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约

441年沈约于建康出生， 453年十三岁时，父亲沈璞被刘骏心腹斩杀，沈约为逃避官府的追究而躲藏起来，不久朝廷发出赦免令。沈约自此生活贫困，有时要从族人那里乞讨米粮，为了前途日以继夜勤奋读书[2]^:160、162。约460年，沈约以奉朝请一职初入仕[4]^:147，其后获得与父亲沈璞熟悉的蔡兴宗招纳为门客，约465年，得蔡兴宗介绍而担当奉敕命撰述《晋书》。467年，沈约出任时任安西将军郢州刺史的蔡兴宗的外兵参军兼记室；472年，蔡兴宗出任征西将军荆州刺史，沈约又任其征西记室参军。472年，蔡兴宗去世，沈约改任安西将军郢州刺史晋熙王刘燮的法曹参军，再次奉职于郢州。当时的同僚有庾杲之和范云。不久，沈约迁官尚书度支郎，从郢州回到首都建康[2]^:162-163。

479年，萧道成灭宋创建南齐，沈约在新王朝被任命为征虏将军雍州刺史萧长懋的记室参军。482年，萧赜继位，萧长懋立为太子，沈约也从襄阳回到首都，被任命为东宫校尉或家令，又任命为直永寿省而校定四部图书。484年，作为太子家令兼任著作郎，沈约这时倾力撰述「起居注」和《宋书》。齐武帝永明（483—493）年间，因太子萧长懋喜好文章，聚集了沈约、虞炎、范岫、周颙、袁廓等文人。487年，萧长懋之弟竟陵王萧子良于鸡笼山开设西邸，聚集文学之士，沈约成为其中的谈客[2]^:164，与谢朓、萧琛、范云、任昉、萧衍、陆倕、王融合称竟陵八友，一同作诗唱和，并让名僧来讲佛法，制作梵歌新曲。沈约等人在梵歌的启发下，阐发四声理论，沈约并作有《四声谱》。493年，萧长懋去世，而竟陵王无法嗣位，翌年逝世，沈约一度任吏部郎，不久出任宁朔将军东阳太守而离开国都[2]^:165-166[5]^:186。同年萧鸾夺位，沈约晋升为辅国将军、五兵尚书而回到建康，再升为闲职国子祭酒。这时沈约有意归隐，498年，一度来到天台桐柏山金庭馆与道士一同生活。499年，沈约回到建康出任左卫将军。500年末，雍州刺史萧衍在襄阳举兵反抗东昏侯萧宝卷，翌年东昏侯被杀，萧衍夺得大权，沈约受任用为萧衍的骠骑府司马，从此热心游说萧衍篡夺萧齐[2]^:169-171。

502年在革命之日，沈约预先给萧衍准备好禅让时所需的一切诏诰的草案，以及新王朝的人事名单，协助成就帝业，事后并成功游说萧衍杀害已逊位的齐和帝。沈约在新王朝受任命为尚书仆射，职位仅次于尚书令王亮，但未实际掌握政治大权，也没有得到萧衍的完全信任。南齐永明时期沈约已号称「独步」文坛[2]^:172-173，入南梁后更被尊为文学宗师，培养和扶植了不少年轻的作家，例如他曾向梁武帝大力推荐王筠[6]^:75、87。沈约醉心文学，有多达两万卷的藏书，协助蔡法度撰定《梁律》，并编集吉凶军嘉宾五礼，撰定郊庙乐辞，常在公宴席上与梁武帝和诗。沈约晚年在建康城东郊钟山山麓的东田修盖了邸宅，和文人们一起作诗。507年，沈约晋升尚书令；510年，沈约七十岁，卸下尚书令职务，转为侍中左光禄大夫领太子少傅[2]^:174-176，但他对左光禄大夫一职有所不满，通过徐勉的介绍而想得到开府仪同三司之职。在临终的床上，沈约梦见齐和帝站在枕边，要割取他的舌头，而巫师所说的话也与其所梦见一样，于是他请来道士对天上章，忏悔齐梁的禅让革命并不是自己倡议而招致的[2]^{:177、191-192}。513年去世，死后被谥为隐侯[4]^:126。

明代《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本《沈隐侯集》书影

沈约现存诗歌有238首，当中有59首是因公而作的郊庙歌辞等。徐陵编《玉台新咏》，收录沈约诗31首，除梁简文帝、梁武帝以外，居历代作家之冠；《文选》则收录沈约诗歌13首[4]^:126-127。沈约现存乐府曲题38首，其中14首是对陆机旧题所作的仿效，如《日出东南隅行》、《长歌行》、《君子行》等。有些乐府诗既继承了陆机，也受颜延之和谢灵运影响。以《君子有所思行》为题，陆机写洛阳，谢灵运写建康，沈约写咸阳，几首诗都以登高遥望都市为主题，主体描写都市的奢华，最后结以劝诫[7]^:17-18。田晓菲指出，沈约的拟诗很有可能是早期作品，措辞典雅奥涩，带有刘宋诗歌的浓郁滞重色彩，和萧齐时代诗歌之清丽流畅截然有别。在永明时代，沈约创作用乐府旧题为题材的诗，紧扣曲题，如《芳树》写开花的树[7]^:19、22，语言简明清新，很多词语诸如「非一香」、「多异色」、「不可识」、「对之长叹息」，都具有散体的直白顺畅，口吻流利的效果。人到中年的沈约，在永明年间完成了一次脱胎换骨的变化，作品变得简易流畅，不再雕琢滞重[7]^:23-24。沈约于南齐时所作的组诗《游钟山诗应西阳王教》五首颇有意趣，第一首诗末先写建康城北边钟山的青翠耸拔[8]^:170-172，第二首写从他处远望这座山的景色，第三首则是从这座山眺望出去的景色，第四首描写山上僧人的满足和宁静，第五首以皇子出游作结[8]^:174、172。

