底，像是殷商晚期方形酒器〈亚丑方觚〉；器身各处饰有雷纹、夔纹、鸟纹和饕餮纹的〈亚丑方簋〉，双耳是以兽首啣鸟附垂珥做为装饰；大口折肩〈亚丑方尊〉，活动式的8个兽首是利用榫卯结构独立铸造；[168]腹底有「作宝簋」铭文的〈双龙纹簋〉，各异的双龙首盖、菱格纹器身和夔纹圈足，加上双半环耳附垂珥，罕见于商、周两朝簋器；[169]新莽刘歆在9年（始建国元年）派人遵循《周礼·考工记》所载制作的10进制度量衡〈嘉量〉，216字铭文说明全器斛、斗、升、合、龠等5个量体的尺寸和容积计算方法，据此可以考订宫声的音律并得知所采用的圆周率为3.1566。此外，还有购藏和受赠自彭楷栋旧藏的438件亚洲各地金铜佛像[lower-alpha 61]，像是着袒右肩式僧衣结跏趺坐于仰覆莲瓣的须弥座上，左、右手分别握衣角和施无畏印，下层台座的前、后及两侧分别有2只回首立雕狮子、55字题记与供养人浮雕，另铸的背光正面内、外圈分别雕有7尊佛像及Ｕ形火焰纹，背面有佛诞生、初转法轮和《维摩诘经·文殊问疾品》等场景的477年（北魏太和元年）青铜镀金〈释迦牟尼佛坐像〉。[168]

由左而右依序为汝窑〈青瓷无纹水仙盆〉和汝窑〈青瓷莲花式温碗〉，约1086年至约1106年。[171]

相较于国立故宫博物院所藏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彩陶立枭罐〉和龙山文化的〈黑陶高足杯〉各自展现初民对窑烧技术的掌握和功能需求上的差异，[172]陪葬品形式存在于古代丧葬文化中的西汉〈黑陶茧式壶〉和唐朝〈灰陶加彩仕女俑〉等陶器，以及邢窑〈白釉玉璧足茶碗〉、五代时期的越窑〈秘色青瓷洗〉、翡色釉里带有透明质感的高丽〈青瓷花形钵〉和江户时期描绘仙人乘锦鲤在海上遨游的伊万里金襕手样式有田窑〈五彩琴高仙人碗〉[173]等瓷器典藏，宋朝以降五大名窑瓷器、明朝官窑瓷器、盛清画珐瑯和洋彩瓷器等10世纪中期至19世纪供皇家御用的官窑瓷器是该院藏瓷特点。像是该院所藏21件以玛瑙入釉[17]、满釉支钉烧的北宋汝窑瓷器中，简约造型里带有如雨过天青般釉色的温酒具〈青瓷莲花式温碗〉，以及釉面没有开片纹路的〈青瓷无纹水仙盆〉；织锦缎背心有刻划缠枝牡丹纹饰和印花的〈白瓷婴儿枕〉等近800件定窑瓷器搜藏[174]；外形取自青铜器，颈腹饰有两道凸起弦纹和一对管状贯耳的南宋官窑〈青瓷贯耳壶〉；颈部饰有一对凤凰附耳的粉青釉龙泉窑〈青瓷凤耳瓶〉；全器施米色青釉的哥窑〈米色高足碗〉；葡萄紫泛蓝釉彩窑变的〈钧窑丁香紫尊〉等100余件钧窑瓷器藏品[175]；钴蓝釉面金银描绘痕迹显示受到伊斯兰艺术影响的元朝景德镇窑〈霁青单把杯〉和〈霁青盘〉成套酒器。[92][176][177]

