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玉成

道光23年（1843年），蔡玉成出世于澎湖厅风柜尾。同治11年（1872年）成为贡生（秀才）[1]^:119，同治13年（1874年）春，日本出征当时台湾清领时期的化外之地－即排湾族部落为主的山区（今屏东县车城乡、牡丹乡），引发「牡丹社事件」。[4]时钦差大臣沈葆桢奉准，着澎湖水师协副将吴奇勋、澎湖通判刘邦宪等征募各地民勇，谕饬蔡玉成出面办团，徵调澎湖各澳社壮丁二千余名，守御当地。[1]^:127[3]^:127

光绪元年（1875年），澎湖农产丰收，文石书院董事蔡玉成乃邀请乡绅陈维新、许树基、黄步梯、蔡荣贤等人重修书院，获得乡众踊跃乐捐，时任澎湖水师协副将吴奇勋、澎湖通判唐世永、举人郑步蟾、武生高其华、郊商黄学周等皆在捐款之列，蔡玉成共募得两千余两，与黄步梯一同督造书院修建，历时两年竣工。[5][6][1]^:121

蔡玉成为人古道热肠，常替百姓发声，或代书禀帖予官府衙门，内容包括设立民生所需的盐馆，或酌情减收渔民赋税等帖文[7]；此外，澎湖当时尚有杀女婴的风气，乃作禀帖〈设局建学，请全婴命〉一则，主张「男女何分？」、「悉堪溺杀？」，更感叹此情此景虽可恶，但「实倡率之无人也」，所以更需添建义塾，谆谆善诱，方能改善社会风气；蔡玉成于光绪六年（1880年）间筹办育婴堂，救济穷苦婴孩，可谓身体力行、可感可佩。[1]^:129-131

光绪十年（1884年），清法战事起，战火遍布云南、福建和浙江沿海，台湾、澎湖则全境进入戒备状态，时福建巡抚刘铭传由各处抽调军队进驻澎湖，因兵源不足，当时的澎湖通判郑膺乃谕令乡绅郭鹗翔、蔡玉成和黄济时等徵调各社壮丁约一千名，组成民间团练巡守乡里，此乃蔡玉成第二次操办民间团练。[3][8][9]光绪11年（1885年），法军进犯澎湖，发动澎湖之役，妈宫城隍庙受损严重，郭鹗翔、蔡玉成和黄济时等人捐款重修，战后出任澎湖通判的程邦基在〈重修城隍庙碑记〉碑文中叙述此事。[1]^:104

1895年（光绪22年、明治28年），清廷与日本签署「马关条约」，台湾、澎湖主权至此易帜。[10]蔡玉成于日治时期开始，多使用「蔡汝璧」之名活动。明治30年（1897年），日本政府为借重蔡汝璧威望，拔擢蔡汝璧为澎湖厅参事，并授予台湾绅章，以示敬重。日后由台湾总督府出版的《台湾列绅传》，亦将〈蔡汝璧〉收录在册，肯定其对澎湖地方之贡献。[1]^:118-119

日本统治澎湖，禁止百姓学习汉文，蔡汝璧不忍汉学中断，遂暗中设立私塾，并创办「西瀛吟社」，自任首届社长，力保诗学不辍。蔡汝璧从明治38年（1905年）起担任西瀛吟社社长一职，至大正元年（1912年）病逝为止。[7][1]^:129、135

光绪七年（1881年）之饥荒系农历闰七月间遭逢台风，大雨不止，农获受损严重，蔡玉成首先向通判李翊清请赈，不意遭拒，只得远赴台湾府进见道台、知府，九月才获得省城拨送米、番薯签、槟榔芋、煤粉、稻草等来纾困，当时澎湖十三澳约六万七千五百余丁口，有四万九千余丁口因此得到救助，免遭饥寒之苦。[1]^:124-125

明治35年（1902年）五月发生连续长达二十日的强风暴雨，八月初亦是暴雨及浪潮汹涌，造成该年农损甚大。十月初，蔡汝璧（蔡玉成）时任澎湖厅参事，随同谢赞、妈宫街长李其上等在澎湖和台湾各地发动募捐，继而时任澎湖厅长之小林三郎亦上缴饥荒报告，终获台湾总督府提拨救济金，方才顺利纾困[1]^:126，相关事迹亦载录于〈小林三郎德政纪念碑〉。[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