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股文
八股文又称八比文[1]、八章文、时文、时艺、制艺,是中国明、清皇朝及越南阮朝考试制度中所规定的一种特殊文体1。

隋唐开始,中国出现了开科取士的科举制度,开出中国社会低下层知识分子能成为上层官僚的途径。在隋唐时,科举中写文章的部分(明经)主要是写诗歌,直到明、清两代才正式转变为八股。
历史背景
明朝八股文
明代洪武元年(1368年),诏开科举,对制度、文体都有了明确要求[7]。士人参与科举考试必须通过三场的考试2。不过写法或偶或散,初无定规。明宪宗成化年间(1464年-1487年),经王鏊、谢迁、章懋等人提倡,八股文逐渐形成了以讲究格律、步骤,并逐渐形成比较严格的程序。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始由“经义”变为开考八股文,规定要按八股方式作文,格式严格,限定字数,不许违背经注,不能自由发挥。
题目
题目必须用四书五经中的原文。题目又分大题、小题两类。
- 乡试、会试多用大题,题意比较完整。又分连章题、全章题、数节题、一节题、数句题、单句题等等。
- 童试多用小题。其题意多不完整,这是为了避免重题,因童试场次多,且只考《四书》义,不考《五经》义。经历几百年后,四书中完整的句子不够用。考官便想方设法出题,例如:割裂原意,将上下两章、两节互不相关的文句合为一题,或各取半句凑成一题,叫做截搭题或冒上题、承下题、上全下偏题、上偏下全题等。
内容
内容须以程朱学派的注释为准。历代解经之作很多,科举考试只用程朱一派。《周易》依程传朱学本义,《尚书》依朱熹学生蔡沈传,《诗经》依朱熹《诗集传》,《春秋》依胡安国传,而以《左传》为本事,《礼记》依陈澔集传,《四书》依朱熹《四书集注》。考生行文命意,必须就题阐释,依注作解,不得擅自生发,独出新论。八股文还要求代圣人立言。如题目是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及其门人的话,则必须仿真语意,即使是三桓、阳虎、荷𦰏丈人、齐人妻妾等各类人物,也要设身处地,肖其口吻。只有记事题和连章题不用仿真口气。
文章格式
名称 | 另名 | 行文格式 | 内容要求 |
---|---|---|---|
破题 | 无 | 二句散行文本。 | 将题目字面意义破释。 |
承题 | 无 | 四、五句散行文本。 | 将破题中紧要之意,承接而下,引申而言,使之晓畅。要求明快关连,不可脱节。 |
起讲 | 小讲、原起 | 散行文本 | 浑写题意,笼罩全局。 |
起股 | 起比、题比、提股、前股 | 四五句或八九句双行文本,两扇句式必须相同,要求相对成文,形成排偶。 | 开始发议论 |
中股 | 中比 | 句式双行,句数多少无定制。要求相对成文,形成排偶。 | 内容是全篇的重心所在,必须尽情发挥,进一步搜剔题中正反神理奥妙,要求锁上关下,轻松灵活,宜虚不宜实。 |
后股 | 后比 | 句式双行,多少无定制。需相对成文,形成排偶。 | 作用是畅发中比所未尽,或推开,或垫衬,要求庄重踏实,振起全篇精神。 |
束股 | 束比 | 双行,每扇二、三句或四、五句。需相对成文,形成排偶。 | 用来回应、提醒全篇而加以收束。 |
大结 | 无 | 散行,不一定用对偶。 | 全文结束语,不用圣贤口气,可以发挥己意。 |
八股文起承转合有一定的规矩。最初三股和末一股可采取散文形式,中间四股需用排偶的句子。
字数
八股文的字数有限定。明初制度:乡试、会试,用《五经》义一道,500字。《四书》义一道,300字。
清朝八股文
清世祖顺治三年(1646年)宣布恢复科举取士,沿用明朝的八股文,做出一些小改变。后来的康熙帝意识到科举考试中的八股文“空疏无用,实于政事无涉”,于1663年废止八股文。1665年,礼部侍郎黄机上疏:“先用经书,使阐发圣言微旨,以观心术。不用经书为文,人将置圣贤之学于不讲,请复。”1668年,康熙恢复八股文考试。
1738年,兵部侍郎舒赫德上书乾隆皇帝:“科举之制,凭文而取,按格而官,已非良法,况积弊日深,侥幸日众。应将考试条款改弦更张,别思所以遴拔真才实学之道。”乾隆组织讨论之后,发现没人能提出替代科举之方,这次提议暂且结束。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政府宣布停止科举考试使用八股。1904年,清政府举行了最后一次科举,翌年起废除。
