魍港

约1636年的〔福尔摩沙岛西岸图〕。图中显示古魍港形势，途中右边内海是台江内海，左边的苯港内海与中央的倒风内海形成「古魍港内海」。

十六世纪古代台湾西南海域比今日海岸线退后7-10公里，且沿岸多为滨外沙洲内围泻湖，当时沿海有两处大型潟湖内海，由佳里半岛隔开，半岛南侧是台江内海，北侧为倒风内海。当时北港溪从揖子寮（今下揖村、顶揖村、笨港口港口宫一带）入海。朴子溪、八掌溪从今日的朴子市入海，急水溪从魍港出海[1]。在十七世纪以前包含「倒风内海」以北、经过魍港，延伸到北港溪口的笨港内海[2]，是为广域的「古魍港内海」，今世这片水域已淤浅成陆，部分尚为鱼塭与盐田。魍港岛的地理格局是凹入西南海岸的一个袋入型海湾，海湾内沙洲纵横，航道水深平均达2.8到5.6公尺[3]。魍港岛位于古魍港内海进出口的浮岛沙洲，根据根据荷兰测量的地图魍港岛与渔夫岛（今布袋前东港）南北形成扼守内海的出海口，因此亦是通往靠陆的倒风内海之门户[4]，在荷兰文献中倒风内海又被记为魍港湾[5]。因为内海有魍港岛和渔夫岛有两条长型沙洲屏障外海强劲浪潮，内海内显得风平浪静，成为当时的船舶良港。

魍港岛之北是北港，南边是马沙沟和北门屿，从魍港的船只可通过马沙沟水道，进入台江内海[6]，这条水道直到清初还可以通行。随着中国明朝中叶沿海走私贸易逐渐兴盛，汉人海商、盗匪开始频繁往来于台湾海峡，一些鸡笼、大员，以及古魍港内海中的魍港、北港（笨港）等地区开始出现海商、海盗、渔民活动[7]。古代魍港因为水道较浅，适合海盗船等小型船只进出，可躲避官方大型船只的追捕，故受海盗们青睐[8]。

关于魍港之名，又有「芒港」[9]、「魍魉港」、「蚊港」、「莽港」、「网港」等别称。日本学者中村孝志认为魍港之名可能与印尼或南岛语的「舟：」[1]。学者黄阿有认为当时魍港成为海盗贼窟，因此才有「魍魉港」之名[10]。然而在《大清一统志》之中称魍港为网港，即「网子」之意[11]。台湾史学者翁佳音考据台湾荷据早期地名，认为台湾多数沿海地名来源都与闽南语相关，而魍港该地本为渔民捕鱼之处，因其港口多设网寮捕鱼、故称之为「网港」，后来才转为同音的「魍」[12]。

位置疑云

关于魍港准确位置还有争议，多数学者认为嘉义县布袋镇虎尾寮即是魍港、青峰阙所在。图为位于嘉义布袋虎尾寮的「魍港太圣宫」。

对于古代魍港的位置是今日何处，不是很确定。日据时期学者伊能嘉矩因魍港也被称蚊港，认为就是今云林县台西乡蚊港。另一位同时期日本学者安倍明义则认为蚊港是嘉义县东石乡蚊港，连横则是认为魍港又为北港，即笨港。战后的学者们多认为魍港在台南北门区一带，到了1960年代，台南文史工作者卢嘉兴进行实地勘探与在地访谈，认为魍港是嘉义县布袋镇好美里附近，即今日虎尾寮。学者黄明德、蔡隆德通过荷兰古地图与卫星定位仪，也认为魍港位置在今布袋镇虎尾寮。加上虎尾寮该地太圣宫妈祖神像亦被断定年代是明末神像，当地也流传荷兰城旧址的传说，今日学术界主流多认同魍港在布袋镇虎尾寮[13]。然而台湾史学者翁佳音持保留意见，还是认为魍港在台南北门区、急水溪（麻豆溪）海口附近一带，是最符合荷兰和清代相关文献记载的[14]。

