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先秦是中国散文的成熟期和第一个繁荣期[3]。目前可知中国最早的散文集，是《尚书》，专记言辞；而最早的一篇散文，应属《尚书‧商书》中的〈盘庚〉。历史学者一致认为这是殷商可靠的文献。盘庚相传是商朝的中兴君主，他曾经迁都到殷地去，却遭到臣民的反对，因此作了三次演讲，说明必须迁都的原因[4]。〈盘庚〉三篇，就是这些演讲的纪录[4]。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思想史上百家争鸣的时代，他们各自提出如何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的主张，散文的发展因而突飞猛进，产生哲理散文与历史散文[3]。哲理散文著名的诸子散文有记载老子思想的《老子》、以及许多重要思想家自己撰写的，如《墨子》、《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荀子》等等[5]；而《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记载春秋、战国时代各国的政治、军事、外交活动和重大事件，以及游走于各国的策士、说客的言论，可归之于历史散文，为中国叙事文学树立楷模[6]。

清代章学诚的《文史通义‧诗教上》：「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不论思想内容、形式技巧或语言风格，先秦散文都为后代奠定深厚的基础，产生广泛的影响。

散文以此为基础，综合儒、道、法三家的思想，更进一步与时代紧密结合，发挥经世济民的功能。

汉代散文可分史传散文、政论散文和哲理散文三类。史传散文有《史记》及《汉书》；政论散文有贾谊《治安策》、《过秦论》、晁错《言兵事疏》、《论贵粟疏》；哲理散文有刘安《淮南子》、王充《论衡》等。

贾谊的《论积贮疏》、《过秦论》、《治安策》，鼌错的《言兵事疏》、《论贵粟疏》，邹阳的《狱中上梁王书》，桓宽的《盐铁论》，王符的《潜夫论》，崔实的《政论》，仲长统的《昌言》，皆是内容丰富、立论精密，语言朴实[7]。历史散文一脉，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延续《左传》基础而有更宏观的视野[8]，它不但是文学和史学的典范之作[9][10]，更是司马迁一生理想、热情的心血结晶[11]，后代唐、宋以迄明、清的散文作品，都深受其人、其文的影响[12]，紧接着是东汉班固的《汉书》，其书断取西汉一代，对于后代正史之体例有其影响[13]，另外在文本方面，《汉书》与《史记》比较起来，喜用古字，尚藻饰，用排偶，已可看出六朝文风的开端，两者交相辉映，构成中国史书的最佳典范[13]。其他政论性的散文有王充的《论衡》、仲长统《昌言》、刘劭《人物志》、桓宽《盐铁论》等[7]。

先秦、汉代散文，记载、诠释历史，或针砭、议论当代，或为解决问题而出，或为陈述理想而着，其动机、其目的本不在文，所以各家散文，各有其特色；这就是唐、宋以来散文作家孜孜以这两个时代的散文为典范而大力提倡的基本原因[7]。

魏晋南北朝是继春秋、战国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二者之不同在于春秋、战国时期为封建解体和国家形成的过渡阶段，是一个由分而合的过程；魏晋南北朝是在大一统的汉帝国灭亡后的分裂时期。由于政治环境的混乱、儒学的衰微与玄学的兴盛、道教佛学的传布等等因素，造就这个时期独特的文学品味和风气[14]。这时的散文大抵上追求「美」，讲求形式，注重辞藻，而个人情感加重许多，这一时期的风格，倾向于精致细腻，与先秦、汉代恢宏壮阔的散文大为不同，而是以代表此文风，来表现出山水之美[15]。山水是自然的，政治、经济、社会是人为的。面对人为种种混乱和黑暗，文人从山水之美寻找寄托、慰籍[16]。

此一时期的散文作品，有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和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为代表[15]。《水经注》文本精美、文笔流畅，呈现雄奇秀丽的山水景色，生动而有韵味，对于后代的山水游记影响极为深远[15]；《洛阳伽蓝记》描述洛阳的佛寺园林，文本简洁，辞采丰美，而记述详实，反映当代的社会面貌和豪门、僧尼的淫侈生活[15]。其他的山水小品，皆是字句秀丽，意境高远，趣味隽永，充分表现出此一时期文人的心态。

唐代不同于汉代，在于文化的包容力较强，因此魏晋以来的佛、老思想以及唯美文风依然持续[17]。一直到中唐，韩愈有见于国家日趋衰微，针对六朝时骈文的奢华风气，开始号召古文运动，力图以朴实明畅的散文，取代华而不实的骈文，因此易写、易读的散文，在唐诗盛行的时代，曾一度风行起来[18]，不过到了晚唐、五代，古文运动渐趋衰落[19]。

