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维益

中国抗日战争期间，在时任行政院院长孔祥熙的命令下，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军长孙桐萱护送孔德成、孙琪方夫妇，紧急从曲阜县撤退到重庆市[1]。时值重庆陪都时期，为躲避日军轰炸，政府单位奉命迁往市郊，向西疏散到距离七十公里外的歌乐山；其中桂花湾一地被划为甲种住宅区，用以兴建要员公馆、别墅。孔德成一家所居住的奉祀官邸跟着疏散至此，他们住进一座快速建起的木造洋楼，在云顶寺附近树林中的虾蟆石7号[2][3]；孔德成的老师吕今山也来到重庆，官邸落成后，他根据相传为孔子所作的《猗兰操》，将其命名为「猗兰别墅」[4][5]。

民国二十八年九月廿六（1939年11月7日），孙琪方即将分娩，孔德成请来李士伟医生到家助产，孙琪方于当日下午生下一子。几天后的十月初二（阳历11月12日），吕今山为新生儿起名；由于重庆在古代属于益州，因此将他命名为「维益」，并取表字鲁侨、号小鲁[6]。抗战结束时，孔维益与姐姐维鄂都在重庆就读小学[7]。第二次国共内战爆发后，由于交通不便、曲阜由中国共产党控制，孔德成并没有马上离开重庆，直到1946年9月，一家人才迁往南京市[8][9]^:125，曾住过位于琅琊路5号的临时公馆、桃源新村的党政高官宿舍、以及四海1号[10][11]。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孔德成获选为国民大会代表后访问北平市，同年三月的报导中表示：「⋯⋯本人之奉祀官，下任继承者为本人之子维益，现年七岁」[12]。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冬，孔德成将其夫人、四名子女及随从安置在上海；同年末随着中华民国政府迁台，孔维益与父亲、国民革命军将领李延年搭同一班飞机抵达台湾，随后其他家人、秘书李炳南等人才离开上海[13]。一家人住在台中市复兴巷（台中车站后站附近）的两间日式平房里，作为奉祀官府的临时办公室[14][15]。

在台湾，孔维益就读省立台中第二中学（今台中市立台中第二高级中等学校）[16]。而由于孔德成在国立台湾大学任教，在孔维鄂考上台北实践家专后，向瑞三矿业创办人李建兴借了一层房子居住，位于台北市信阳街瑞三大楼[9]^:223。孔德成随政府迁台后，受蒋中正总统重用而极为忙碌，无法亲自督导子女的课业，由李炳南教导他们儒学；民国四十三年（1954年）之后，邀请湖南省平江县人方典成来教导孔维益四书[17]。他自己所接受的严格传统儒者教育，不用来教导子女，面对新式教育采尊重态度。王曾才曾评论，古代贵族教育是采延聘老师到府的方式，而现代教育的课程设计已经完全不同、古老的教育方式并不适用；在新时代中，即使是孔氏嫡孙，也无法避免现代升学的竞争压力[18]。孙琪方表示庆幸已离开孔府，否则在养尊处优的环境中，可能更难管教子女；又评论孔维益在青少年时曾有「轻狂之举」，不过迈入成年以后就变得稳健。为因应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等国尊崇孔子的团体访台，在台湾省政府教育厅长刘真协调下，教育厅出资二十多万元、由省立农学院（国立中兴大学前身）拨地，在南区顶桥子头兴建一栋平房，作为奉祀官邸。1960年9月官邸建成，孔维益随父举家迁入居住；几年之后孔家北迁，此处交由奉祀官府办公之用[15][9]^:167-168。

根据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九月第二二九次行政院会决议，以及在附录交议事项中、时任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提议的「查优遇至圣及四配嫡裔求学，前经中央一四七次常会决议，由国家给资培植至大学毕业」，行政院在民国五十年（1961年）核准，孔维益可以免试入学[19][20]。同年十二月十七日，胡适在台大医院休养期间，适逢七十岁生日，毛子水亲笔在其祝寿签名册开头写了一篇说明；在祝寿册上面有超过一百人签名，孔维益及父亲也是访客之一[21]。民国五十一年（1962年），孔维益高中毕业后在大学联考落榜，于是依规定免试分发到国立政治大学中文系就读[18]。在台北就读大学期间，他就跟父亲在信阳街寓所同住；李建兴得知孔德成因公务需要、儿女就学而欲迁居台北，将武昌新村（位于松山区南京东路五段123巷）的一户四楼公寓赠予孔家。孔维益之弟孔维宁从高中毕业后也联考落榜，援引同一条款申请分发至国立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后改辅仁大学中文系[20][22]；于是，孔德成一家在民国五十五年（1966年）搬去武昌新村定居[9]^:223-224。不久有报纸报导分发事件，引起舆论大哗。当时不仅报纸社论、读者投书曾批评此举有违公平，还有民众在所撰文章、新诗中表达不满；此事也被二十名监察委员联名纠正，指教育部徇情违法[20][23][24]。不过教育部认定，分发有先例可循、还有国民政府的凭证为据，而且同时期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红卫兵「乱民」以及发生捣毁曲阜孔庙等「蓄意灭绝中国固有文化」之事，为彰显「我政府优遇圣裔，益征彼暴我仁」与维护中国道统的一贯精神，最后还是决定维持礼遇[20]。