早在1573年《明实录》便提到魍港存在，并提到当时海盗林凤在明军剿匪下，率万人海盗集团往东逃窜至澎湖，几天后又逃往魍港。林凤评估魍港海域水浅，大型战船无法进入，便舍弃大船改以轻舟来躲避明舰追击，并以魍港为舶地，这是魍港首次出现在历史上[15]。1574年林凤再度逃往魍港，明军与台湾原住民合作，大破林凤部众。而1590年代当时古魍港内海不仅是海盗的据点，当时内海水域丰富的渔业资源，也吸引不少中国船只到澎湖、古魍港内海周遭一带捕鱼，1593年明朝官员就提到当时沿海渔民经常前往澎湖、北港一带捕鱼，每年有数十百艘渔船前往该区。尤其每年冬季的乌鱼季节都让许多中国渔民前来捕鱼，后来荷治时期的荷兰人特地在魍港征收「乌鱼税」，该税成为重要税收之一[16]。

此外，汉人来台捕鱼也顺便带些货物转售给魍港、鸡笼、淡水、大员等地的原住民，进行「汉番交易」，甚至以捕鱼为名，远赴日本进行走私贸易[17]。明朝官方为了控管走私，要求渔船去台湾需有船引许可[18]。海盗林道干在台湾多地留下踪迹，其中倒风内海的大圭壁是其主要据点[19]。在1602年陈第随明将沈有容至东番（台湾）剿倭，并在〈东番记〉纪录了「魍港、加老湾、大员、尧港、打狗屿、小淡水、双溪口、加哩林、沙巴里、大帮坑」等港口地名以及原住民风俗[20]。

魍港亦是古代福建沿海前往台湾岛的必经航路，1617年的张燮《东西洋考》提到前往东番的航道上会先经过澎湖，再航行到魍港。而明末清初的航海书籍《指南正法》也提到澎湖来的船只可航到魍港，再从这里分成南北两个航道，一条往南航向打狗、放索。另一条从魍港往北可航到淡水、圭笼[21]。因此学者陈宗仁认为陈第〈东番记〉记叙古代台湾港口的顺序也是依照南北航线来记载，故以魍港和南边的加老湾为起点[22]。

到了1610年代，不仅古魍港内海已是福建渔人的重要渔场，与台湾原住民鹿皮贸易、与日本的「会船点贸易」也相当兴盛。随着日本民间本土对舶来品需求大增，日中贸易尽管进行走私管制，日本海商南下与汉人海商交易，双方把交易点转移至魍港内海北边的北港，进行「会船点贸易」[23]。兴盛的贸易，使得当时一度以北港作为台湾岛之名，连带内海南侧的魍港也为知名，《指南正法》所载：「蚊港（魍港）亦叫台湾，系是北港」[24]。日本德川幕府为了想加强对华贸易，在1616年让村山秋安率领舰队窥视台湾岛西北部沿海，这引起明将韩仲雍、沈有容警告日人不准占据东番[25]。

颜思齐与郑芝龙开发

「布袋魍港太圣宫妈祖神像」具有明代风格，其年代推论为明末清初，被认为是颜、郑开垦魍港时期从大陆携来。

在1621年或1624年，根据《台湾外记》记载，颜思齐率领十三艘大船只从日本退到台湾沿海聚众巢居，开始在海上从事经商与劫掠，声势逐渐扩大。关于颜思齐在台湾登陆巢居的地点，一说是在今北港，这主要来自连横《台湾通史》提到：「航行八日夜，至台湾。入北港，筑寨以居，镇抚土番，分汛所部耕猎」，认为北港即苯港北港，今日北港镇、水林乡一带流传颜思齐在当地创建「十寨」的传说。然而台湾史学界普遍认为连横的说法并不正确，清初《读史方舆纪要》中提到的北港在澎湖的东南方，因此该港口应该是南边的魍港一地。尽管荷治文书和地图上，魍港（Wanckan）和笨港（Poonkan）是相邻两地但不同的地方，但早期开垦的诸罗外九庄也多落在魍港周遭，现代学者黄明德、蔡隆德在今布袋镇虎尾寮曾经采集到当地传说「颜思齐一伙行船过青峰阙，从魍港登陆」，因此颜思齐的大本营很可能是在魍港[26]。原先魍港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就已有不少汉人渔夫在魍港海域季节性的往捕乌鱼，汉人也在魍港与日人进行走私贸易，亦是与原住民贸易的商贸港，更是澎湖水道的必经之地。

