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浩东

他所属的钟氏家族起先定居于广东梅县，后离开其他族人迁居他地，最终定居于台湾府凤山县，并与当地其他客家移民共组聚落。

台湾遭割让后，他的生父钟镇荣对日本当局殖民统治感到不满，并因而在登记户籍时将其姓名改作「钟番薯」。后来，钟番薯经常往来中国与台湾间经商贸易，又在家乡自力开垦所继承之面积广大的土地。同时，他也陆续迎娶多位妻子。

1915年，钟和鸣出生于阿缑厅阿里港支厅盐埔区大路关庄新大路关。他的父亲是钟番薯（原名钟镇荣），他的母亲是他父亲的元配。不久之前，他父亲的二房妻子刚产下钟理和。因为他的外貌等，他的父母当时倾向给予兄长钟理和较多的照护。

后来，钟和鸣被家人送入私塾学习汉文；因为能将所学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完整背诵，他的私塾教师建议他父亲将他送入由日本统治当局开办的现代化教育机构。

毕业于塩埔公学校后，他放弃保送长治公学校高等科的机会，转而考入高雄州立高雄中学校。就读于高雄中学校时，他经常与日本籍教师发生论辩；他因受过传统中国文学与思想教育，且阅读有关三民主义及中国新文学之作品，遭日籍教师贬称为「清国奴」，并与之发生冲突。[2]

因听闻父亲游走中国大陆的经历，又受到兄长钟理和及五四运动影响，他在中学二年级时一度计划前往当地留学，并曾前往游历四个月。

完成中学学业后，他考入了台湾总督府台北高等学校。隔年，他因熬夜念书及课业压力等原因身心渐感疲弱，经检查后被认定为罹患精神衰弱症，并决定暂时休学住院疗养。在疗养院里，他认识了担任护士的蒋碧玉（蒋蕴瑜，蒋渭水的养女），并在相谈后感到志趣投合，从此开始密切往来。

1938年，钟和鸣从高等学校毕业，前往日本明治大学政治经济系就读，他没有完成学业，于1940年休学。

依据蒋碧玉所述：「浩东年轻时非常崇拜蒋介石....1936年西安事件发生时，浩东还因此痛哭不已...」，因此中国抗日战争爆发时，他与蒋碧玉及一群理念相近的亲友（如邱仕荣、许强等人）积极学习中文，又接触如义勇军进行曲等许多抗战歌曲，并致力于分析政治局势。在互相呼应之下，他与蒋碧玉及萧道应、黄怡珍等人出发前往中国加入反抗日本势力的行列。[3]

钟和鸣与蒋碧玉及萧道应、黄怡珍等人出发前往中国加入反抗日本势力的行列。在出发前，蒋碧玉更在咨询长辈意见后决定与钟和鸣成婚。[2]

1940年1月，钟和鸣、表弟李南锋与蒋碧玉抵达上海等待萧道应夫妇，在当地做米粮生意累积些资金，1940年7月与萧道应夫妇从香港进入广州，并在打听消息后决定徒步前往附近仍由中央政府控制的区域。搭船前往惠阳，在进入该区域后，他们随即被守军拦下并关押于当地军营；由于只会说日语和客家话，在口语几乎无法沟通的情况下，他们被怀疑为日本所派出的间谍，险些遭到处决。幸好，丘念台在听闻消息后随即现身并与之相谈，才知道邱先生认识浩东的父亲与蒋渭水先生，一行人重获自由。随后，他们自愿加入当地的工作计划，并辗转前往多个乡镇协助安定当地居民生活。在抵达广东曲江时，蒋碧玉与黄怡珍分别产下一子，但因现实条件所迫，只好交由司令张发奎之妹转送他人领养。此后，他们加入了由丘念台所领导的东区服务队；钟和鸣也自此改名「钟浩东」，继续在当地从事抗日活动，在广东地区协助翻译日文信息、进行医护工作，甚至兴办学校教育孩童与妇女。此后，钟浩东更与丘念台成立「粤东工作团」并加入中国国民党党部，并致力于联系台湾同乡以交流消息及招募同志[2]。1942年东区服务队在罗浮山筹办罗浮中学，钟浩东与徐森源协助办学，徐森源兼罗浮中学训导主任，钟浩东则兼任博西补习学校主任[4]，办学的经验影响日后钟浩东兴学的想法。

二战后，钟浩东与李友邦见面，并以三民主义青年团名义在广东创建办事处，协助许多台湾籍人士返回家乡（其中包含许多台籍日本兵与在日本势力医疗机构任职的护士）。其间，他逐渐体会到国民政府的腐败，并开始改变其政治立场。[2]