钟嵘认为沈约学习鲍照诗，继承了鲍照诗的通俗风格[4]^:143-144。沈约的乐府诗与古诗往往假托「闺怨」以抒情，如《登高望春》、《携手曲》、《夜夜曲》等。沈约也善写美女的姿态和动作的艳情诗，如《少年新婚为之咏》、《六忆诗》、《拟三妇》等，成为后来流行的宫体诗的先驱[4]^:127-128。《少年新婚为之咏》由三个段落构成，第一段描绘了婀娜多姿的「柳氏女」，第二段转写「少年」对女郎所怀的忧伤心情，第三段以少年为说话者，作一番自夸结束。这是倣效《日出东南隅行》古辞的三段结构，却并无古乐府那种朴素的风格，而是着意渲染刺激官能的气氛，点缀着情欲的描写[4]^:134-135。竟陵八友聚集于西邸，约在490年前后，其活动之一乃是创作咏物诗。沈约善写咏物诗，其《十咏》中的《领边绣》与《脚下履》两首，都直接取材于女性物品[4]^:137。

沈约的辞赋作品大部份已佚。现存的只有《梁书》本传所收录的《郊居赋》和唐代欧阳询所编的类书《艺文类聚》中所辑出的十个片断。他晚年所作的《郊居赋》在当时得到了极高的评价，其命题、立意刻意摹仿了潘岳的《闲居赋》和谢灵运的《山居赋》[1]^:191-195。赋中「迹平生之耿介，实有心于独往」坦露自己早已有「独往」（辞官归隐）之情，到晚年独往之心就更强烈。晚年在郊居宅邸里的生活，差不多已达到夙愿，可以归依佛门，过着知止知足的生活，四周万物都各得其性。《郊居赋》描绘周围虫鱼鸟兽草木与自己的自得之情，作者也成为自然中的一物，形成万物调和的世界[2]^:176-177。

沈约认为精通韵律是文学的必要条件[5]^:187，他把四声理论应用于诗歌创作，强调诗句用字四声之间相互的交替[4]^:147、279，撰写《四声谱》，讨论具体运用声律谐和法则的创作方法，在《宋书．谢灵运传论》阐述其声律谐和论的三条原则[9]^:214、221，并提出「四声八病」说[4]^:146（「八病」沈约原本叫「八体」，入唐以后改称「八病」[9]^:207）。八病分别是：一．平头：第一字与第六字、第二字与第七字为同声；二．上尾：第五字与第十字同声[9]^:223、229；三．蜂腰：第二字与第五字为同声；四．鹤膝：第五字与第十五字为同声[9]^{:229、231、233}；五．大韵：一韵中用了与韵字同韵的字；六．小韵：二句十字间，除韵字外运用同韵字[9]^:244、248；七．傍纽（大纽）：一韵十字中同声母；八．正纽（小纽）：一韵中「隔字双声」[9]^:249、265。前四病（平头—鹤膝）是沈约引为自负的新发现，是由新知识四声安排的声病，较受重视；后四病（大韵—正纽）则是由传统的双声叠韵安排的声病，重要性较低。沈约等人按照自己阐发的四声谐和法则作诗，其诗歌作品世称「永明体」[9]^:210、216。沈约在诗歌中严格回避八病中上尾、鹤膝二病，如《游钟山诗应西阳王教》全诗40句，显示了井然有序的四声对应关系，无一处触及禁忌[4]^:148-149。一时远近文人都学习声律谐和的法则作诗，声韵作诗法大为流行[9]^:217。到了梁代，沈约已被尊为文学宗师，评价诸多作家的诗文[2]^:173，对当代有名的作家都加以赞赏奖励[6]^:87。

沈约主张辨别士族与庶族，维护衣冠之族。490年，他撰写《奏弹王源》，弹劾士族王源「卖婚」，把女儿嫁给出身庶人的吴郡满璋之的儿子，以其聘礼五万钱来纳妾。沈约要求将王源免官，并终身剥夺任官权[2]^:187。沈约的言论反映了南朝贵族的保守，一心维护自己的社会地位[6]^:18。沈约在梁朝当政时又要求清查户籍[2]^:187，向梁武帝上奏，指出家谱的重要性，建议利用晋代的旧籍，以便编订准确的家谱，并指出必须保护历年来遭受严重破坏的晋代旧籍[6]^:16。他抨击富裕的庶族通过行贿，来改写自己的户籍，以求改注士籍，不必缴税和服役。沈约要求杜绝检校户籍造假的机会，并建议选择史传学士共同校勘户籍和家谱，用晋籍和刘宋时的户籍作参照[6]^:17。发现谱牒有所虚假就加以处罚，以确认士族的身份，抑压庶民攀附[2]^:187-188，维护以出身为原则的门阀贵族。沈约特别痛恨庶民出身的「亲幸小人」，他心目中的贵族，基于门第的同时，拥有出色的文化传统[2]^:189-190。