颜思齐当时与另一股武装海商势力李旦是合作关系，颜思齐并通过李旦与荷兰东印度公司创建合作，随着1624年荷兰人准备从澎湖退入台湾岛上的大员，已经在魍港创建据点的颜思齐还把自身一艘船舰租给荷兰东印度公司，帮忙他们撤离[27]。而当荷兰人在大员建造据点城堡时，他们向魍港采购大量红砖石和石灰，作家杨渡认为之前颜思齐在魍港一带建设营寨和聚落，因此不仅有足够的窑砖和石灰工人供自己建设，还可外销于荷兰人在大员的建设[28]。在荷兰人来到大员前几年，其势力还尚未控制魍港地区或邻近的新港社，荷兰首位台湾长官马丁努斯·宋克的书信提到，当时李旦和颜思齐有数百人，他们的势力在大员北方一带，从事劫掠的工作[29]。魍港并不在大员的统治下，李旦和颜思齐的海商集团尽管挂着荷兰旗与荷兰人一同打劫西班牙的商船，然而他们的船队还在魍港、海丰港、二林港一带偷偷打劫来往大员的商船[30]，而荷兰的船只来到魍港地带时，荷兰人还曾遭到魍港居民袭击，可见两地并不是那么友善[31]。荷兰人在大员创建政权后，不少汉人为了避开荷兰人的课税与贸易限制，改往魍港进行贸易[32]。

1625年8月李旦因病过世，颜思齐接替李旦在台湾的业务，然而同年10月颜思齐在嘉义山区打猎时染病，随即过世。部下们推举能力出众的郑芝龙来领导帮众，继承了颜思齐多数遗产。郑芝龙继续沿着魍港内海周遭往内陆开垦，另一方面他维持与荷兰人的合作，继续挂着荷兰旗帜进行打劫[30]，其舰队规模逐渐从接手时的20艘增至40余艘。1626年下半年郑芝龙的劫掠活动开始脱离荷兰人的旗帜，自立门户，其活动范围也扩大至中国大陆沿海。1627年时其舰队规模迅速增至400艘，不分区别对来往船只进行劫掠和保护费，不仅明朝不堪其扰，荷兰人也深受其害[33]。

1628年郑芝龙接受明朝福建巡抚熊文灿招安后任官海防游击，但他此时仍经常来往台海之间，未完全离开魍港地区[34]，甚至郑芝龙在熊文灿的许可下，大举招募数万福建汉人饥民，通过海船运到魍港内陆开垦，郑芝龙不仅提供垦户资金，并让垦户三户共用一牛，且头三年免除税金的优惠鼓励汉人来台，在魍港内海周遭及八掌溪一带分别创建大奎璧庄、井水港庄、下茄苳庄、鹿仔草庄、龟佛山庄、南势竹庄、龟仔港庄、槺榔庄（大槺榔、小槺榔）、大坵田庄共九个聚落，这些聚落后来被称之为诸罗外九庄，这些庄园成为郑氏私人的产业[34]。

约1644年〔魍港实况图〕。图中标示A为已被侵蚀的旧堡，标示I为的小丘是新堡建议位置，标示C为荷兰驻军营地，图中标示G为「中国戎克船的水道」、图中标示F为「渔夫居留的村子」、图中标示M为「有些渔夫的房舍」、图中标示E为沙丘

