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

班彪鉴于武帝时，司马迁着《史记》，止于武帝太初年间，太初以后便阙而不录。后扬雄、刘歆等虽为缀续，但多鄙俗失真，不足以踵继《史记》，班彪乃发愤继续前史，终作成「后传」（列传）六十五篇。同时班固以班彪所续前史未详，因「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究，欲就其业」，遂本其父所作，潜精研究，续成其书，踵继先人之业。

班固亦有歌颂汉朝功德之意。《汉书叙传》中，班固曾述其撰书之旨谓：「虽尧舜之盛，必有典谟之篇，然后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故知班固撰《汉书》以颂汉朝之功德。

《汉书》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的记载，上起刘邦被封为汉王元年（西元前206年），下终王莽地皇四年（西元23年），以西汉一朝为主，同时亦囊括了四年楚汉之争，十五年王莽改制，共二百三十年的史事。全书包括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凡一百篇，共八十余万言。至唐代颜师古以《汉书》卷帙繁重，便将篇幅较长者分为上、下卷或上、中、下卷，成为现行本《汉书》一百二十卷。《汉书》中所载汉武帝以前之纪、传，多用《史记》旧文，武帝以后之史事，则为新撰。汉书虽沿用史记旧文，却补充了大量新的资料，并非完全抄袭。如纪，大量增补了当时的诏令等文献，因此比史记更显得有史料价值。

《汉书》开创了断代为书的先河，体例亦为后世所本。盖自秦汉以来，均为君主专制政体，本朝人往往不敢直评本朝政治，忌讳甚多，而断代史较合著者之心理，因前朝已亡，评述前朝政事，危疑较少，较易发挥。故《汉书》一出，此后正史均以断代为史。

另外，《汉书》亦继承纪传体优点，此后正史均沿用纪传体之体例。纪传体是以人物传记为中心，虽然各自独立成篇，但彼此间又互有联系，因此全书可以合成一整体。它既能扼要枚举历史发展的大概，又可以详细记述有关的史事。既便于查看个别人物活动的情况，又能顾及典章制度的历史沿革，其优点极多，使纪传体能为后世史家所采用。

此外，《汉书》亦扩大了历史研究的领域。《汉书》十「志」，《食货志》为经济制度和社会生产状况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沟洫志》有系统地敍述了秦汉水利建设；《地理志》是中国第一部以疆域政区为主体的地理著作，开创了后代正史地理志及地理学史的研究；《礼乐》、《郊祀》、《刑法》三志分别记载政治、军事、法律和有关的典章制度；《五行》、《天文》和《律历》三志，都是研究古代自然科学的宝贵数据。《艺文志》论述古代学术思想的源流派别及是非得失，是一部极珍贵的古代文化史数据。

同时，班固也开创了目录学，《艺文志》采用了刘歆《七略》的分法，将古代的学术著作区分为六大类三十八小类，加以论述，使人们对各学术流派的演变与发展，有更清楚的了解。加上，又保留了《七略》的大概面貌，成为人们研究上古至西汉末年旳学术发展演变的重要著作，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图书目录及学术文化史。

再言，《汉书》确立了书志体。十「志」规模宏大，记事丰富，对于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都有较详细的记载，特别是有关汉化部分更为详细。书志体始创于《史记》，《汉书》加以发展，后代正史的志，大抵以《汉书》十「志」为依归。书志体也成为后世典章制度史的编着所模仿，如唐代杜佑《通典》。

另一方面，《汉书》也保存了珍贵的史料，西汉一代有价值的文章，《汉书》几乎搜罗殆尽[2]。它既袭用《史记》的数据，又添加了不少史料，在收录人物的同时，多引述其政治、经济策论，如《贾谊传》收入《治安策》、《晁错传》收入《言兵事书》等。同时，也为史事拾遗补缺，如《萧何传》增补了「项羽负约，封沛公于巴蜀为汉王」的史事。

除此之外，《汉书》亦记载少数民族历史。《汉书》继承《史记》为少数民族专门立传的优良传统，运用新史料将《史记·大宛传》扩充为《西域传》，敍述了西域几十个地区和邻国的历史以补充，增补了大量汉武帝以后的史实。这些记载，均是研究亚洲有关各国历史的珍贵数据。

《汉书》因受诏作书，文本较为严谨，长于叙事与描写人物，详赡谨严，艺术成就甚高，亦能暴露现实和反映生活。文本则整炼工丽、着重彩藻，用赋家的笔墨撰写历史。

自东汉服虔、应劭注《汉书》以来，唐朝颜师古、清朝王先谦双峰并峙，乃《汉书》注家中之巨擘。颜师古在《汉书叙例》列出的注释家有二十二人，有学者指出荀悦似不应列入，荀悦依《左传》体改编《汉书》为《汉纪》，但并未注释《汉书》。王鸣盛推测：“大约晋灼于服、应外，添入伏俨、刘德、郑氏、李斐、李奇、邓展、文颖、张揖、苏林、张晏、如淳、孟康、项昭、韦昭十四家。臣瓒于晋所采外添入刘宝一家。”[3]

天一阁收藏明刻本《汉书》

后世学者对《史记》、《汉书》的评价大异，或褒《史记》贬《汉书》，或褒《汉书》贬《史记》。唐朝以前比较重视《汉书》，宋朝以后较看重《史记》。

晋人张辅论班固、司马迁说：「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烦省不同，不如迁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奖劝，恶足以监诫，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无取焉，而班皆书之，不如二也。毁贬晁错，伤忠臣之道，不如三也。迁既造创，固又因循，难易益不同矣。又迁为苏秦、张仪、范睢、蔡泽作传，逞辞流离，亦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辩士则辞藻华靡，叙实录则隐核名检，此所以迁称良史也。」[4]

郑樵对于《汉书》有过激烈的批评，他认为班固写史“断汉为代”，缺乏会通，使古今的联系中断，“……自《春秋》之后，唯《史记》擅制作之规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会通之旨，司马迁之门户自此衰矣。”（《通志》总序）。[5]

另外郑樵《通志》里还说：“班固浮华之士，全无学术，专事剽窃。”[5]因为班固写过《两都赋》、《幽通赋》的文章，故而说他是“浮华之士”，又说“迁之于固，如龙之于猪，奈何诸史弃迁而用固。刘知几之徒尊班而抑马！”（《通志》总序）。

清人章学诚说：“迁书通变化，而班氏守绳墨，以示包括也。就形貌而言，迁书远异左氏，而班史近同迁书。盖左氏体直，自为编年之祖；而马班曲备，皆为纪传之祖也。推精微而言，则迁书之去左氏也近，而班史之去迁书也远。盖迁书体圆用神，多得尚书之遗，班氏体方用智，多得官礼之意也。”[6]

• 汉书人物列表
• 《史记》、《后汉书》、《三国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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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经籍典·汉书部》，出自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

• 柯马丁：〈汉史之诗：《史记》、《汉书》叙事中的诗歌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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