壶身用钴料彩绘转枝莲花和海涛纹的明成祖永乐年间〈青花瓷花卉纹扁壶〉，以及瓶腹绘有回首三爪蟠龙，瓶颈和口沿有枝莲等花卉纹饰的〈青花龙纹天球瓶〉；因壶口似僧伽帽得名的明宣宗宣德〈宝石红釉瓷僧帽壶〉，以及调味用壶〈祭红刻花莲瓣卤壶〉和〈霁青刻花莲瓣卤壶〉等；藏有传世90%以上数量的明宪宗成化瓷器[178]，像是结合釉下青花和釉上黄、绿、红三色，呈现两组子母鸡觅食于野地享天伦乐的〈斗彩鸡缸杯〉10件[lower-alpha 62]，以及绘有象鼻夔龙舌吐莲花和如意云的成对〈斗彩瓷天字夔龙纹盖罐〉；罐身绘满麋鹿、花卉、桃实和云朵的明神宗万历〈五彩瓷百鹿尊〉；20件烧造于养心殿造办处珐瑯作坊的清圣祖康熙〈宜兴胎画珐瑯四季花卉方壶〉和〈宜兴胎画珐瑯四季花卉盖碗〉；集文人诗、书、画、印于一器的成对〈珐瑯彩瓷赭墨山水碗〉和成对〈珐瑯彩瓷红地梅竹先春碗〉等198件清世宗雍正珐瑯彩瓷；所藏500余件清高宗乾隆珐瑯彩系列瓷器，其中洋彩瓷器是在珐瑯彩瓷基础上融合西方绘画技法的又一创新，像是成对〈瓷胎洋彩霁青描金游鱼转心瓶〉、〈瓷胎洋彩红地团花山水汤碗〉和〈瓷胎洋彩瑞芝洋花蝉纹尊〉等「乾清宫头等瓷器」，反映出清朝皇帝想吸取西方文化经验并超越的企图心。[92][177][179][180]

由左而右依序为〈肉形石〉，17世纪；〈翠玉白菜〉，19世纪。

国立故宫博物院典藏的新石器时代以降玉器，多为伦理上的敬天法祖和玉殓葬习俗所使用，原因在于东亚初民相信玉石蕴含通灵能量，所以巫师便通过玉石制作的祭器施法来沟通人神。像是兴隆洼文化的〈玉耳饰玦〉和〈玉弯条形器〉[181]；红山文化以玄鸟衔天命繁衍氏族意象的〈玉勾云形佩〉和曲浑圆的〈玉猪龙〉；[182][183]龙山－齐家系外径38.7至39.4宽的〈玉璧〉；有47.2高、17节68个神衹和祖灵小眼面纹，体现良渚文化天圆地方宇宙观和崇敬信仰的〈玉琮〉；龙山文化双翼牛角抽象面纹和狰狞具象面纹一体两面的〈玉人面纹圭〉等象征史前权力的礼器。伴随人文主义兴起，玉器自前20世纪开始淡化通灵色彩，逐步形成以圭璧组配为玉礼制的内核，[182]像是夏朝发兵或调遣军队信物的〈牙璋〉[184]；商朝祭典中用来招降、依附神灵的〈龙冠凤纹玉饰〉；[182]由163件玉石串成的西周〈带璜组玉佩〉和缝缀着26片玉饰的丧葬面罩〈覆面玉石饰件〉；受到黄老道家思想潮流影响，汉朝贵族用来承接露水调玉屑服食以达到成仙目的，有a字形单柄的〈玉高足杯〉[185]；融合西域元素的〈玉龙纹角杯〉和营造具有动态张力、意在能够羽化登仙的带翼神兽〈玉辟邪〉等象征阶级身分的墓葬品。[177][182][183]