荷兰东印度公司退入大员后，对于以魍港为据点的海盗，认为他们的打劫行为严重威胁到海上贸易。但此时尚未掌握魍港，于是荷兰人在1626年公告对于在大员居住或与想在大员邻近番社贸易的汉人都需要向公司申请居留证，来便于控管[35]。随着郑芝龙被明朝招安后重心转移，大本营从魍港转移至福建安海镇，而荷兰人也趁机把势力深入魍港、笨港[36]。1633年，荷兰大员当局决议铲除魍港至鹿港之间的海盗窝点。1634年，汉人海盗刘香率舰队企图进入魍港修整，被荷兰人拒绝后，刘香入侵大员并遭到击败，此后魍港海域海盗势力大幅削减[37]。

魍港一带本是麻豆社传统社域，随着荷兰人在魍港创建石灰厂，大批汉人工人进入魍港，1634年末、1635年初麻豆社的原住民人开始袭击在魍港烧石灰的汉人工人及渔夫，使得荷兰人在1635年发动麻豆社之役，顺便一同报复麻豆溪事件惨案，这场军事行动成功让麻豆社投降，确保了魍港一带的安宁。而荷兰为了大船追剿海盗方便，把原来的魍港水道入口从原先的7、8荷兰呎挖深到13荷兰呎，比大员海道还深2荷兰呎，加上从魍港内海往台江内海的水道较深，进入台江内海容易[38]。福尔摩沙长官汉斯·普特曼斯担心汉人、葡萄牙人或日本人占据魍港要地并建造要塞，将威胁荷兰对台湾南部的统治，他奏请巴达维亚总部于魍港创建要塞，选定在进入魍港内海的水道狭隘处，于一小丘上建址，该处甚至用步枪都可以射到来往船只[39]。1636年荷兰人在魍港创建方堡（Reduit），并命名为「菲立辛根堡」，并派荷兰士兵20余人驻防，据此作为统治北陆沿海一带领域的军事要塞。菲立辛根堡于1636年底于一个小沙洲岛建盖完成，该地理位置经常受海水的冲蚀[38]。而于1644年堡垒被海水侵蚀而须放弃。当年秋天荷兰土地测量员S.J. Domckens重新测量，绘成〔魍港实况图〕。荷兰人决定另筑一个新堡垒，将新菲力辛根堡改建在东边更接近海边结实土地之区域上，并在对岸增设一砲台，以加强对魍港水道的掌控。新堡与旧堡样式有些差别，新堡是方形棱堡，于1647年完成砦堡的防御工事。然而，尽管荷兰加强新堡对海侵的半月形防御工程，但无法仍抵挡海水侵蚀，在1657年对新堡的受损评估中，公司认为再投入资金也无法维护菲立辛根堡[40]。

对于从事渔业的魍港汉人，荷兰东印度公司在1637年于该地设置征税所，对鹿皮和乌鱼征收什一税[41]，确保来台收购鹿皮等的船只都去大员和魍港交过税[42]。又因为魍港的牡蛎壳是荷兰人铺设道路的建材之一，也是烧石灰的重要原料，1634年为了因应建设殖民地的需要，荷兰人在魍港创建石灰厂。随着1639年兴建热兰遮城，魍港的石灰输出到大员的产量达到了一波高潮[43]，而荷兰东印度公司对石灰业安全的重视，也是促成兴建菲力辛根堡和对麻豆社、虎尾垅社用兵的原因之一[44]。魍港的石灰产业不仅给公司带来获利，还发展出不同应用的石灰产品，魍港石灰一直到荷治末期都有生产[45]。

此外，魍港不仅是汉人据点，提供足够的劳动力，其周遭沿岸还有些森林，拥有优质的木材资源，因此在当时魍港是一处良好的船只维修场所。当贸易来往船只受损或出现结构问题，会进入魍港进行修整，1634年海盗刘香就是以船只维修为由企图进入魍港[46]。然而因为魍港一地是沿海沙洲水道，缺乏足够耕地，多由大员一地提供粮食和日常生活用品，当这不影响魍港的重要地位[47]。从荷兰东印度公司正式记录《热兰遮城日志》中，显示魍港的船只频繁来往大员之间[48]，其中鹿皮是魍港最大宗出口商品，在1635年运往大员的鹿皮即有一万张[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