1946年4月，他终于返回台湾并打算着手兴办学校，但最终无法运行计划。同年8月，他在友人邀请下受聘担任台湾省立基隆中学校长；上任后，他致力于将其理念实现于该校治理之上，并在校内推行许多改革。在人才招揽上，他通过人脉四处寻求推荐并登门邀请。在校内公共事务上，不论对象是同事或学生，他都抱持开放态度，并促进其参与及发言；公余时，他更经常与学生及工友一同交互。[5][2]

在二二八事件爆发后，他运用自己的人脉及影响力极力保护学生，使其免于被卷入危机之中，又极力劝谏学生不要参与相关活动以免惹祸上身。[2]

在经历社会诸多不幸状况后，在詹世平邀请下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并积极地安排林英杰、方弢[6]、钟国辉、陈仲豪等人到校任教[7]。当时由徐森源任训育组长，庶务组长徐新杰，方弢担任教务主任。1947年9月，他更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基隆中学支部」。受牵连之陈英泰在回忆录中详述了基隆市工作委员会的组织架构与成员。[8]

根据当时就读基中学生回忆「光复后，我在基隆省中读书时才开始学国语。十分讽刺的是，我在学国语时所学的第一首国语歌曲，即是如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它还是学校教官教我们唱的。」「二二八事件那年，我念初三，在学校担任学生自治会的学术股长，负责管理自治会图书室里的所有图书。自治会图书室里收藏的绝大多数都是『红书』。我本来就很喜欢看书，在学校成绩也算不错，但我书看得愈多，思想便愈加左倾[2]。」

1949年3月，他曾试图辞去校长职务，但遭有关当局驳回；同时，因时局不稳，当局开始强行安排线人在校内任职，以监视相关活动并搜集相关情报。[2]

1949年5月，中国共产党基隆中学支部改组为「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基隆市工作委员会」，并开始借由发行地下刊物《光明报》[8]及举办共产思想研讨会与相关书籍读书会发展其势力，希望借以组织并煽动台湾群众推翻国民政府、赤化台湾。同年8月，《光明报》事件导致被相关组织被查获，基隆中学李苍降、张奕明、方弢等人陆续被捕[9]，钟浩东也随后被保密局拘捕。[2]

1949年12月，钟浩东被判处感化教育；期间，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军法处人员对其多次严刑拷打，以威胁其供认相关事项，但其始终不愿屈服。[2]

1950年9月9日，钟浩东被判处死刑；同年10月14日早晨，他在狱友合唱其喜爱之日语歌谣〈幌马车の呗〉（〈幌马车之歌〉）送别下被押解离狱准备行刑（该情景曾被侯孝贤改编作电影《悲情城市》的情节之一）[8]，并同其他犯人遭运行枪决于马场町。[10][11][2] ，钟和鸣与蒋碧玉等人的这段经历曾在1990年代被改编为电影《好男好女》的剧本。

1990年代钟乔通过蒋碧玉了解钟浩东的生平，曾在当时的大同区公所共同演出由王墨林任导演的《幌马车之歌》报告剧。2016年钟乔将故事改编为舞台剧《幌马车练习曲》[12]。

2013年10月中国大陆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的无名英雄广场上立有无名英雄纪念碑，为纪念来台湾在1950年代被处决「隐蔽战线烈士」而设立。于无名英雄纪念碑以南和以北的墙上分别挂有《信义》和《家国》匾。基隆中学校长钟浩东铭刻于《信义》匾上。

2015年10月14日国家人权博物馆筹备处举办「幌马车之歌－钟浩东与蒋碧玉的乱世恋曲」特展系列活动[13]。

2016年4月中国大陆上海举办钟浩东蒋碧玉纪念特展 [14]。

2018年10月5日，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促转三字第1075300110B号函文，正式撤销受难者林庆云君等1270人之刑事有罪判决暨其刑，其中(39)安洁字第 2517 号，有关钟浩东连续共同意图以非法方法颠覆政府而着手实行之有罪判决暨其刑及没收之声明正式撤销[15]。

• 《原乡人》（钟理和）

• 《幌马车练习曲》（钟乔）

• 《幌马车之歌》（蓝博洲）

• 《原乡人》（李行导演，1980年）
• 《悲情城市》（侯孝贤导演，1989年）
• 《好男好女》（侯孝贤导演，1995年）[2]
• 《返校》- 魏仲庭的学号“501014”是纪念基隆高中前校长锺浩东的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