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政府

1911年辛亥革命时的武汉中华民国军政府

1911年10月11日，武昌起义爆发第二天，革命党人在武昌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这是「中华民国」名称第一次使用在中国的政权机构上。1912年阳历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于南京成立，标志着中华民国的正式建国；但迟至同年3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制定以及临时政府北迁至北京后，中央政府组织才完整的创建起来，并正式取代清朝政府成为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

1913年，北洋政府依《临时约法》正式成立，采用大总统与国务总理双首长为主的三权分立制度：行政权以及外交、军事等涉外事务归大总统与国务总理、立法权归中华民国参议院，司法权归法院。经过折冲后，北洋政府采取接近内阁制的双首长制。总统与总理均由参议院选出，总统职务为运行法律、发布命令、统率全国陆海军队、任命官员、外交权、依法宣布戒严、特赦、减刑复权。不过，以上各权力之行使均需经由参议院同意。由总统任命的国务总理则负责实际内政治理及法律副署权。虽然制度设计如此，在此期间有数次对中华民国政府体制造成挑战的事件发生。1912年，担任大总统的袁世凯将总统职权扩大，甚至于1915年短暂宣布施行帝制。1916年，北洋政府虽短暂回归双首长制，不过仍发生府院之争的混乱场面。但总体来说，北洋政府时期是中国民主社会的开端，其民主程度胜于日后国民政府的党国体制[1]。

孙中山自1917年起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以与北洋政府抗衡，但其主权治权仅及于南方省份，且不被国际社会承认。1925年7月1日，中国国民党于广州成立国民政府以改组原有的军政府，并发动以统一中国为目标的北伐战争，但至国民革命军于1928年6月攻克北京后，国民政府才获得西班牙、德国、法国等国普遍承认。1928年12月，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决定除去五色旗、名义上服膺国民政府后，国民政府取代北洋政府、成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国民政府特色为委员制，具有合议型、临时编组、任务型等性质。一般来说，政府的运作主要决策者为国民党遴选之国民政府委员所组成的国民政府委员会，其最高代表者为国民政府主席，为名义上之国家元首。依照五权宪法理论，国民政府陆续设置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做为国家权力的运行机关，与国民政府委员会构成行宪前「一府五院」体制之雏形，但政治权力仍在国民政府委员会手中。如再就职权细分，国民政府主席与国民政府委员会共同负责外交、军事等涉外权力，内政则由行政院负责。而除了国民政府委员会之外，国民政府也有许多机构多采取委员制。依照《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委员定额早期为12至16人，1930年代之后增为24至36人，而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立法院院长、司法院院长、考试院院长、监察院院长、及其副院长均由该委员会推选。而国民政府从1930年的第一次蒋中正内阁开始共组阁过十数次。

1948年5月20日，蒋中正与李宗仁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行宪后第一任总统、副总统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首都南京陷落，国民政府迁往重庆。在1938年宣布实施战时政府体制，军事指挥权由国民政府主席转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这段时间的政治权力均掌握在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中正手中。抗战胜利后，要求尽快行宪的呼声再起。有鉴于此，国民政府于1946年召开制宪国民大会，会中以政治协商会议宪法草案决议案为蓝本制定《中华民国宪法》，确立现今「一府五院」的中央政府架构。此外，宪法规定在中央政府之上设有国民大会，具有国会的性质。1948年，召开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1948年中华民国总统选举正式选举第一任中华民国总统及中华民国副总统，新的中华民国政府体制正式创建，国民政府走入历史。为了因应当时第二次国共内战全面爆发的政治情势，国民大会同时制定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使总统与国民大会的权力得以扩张。

1949年第二次国共内战战败后，中华民国政府迁移到台湾，继续维持原有的政府架构，也未更动宪法本文；但当时执政的国民党政府鉴于巩固在台统治、以及台海两岸的军事与政治对峙，仍继续施行《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并长期实施台湾省戒严令。直到1990年代，中华民国政府开始对宪法进行重大修正，废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在宪法本文之外另定《宪法增修条文》，在其中加入了许多针对台湾所设计的内容。之后，中华民国政府在1991年至1992年进行国会全面改选、1996年起施行正副总统直接民选。这一连串的民主化措施，让中华民国从威权体制转化为落实《中华民国宪法》第二条「主权在民」原则的民主共和国家，也让代表「国民主权」的中华民国政府具有更强烈的合法性与正当性[2][3][4]。2000年的第十届正副总统选举，由民主进步党执政，这是民主进步党自1987年创党以来第一次执政，也是国民党首次成为在野党，达成中华民国史上首次政党轮替。

在2005年召开任务型国民大会之后，国民大会被停止运作，其职权被移转到立法院或由人民直接施行、公投复决，大幅改变了中华民国宪政体制的架构。

中华民国建国至今，历经了多次的正副总统、立法委员、县市长与地方民意代表的直接选举、罢免与数次的公民投票，中央政府至今亦达到共三次政党轮替及立法院多数党轮替，已发展出成熟民主制度并深化主权在民原则。

清代地方制度，为行省、道、府、县等四级。民国创建，北洋政府时期简化为省、道、县三级，国民政府废道，旋又于省、县之间设行政督察专员区[9]^:7。当时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区分并不严谨，且常有地方势力割据。后制定《中华民国宪法》时，规定地方政府分为省、县两级（但不限制县以下的地方层级），中央政府需制定《省县自治通则》，各省、县政府再以此制定自治法实施地方自治；但宪法于1947年施行后，内战已全面爆发，《省县自治通则》因而无法制定，行宪前的地方自治法律也继续沿用。

1949年政府迁台后，在《省县自治通则》无法立法的情况下，行政院于1950年4月通过由台湾省政府以行政命令制定的《台湾省各县市实施地方自治纲要》，成为台湾省实施地方自治的基础。台北市、高雄市于1967年、1979年分别升格为直辖市后，行政院仿效台湾省之前例，分别制定《台北市各级组织及实施地方自治纲要》与《高雄市各级组织及实施地方自治纲要》作为自治准据。当时各省、直辖市之行政首长均为中央派任，而上级政府侵夺下级政府权限的情形也时常发生[10]。

为贯彻地方制度法治化，立法院于1994年制定《省县自治法》及《直辖市自治法》，同时废止其他以行政命令制定之地方自治法律，正式创建起地方自治之法制体系；台湾省省长、台北市市长、高雄市市长于同年底首次由民选产生。同时1997年修宪后也规定，地方自治法源另订。

1998年，配合修宪实施省虚级化，省丧失地方自治团体的地位，省政府转型为中央派出机关。为整体规范地方制度基本法律，立法院于1999年制定《地方制度法》取代《省县自治法》和《直辖市自治法》[11]。2018年，政府再施行省的「去任务化」，省级机关实务上停止运作。

中华民国目前有226个地方自治团体，包括6直辖市、13县、3市、146乡（含24山地乡）、38镇、14县辖市、以及6直辖市山地原住民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