唐玄宗和宋真宗在帝国承平时期先后于725年（开元十三年）和1008年（大中祥符元年）举行封禅典礼，在社首山筑坛祭祀地衹仪式中各自所使用的祝祷文隶书〈禅地祇玉册〉，以及附有52件饰有龙凤纹和卷云纹玉匮嵌片的楷书〈禅地祇玉册〉，都是能够补足《旧唐书》、《新唐书》、《宋史》和《宋会要》等史籍阙漏并刊正传讹的实物文献。[182][186]10世纪中期至19世纪趋于写实、多元样貌的玉器是国立故宫博物院藏玉大宗，[29]像是辽朝或北宋皇室所属，双面雕有三趾龙和镂空卷草纹饰的〈玉镂空龙纹盘〉[182]；南宋仿三代玉壁双螭纹和如意云纹形制的〈螭纹璧〉；大雁在春天荷塘花丛窜走的元朝〈玉大雁带饰〉；传达鲤鱼在跃过龙门，瞬间幻化成鳌这个过程的明朝〈玉鳌鱼花插〉；[187]外观似荷叶形体、叶上有一双璃、一只螃蟹和黄甲登科吉祥话语的〈玉荷叶洗〉[182]；将玉髓巧雕、石皮加以染色，呈现出东坡肉入微的毛细孔和肥瘦肉相间质感的〈肉形石〉；清高宗在迎接70岁和80岁生日前夕，为了期勉自身励精图治而下令制作的碧玉〈古稀天子之宝〉玺和〈八征耄念之宝〉玺；利用翡翠颜色分布巧雕，以绿叶白梗象征清白，叶上各有一只螽斯和蝗虫寓意子孙绵延的清德宗瑾妃嫁妆〈翠玉白菜〉。[177][182][183]300余件来自南亚、中亚和西亚至东欧的15世纪至19世纪早期伊斯兰玉器搜藏，像是帝国沙加罕时期融合瓠瓜和莲花外形、欧洲莨苕叶纹装饰柄端和器缘的碧玉〈瓜瓣杯〉；运用高纯金镶嵌技法制作出规律对称花叶纹的〈嵌红绿宝石白玉盘〉和〈碧玉金丝盘〉，以及三角形铁质剑身后端有镀金黄铜饰片和H形玉制剑柄上镶嵌有宝石与金箔包覆铁丝线装饰的〈卡塔尔短剑〉[173]；将每瓣花叶纹浅浮雕成圆形或椭圆形凹窝的帝国〈雕花盖罐〉。[182][188][189]还有汪精卫1941年6月访问大日本帝国时，献给昭和天皇的〈碧玉屏风〉、香淳皇后的一对〈翡翠雕花鸟瓶〉和贞明皇太的一对〈白玉花鸟瓶〉。[190]

2022年10月28日，国民党立委陈以信在立法院指出，同年2月国立故宫博物院进行「数字典藏」及清查时，有员工不慎打破清代龙纹碗，而故宫院长吴密察涉嫌下令掩盖此事[191]。2022年10月31日，故宫博物院向立法院递交了初步调查报告，报告显示导致文物毁损的可能原因包括：关上储存文物的铁箱时，因人为施力按压或空间缩减导致文物碰撞、或是之前就有肉眼无法看见的暗伤或裂璺[192]，并发表声明表示绝无隐匿之事[193]。11月3日，故宫博物院决定就该事件惩处两名职员，其中一人记一大过，另一人记申诫二次。[194]

2022年，故宫博物院计划于正馆大门设玻璃入口亭，由于担心屏蔽整体意象，遭文资会强势否决。2024年，故宫坚持设立入口亭，并规画二楼设咖啡厅，民间团体担忧故宫变得「不中不西、不伦不类」，且若发生火灾意外，国宝文物恐付之一炬，疾呼各界正视。对此，在故宫任职卅二年的退休编纂宋后玲批评，故宫是具代表性古典宫廷建筑，多次整修都维持完整样貌，正门扩建入口亭「不中不西、不伦不类」，丑化了故宫，花两亿多预算盖入口亭，只会浪费公帑，沦为国际笑柄。[195]

• 《经过》（2004年）
• 《天边一朵云》（2005年）
• 《穿墙人》（2007年）

• 《瑰宝1949》（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