孔维益身高183公分，热爱篮球、棒球等球类运动，就读大学二年级时，结识在同校边政学系就读的曰洁，是苏民与穆允鹤的女儿[25][9]^:228。

毕业后，孔维益先后在育达商业职校、黎明工业专科学校任教十四年[26]。曰洁常出席孔家各种餐会，由于孔德成在台湾大学任教、苏民也于同校任职，她与孔维益的关系被称为是「亲上加亲」。孔维益与曰洁于民国六十年（1971年）一月十七日结婚，由孙中山之子、前行政院长孙科证婚，两位介绍人为刘安祺、台静农，仪式在台北市自由之家举行；婚后，孔维益身为长子，依照传统与父母同住在武昌新村，育有一女孔垂梅、一子孔垂长[9]^{:228, 231}。曰洁认为丈夫个性豪爽、宠爱子女，当他忙碌、孔德成又在国外进行学术交流时，就由弟弟孔维宁来协助照料起居。孔垂长回忆，成长过程中常与父亲上馆子、与父亲一起打篮球或棒球；孔维益也会就近带儿子去中华体育馆看篮球赛，直到中华体育馆在民国七十七年（1988年）失火拆除。孔维宁夫人吴涯形容，孔维益管教子女严格，不过孔垂长较为木讷，也很少被责罚。此外，孔维益与父亲一样不管家中小事、与母亲一样喜读武侠小说；他较少过问家中祭祀，每年台北孔子庙的家祭义务，都是孔维宁代行[18][9]^{:293, 294}。

经多年酝酿以后，旧金山齐鲁会馆理事长宋正介倡议在美国举办首次祭孔大典，并受推举为召集人；在第一次筹备会议中，孔维益与曲阜旅美代表陈伯豪两人负责财政组，孔氏宗族代表孔维祺等人负责礼仪组。在国内外准备完毕后，民国七十一年（1982年）八月二十八日上午十点，祭孔大典于旧金山金门公园音乐广场举行，由孔德成担任总主祭[27]。民国七十六年（1987年），孔维益获聘为台湾艺术专科学校专任副教授，负责教授国文，又兼任中国文化大学夜间部教授[26]。他有两份儒学研究著作，《朱注四书引二程子语考略》以及《论语郑氏注研究》[28][29]。

由于孔府饮食传统，孔维益并不注重保健，他跟弟弟两人都不忌口；体重逾九十公斤，相当肥胖，也是中山堂附近山西餐厅（山西晋记餐厅[30]）的常客。民国七十八年（1989年）二月二十三日，孔维益感到左肩不适，不过他不以为意，照常授课。两天后的星期六，孔维益在艺术专科学校上课后，感到身体不适，下午回家休息。孔垂长回忆，当天父亲突然叫他过去说：「给爸爸亲一个，现在不亲以后就没机会了。」孔垂长照办，给父亲拥抱后就回房去。孔维益随后又去文化大学夜间部授课，晚上十一点返家。此时，其身体状况继续恶化，感到相当不适、忽然喘大气；凌晨三点时昏迷，被送去新店市耕莘医院急诊。在二月二十六日凌晨四点，孔维益因心肌梗塞导致循环系统衰竭，最后声明不治，享年五十岁[26]。时任考试院院长的孔德成请了一个月的丧假，移居新店中央路的媳妇家隔壁；三月九日，孔德成的学生、部属及山东同乡筹备治丧委员会[31]，以陆军一级上将刘安祺为治丧主任委员。同月二十三日上午八点，孔维益家祭在于台北市第一殡仪馆景行厅举行；上午九点公祭，李登辉总统特颁「诗礼怡徽」挽额，多位各级政要都亲自前往祭悼。公祭后，孔维益被安葬在台北县三峡镇龙泉墓园[32][9]^:294-295。

孔维益虽然是世袭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的法定继承人，但是他的早逝，使他未能承袭父职；他的独子、孔德成的长孙孔垂长，因而成为下一代奉祀官继承人[32]。孔垂长当时还年轻，在台北市私立再兴高级中学就读初中二年级[33]；孔德成父子都没有告诉他，未来要做什么。之后孔垂长前往澳洲留学，回台湾在贸易公司上班。直到2000年代，孔德成已经年迈，才告诉孙子以后要接任奉祀官，要学习相关事务[1][34][35]。因此在孔德成逝世后，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一职就由孔垂长接任[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