沈约受道家与佛教哲学的共同影响，其《形神论》一文结合老庄思想和佛教义理，指出凡人在专心凝思的一念之间，不再感到七尺神躯的存在；凡人只能在一念之间做到这一点，圣人却可以无念不尽。圣人没有自我[6]^:169，他的身体本来就是空虚的。圣人与凡人的区别，不在于能够专心凝思以至忘怀身躯与外物，而在于专注凝思的持久力；圣人可以穷尽每一瞬间的潜力，其精神永远处于清醒和凝聚的状态。凡人可以做到片刻的忘我，而圣人的忘我却是常态。沈约强调圣人之「无己」，也就意味着他相信凡人之「有己」，这是在老庄哲学的意义上而不是佛教的意义上运用「己」的概念[6]^:170。在专心致志的凝思中，身体的存在变得不再重要，自我的意识也自然消失。沈约《神不灭论》具有庄子哲学的意味，提出纷扰的烦忧使人不能专心致志，要根治「浅惑」，必须用「兼忘」，也就是彻底地忘怀世界与自身，才能达到彻底的觉悟。沈约对佛教的理解，充斥着「无己」、「兼忘」这些老庄哲学概念，相信定力可使人达到最终觉悟[2]^:171-173。处世方面，沈约追求拯救自己，独善其身，而不是兼济天下[2]^:202。

沈氏一族世奉天师道，沈约高祖父沈警和曾祖父沈穆夫都是天师道信徒，曾支持东晋末年孙恩的叛乱。492年，沈约与孔稚珪、陆澄、虞悰、张融等，一同向朝廷推举了隐居于浙江太平山，世传天师道的道士杜京产。南齐末年，他曾前往天台桐柏山金庭馆与道士一同栖隐[2]^:192。沈约仰慕兴世馆主道士孙游岳，并深受茅山道士陶弘景影响。他与陶弘景交情深厚，在赴任东阳太守时，就再三写信邀请陶弘景到当地去。沈约临终前并请道士到枕边[2]^:193、195，为他上章忏悔齐梁革命并不是自己倡议而招致的。他并认真考虑依靠道教的方术以求养形永生[2]^:192、196。

沈约开始与沙门密切来往，并钻研佛理，乃于出入太子萧长懋和竟陵王萧子良门下时。此二人都是热心的佛教徒，常邀请高僧前去。沈约毕生与僧人慧约友好，在有关范缜《神灭论》的辩论中，沈约明确地支持神不灭论[2]^:193-195。509年，沈约发愿舍身，在东田的邸宅邀请居士一百人，设八关斋，站在诸佛众圣和诸大德面前发誓。他接受佛教慈悲的教诲，作有《究竟慈悲论》[2]^{:198-199、197}，指出佛陀的教法是基于慈悲，而慈悲的精要是保全生命和不杀生，禁断一切酒肉，即是为此；更进一歩，连蚕衣绢帛亦不得穿用[3]^:190-191。在各种罪障中，首先要向诸佛众圣忏悔的，就是曾损伤生命[2]^:198。沈约《均圣论》与陶弘景论争，指出佛教五戒中的不杀生戒为最重要，而其余四戒则外典亦为所禁。佛教的慈悲与儒家教化要不矛盾的，可以共通。人自无始的前世以来，即背负罪业，即杀害生物而食，要消除「染心」，只有虔诚地忏悔[3]^:191-192。只有在佛前，在众僧的参加下行忏悔，才能消除所犯的罪业。若能在佛前消灭罪业，则能净心相续，努力于日日磨练，岁岁清净，终必到达佛陀的道场[3]^:193。

在沈约的佛教世界观中，三界的「有」并不存在，构成肉体的五蕴是空无的；生生不息的存在，一切都如闪电，在一瞬之间活动。正如枯井了无生机，便沉沦向生老病死苦的世界。所谓「丘井易沦」，是取自《维摩经．方便品》的譬喻[3]^:193。沈约认为圣人和凡人的「知」并不相异，只是佛了解致善的正路，而凡夫所知则是失善的邪路，由此佛与凡夫的知便有所差异。求善之心如能累积，并能体会归善之道，必将终成佛道。沈约的佛教思想，是依据《维摩经》的空思想，以及《大般涅槃经》的佛性思想所形成的，奉行说示罪性空的《维摩经》思想，主张虔诚实践忏悔行[3]^:194。吉川忠夫则指出，沈约认为无知的愚者是不可能达到佛的，是无可救药，能够达到佛的仅仅只是贤者[2]^: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