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典

唐玄宗时，刘秩仿《周官》作《政典》三十五卷。杜佑认为《政典》条目未尽，于是公事之余，参考《开元新礼》和《五经》以及汉魏以来各家文集、奏疏，拾缺补漏，作成《通典》二百卷，附考证一卷，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法〉、〈州郡〉、〈边防〉九门，每门之下又分若干子目。

《通典》体例仿效正史纪传体中的〈志〉、〈书〉，将断代体改为通史体，专门记载历代政经等制度沿革变迁的典志体史书。杜佑在篇首加上序言，篇中遇有需要进一步解释或申明的地方特标出「说曰」、「议曰」、「评曰」，以自注方式提出自己的见解。例如《华阳国志》载：「猩猩能言，取其血可以染朱罽[2]」；对此，杜佑博考诸书，又遍问胡商，证明无此事。《通典》把《食货典》放在首位，一改过去先礼乐，后食货的次序，明显是受到《管子》一书强调「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的影响，这是以前史书从来没有的。杜佑重视人口滋息，把原属地理志的人口内容收入食货典，单开「历代盛衰户口」子目，如《通典》卷七《食货•历代盛衰产门•丁中》载：「三国鼎立，战争不息。刘备章武元年，有户二十万，男女口九十万。」《汉书》以来的正史大都有「五行志」，《通典》却没有跟着迷信，充份说明杜佑的卓识。马端临对《通典》评价极高，他认为此书「纲领宏大，考订该洽，固无以议为也」，「肇自上古，以至唐之天宝，凡历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

《通典》也有漏抄或误抄的缺点，例如抄录《隋书》时把「契弊歌楞」的「楞」误抄为「槾」。又《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载：「元帝初即位……郅支单于自以道远，又怨汉拥护呼韩邪，遣使上书求侍子。汉遣谷吉送之，郅支杀吉。汉不知吉音问……明年，汉遣车骑都尉韩昌、光禄大夫张猛送呼韩邪单于侍子，求问吉等……其后呼韩邪竟北归庭，人众稍稍归之，国中遂定。」《通典》「边防典」删节为「明年，呼韩邪强盛」，杜佑删略原文又误留「明年」，致文义失当；「明年」是指韩昌等人出使匈奴的时间。又「竟北归庭，人众稍稍归之」，《通典》删为「北庭人众稍稍归之」，亦不妥。《通典》解释「露田」为「不栽树者谓之露田」，此说欠妥，露田为「还受」之田，不能继承、转让、买卖，亦不能种植桑榆枣果。

《通典》全书目录，食货典十二卷（卷一至十二）、选举典六卷（卷十三至十八、职官典二十二卷（卷十九至四十）、礼典一百卷（卷四十一至一百四十）、乐典七卷（卷一百四十一至一百四十七）、兵典十五卷（卷一百四十八至一百六十二）、刑法典八卷（卷一百六十三至一百七十）、州郡典十四卷（卷一百七十一至一百八十四）、边防典十六卷（卷一百八十五至二百）。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佑字君卿，京兆万年人。以荫补济南参军事，历官至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加太保，致仕，谥安简。事迹具《唐书》本传。先是，刘秩仿《周官》之法，摭拾百家，分门诠次，作《政典》三十五卷。佑以为未备，因广其所阙，参益新礼，勒为此书。凡分八门：曰《食货》，曰《选举》，曰《职官》，曰《礼》，曰《乐》，曰《兵刑》，曰《州郡》，曰《边防》。每门又各分子目。序谓既富而教，故先《食货》。行教化在设官，任官在审才，审才在精选举，故《选举》、《职官》次焉。人才得而治以理，乃兴礼乐，故次《礼》、次《乐》。教化隳则用刑罚，故次《兵》、次《刑》。设《州郡》分领，故次《州郡》，而终之以《边防》。所载上溯黄、虞，讫于唐之天宝。肃、代以后，间有沿革，亦附载注中。其中如《食货门》之《赋税》，载《周官》贡赋，而太宰所掌九贡之法失载。载北齐租调之法，河清三年令民十八受田输租调，而露田之数失载。钱币不载陈永定元年制四柱钱法，榷酤不载后周榷酒坊法。《选举门》不载齐明帝时制士人品第有九品之科，小人之官复有五等法。《考绩》不载宋、齐间治民之官以三年、六年为小满迁换法。《职官门》如《周礼•地官》有舍人上士二人掌平宫中之政，乃云中书舍人魏置。又《隋书》大业时改内史监为内书监，乃仅云改「内史侍郎」为内书侍郎。又集贤殿书院载梁有文德殿藏书，不知宋已有总明观藏书之所。似此之类，未免间有挂漏。《兵门》所列诸子目，如分《引退取之》、《引退佯败取之》为二门，分《出其不意》、《击其不备》、《攻其不整》为三门，未免稍涉繁冗。而火兽、火鸟之类，尤近於戏剧。《州郡门》分九州以叙沿革，而信都郡冀州当属兖，而误属冀。又极诋《水经》及郦道元《水经注》为僻书，诡诞不经，未免过当。《边防门》所载多数万里外重译乃通之国，亦有仅传其名不通朝贡者。既不临边，亦无事于防，题曰《边防》，名实亦舛。然其博取五经群史，及汉魏六朝人文集、奏疏之有裨得失者，每事以类相从。凡历代沿革，悉为记载，详而不烦，简而有要。元元本本，皆为有用之实学，非徒资记问者可比。考唐以前之掌故者，兹编其渊海矣。至其各门征引《尚书》、《周官》诸条，多存旧诂。如《食货门》引《尚书》「下土坟垆」注，谓「垆，疏也」。与孔疏所引《说文》「黑刚土也」互异。又「瑶琨筱簜」注，筱，竹箭；簜、大竹。亦传疏所未备。《职官门》引《周官》太宰之属有司会，逆群吏之治而听其会计，注云：「逆谓受也，受而钩考之，可知得失多少。」较贾公彦疏颇为明晰。似此之类，尤颇有补于经训。宋郑樵作《通志》，与马端临作《文献通考》，悉以是书为蓝本。然郑多泛杂无归，马或详略失当，均不及是书之精核也。」

杜佑着《通典》确立了典制体政书的体例，对后代政书的编撰影响极大，接下来的「三通」、「续三通」、「清三通」，乃至于「十通」完全仿照了《通典》的体例；而且专论制度史的「会要体」，也是受了《通典》的影响，苏冕之《会要》成于德宗贞元十九年，仅晚《通典》两年，北宋王溥又据苏冕《会要》撰成《唐会要》、《五代会要》，此后各代都有「会要」。《四库全书提要》称《通典》：「每事以类相从，凡历代沿革，悉为记载，详而不烦，简而有要，，皆为有用之实学，非徒资记问者之可比。」一般将《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相提并论，合称「三通」、「前三通」。

• 《通典》，抚州路刊本，元大德十一年（1307年）。[3]
• 《通典》，蓝格传钞元抚州路刊本，明朝年间。[3]
• 《通典》，福建巡按李元阳刊增入宋儒议论本，明嘉靖年间[3]
• 《通典》，王德溢等广东刊本，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3]
• 《通典》，武英殿三通合刻本，清乾隆十二年（1747年）。
• 《通典》，四库全书本，清乾隆四十一年。[4]
• 《通典》，杭州浙江书局刊本，清光緖二十二年（1896年）。[3]
• 《十通》第一种，《通典》，上海商务印书馆刊本，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5]
• 《通典》，台北新兴书局刊本，民国四十七年（1958年）。[5]
• 《通典》，北京中华书局校点本，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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