韩愈的创作，语言明快畅达，文气充厚贯注，不论论说、叙事、抒情，都有极高的成就[18]。古文运动的另一倡导者柳宗元则以山水游记及寓言短文，显表散文优于骈文的例证。柳宗元山水游记借山水以写自身遭遇和感慨；寓言短文则短小警察，或评时政，或讽人性，皆犀利而又深远[18]。

后来到了北宋中期，欧阳修继承韩愈为职志，领导当代古文运动，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和王安石为先导者[19]。其六人加上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并称「唐宋古文八大家」[19]，其文兼有历史散文之事、哲理散文之理以及魏晋南北朝之情，三者兼具，散文至此已到巅峰，因此在中国散文的写作史上，留下辉煌的一页[19]。

在金、元散文不振，作家沉寂之后[20]，明代散文的发展。由于八股取士的政治特色，使当时的一些知识份子产生对八股文的反动，以前后七子为首的文学集团，主张拟古、复古，强调「文必秦汉，诗必盛唐」[21][22]。造成那时对秦汉散文仿真的风气大盛，拟古风气笼罩明代文坛约一百年[23]。然而一味地抄袭、仿真，终究不是良好的创作心态（来源请求：以谁的标准而言？），产生的作品价值有限。因此，唐宋派反对拟古派的仿真，公安派和竟陵派等亦反对仿真风气，公安派强调文学应独抒性灵，不拘格套[24][25]，另外小品文的出现，倒是为明代的散文，注入了一股新的气息[26]。

清代延续明代出现风格率真、浪漫的小品文，以张岱、李渔与袁枚为主；又有侯方域、魏禧和汪琬合称「清初散文三大家」[27][28]。但是他们的文风不受道学学者支持，这些学者发起复兴唐宋文风的古文运动，此即桐城派，其继承归有光的「唐宋派」古文传统。创始人方苞与刘大櫆、姚鼐有「桐城三祖」之称[29]。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他的古文主张，在提倡「义理（内容合理）、考据（材料确切）、词章（文辞精美），三者不可偏废。」讲究义法，提倡义理，要求语言雅洁，反对俚俗。后来曾国藩发展成湘乡派，恽敬和张惠言发展成阳湖派[26]。

清朝甲午战争后，文体渐有改变的趋势，以梁启超的《政论》作为代表，他的文体浅近，间杂俚语，已与清代桐城派的古代大为不同[30]，1917年，胡适和陈独秀等人提倡文学革命，以白话文为中国文学的正宗，主张创建通俗易懂的社会文学，那时青年学子，群起风从[30]，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现代散文吸收了西方的思潮，被鲁迅等作家推广之后，成为与诗歌、小说和戏曲并列的文学主流。

现代散文多用语体，较为平易，较少摹仿古人，较欧化，着重个性，题材较广，较多幽点与讽刺。散文易读、易写的特性，使这种文体被运用得极广。学生的作文，也几乎都是用散文的形式表达，可说是人人懂写。

古罗马的散文发源于加图（前234－前149）的演说文，繁荣于“黄金时代”，即共和国末期和屋大维执政时期。这一时期罗马的政治斗争、阶级矛盾异常激烈，统治阶级的法律体系已经开始形成，这就使得许多政治家热心于雄辩术的研究，致使散文这一文体得以迅速发展。

西塞罗（前106年－前43年）是这一时期最著名的散文家。他年少时曾学习哲学和法律，并做过一段时间律师。43岁进入政界任执政官，后任西西里总督。内战时期他追随庞培反对恺撒，维护贵族元老派的立场，后来在政治倾轧中被刺杀。

西塞罗的主要散文成就是演说词和书信。他的书信现存约900封，主要包括《致阿提库斯书》16卷、《致友人书》16卷。这些书信反映共和国末期的社会生活，描绘形形色色的政治人物，风格接近口语。其演说词传世58篇，分为法庭演说和政治演说两类。西塞罗的散文注重材料的程序组织，句法考究，词汇丰富，段落对称，音调铿锵，被成为“西塞罗句法”。他的演说具有很强的鼓动力量，有时甚至不惜用侮蔑和歪曲事实的手段来感染观众的情绪。

西塞罗对拉丁语散文的贡献非常之大，他确立了拉丁语文学语言“准确、流畅、清新、雄浑”的原则。其散文风格对后世影响深远，成为欧洲诸民族散文的楷模。他的政敌恺撒甚至曾公然称赞他：“你的功绩高于军事将领，扩大知识领域比之于扩大罗马帝国的版图，在意义上更为可贵。”

凯撒（前102年－前44年）是奥古斯都的养父，古罗马历史上有名的军事家、政治家、独裁者，于前44年被共和派刺杀。他在散文上的贡献主要包括历史著作《高卢战记》七卷和回忆他和庞培之间战争的《内战记》三卷。其散文语言简洁凝练，朴实无华，体现了和西塞罗迥异的风格。

此外，历史学家萨卢斯特（前86－34）和李维（前64－17）也发展了拉丁语文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