大部分与明代类似,但将八股中最后可以发挥己意的大结改为三、四句收束,不能发挥己意思,又叫收结或落下。
评价
选任人才
采用《四书》《五经》这一标准化的教科书,士大夫阶层容易形成一致价值观,共通的语言,降低上下级官员间沟通成本。
义理诠释的规范
引领风气
考试标准化
学术影响
八股文题目,内容,格式都限制太严。考生们只是按照题目的字义敷衍成文,因此扼杀了作者的创意,也扼杀了读书人的自由意志。结果造成八股文内容空洞,专讲形式,成了文本游戏。读书人为了考取功名专研析八股文,但八股文的限制太严,而且题目限于经书,束缚了读书人的思想,程朱义理之学在科举制度的引导下逐渐僵化。顾炎武言:“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8]
政治影响
读书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竭尽一生精力钻研八股文的写法,对政治,社会实际情况缺乏了解。而有些读书人亦对人情世事缺乏了解,一旦为官,缺乏足够的知识来应付民间大小事情,只好委任幕僚师爷及下级官吏决策事宜,使得吏治日渐败坏,政治难上轨道。[9]
文化名人的批评
- 杨慎:“本朝以经学取人,士子自一经之外罕所通贯。近日稍知务博,以哗名苟进而不究本原,徒事末节。五经诸子则割取其碎语,而诵之谓之蠡测。历代诸史则抄节其碎事而缀之,谓之策套。其割取抄节之人已不通经涉史,而章句血脉皆失其真。”(杨慎:《升庵集》卷52,《举业之陋》)
- 袁了凡:“今教子弟者多不读五经,务记臭烂时文,以为捷径者入。”(袁黄:《了凡袁先生论文》,《游艺塾续文规》卷4)
- 顾炎武:“今日科场之病莫甚乎拟题。且以经文言之。初场试所习本经义四道。而本经之中,场屋可出之题,不过数十。富家巨族,延请名士,馆于家塾,将此数十题,各撰一篇,计篇酬价。令其子弟及僮奴之俊慧者,记诵熟习,入场命题十符八九,即以所记之文,抄誊上卷,较之风檐结构难易迥殊,四书亦然。发榜之后,此曹便为贵人。年少貌美者多得馆选。天下之士靡然从风。而本经亦可以不读矣。”(顾炎武:《拟题》,《日知录》卷16)
- 黄宗羲:“科举之弊,未有甚于今日矣。余见高、曾以来,为其学者,五经、《通鉴》、《左传》、《国语》、《战国策》、《庄子》、八大家,此数书者未有不读,以资举业之用者也。自后则束之高阁,而钻研于蒙存、浅达之讲章。又其后则以为泛滥而说约出焉。又以说约为冘,而圭撮于低头四书之上。童而习之,至于解褐出仕,未尝更见他书也。此外但取科举中选之文,讽诵摹仿,移前掇后,雷同下笔已耳。”(黄宗羲:《科举》,贺长龄、魏源:《清经世文编》卷57,《礼政上》)
- 魏禧:“明世黜杂学,尊孔子,勒四书五经为题目。法视前代,为独正、贩夫、监子莫不知仁义道德之名,然才略迂疏,不逮汉唐远甚。及其后,则遂欲求为东晋、南宋而有不可得者。天下奇才异能,非八股不得进。自童年至老死,惟此之务。于是有身登甲第,年期耄,不识古今传国之世次,不知当世州郡之名、兵马财赋之数者。而其才俊者,则于入官之始而后学。”(魏禧:《制科策上》,《魏叔子文集》卷3)
- 陈廷敬:“学者⋯⋯所服习者,本义、集传、蔡沈、胡安国、陈澔,之所谓五经而已。《易》、《诗》、《书》、《礼》,学文者犹加诵习焉。《春秋》则概删。圣人之经不读,读胡氏传。传亦不尽读,择其可为题目者。以其意铺叙为文,不敢稍逾分寸,以求合于有司。”(陈廷敬:《经学家法论》,《午亭文编》卷32)
- 阎若璩:“三百年文章学问不能直追唐、宋及元者,八股时文之害也。”(阎若璩:《潜邱札记》卷1)
- 钱大昕:“明初袭用元制,乡会、试题四书在五经之前,由是士子应试专以揣摩四书文为事,经义徒有其名尔。”(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90,《元史卷五》)
- 崔东壁:“明以三场取士久之。而二三场皆为具文,止重四书文三篇。因而学者多束书不读,自举业外茫无所知。”(崔述:《考信录》,《提要卷上》)
现状
2014年9月,杭州市高级中学在新版语文教材中收录王鏊《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王守仁《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及曾国藩《与诸弟书》等三篇八股文,并引发社会关于八股文的讨论。[10]
注解
^ 注解1:近人蔡元培认为:「八股文的作法,先作破题,上两句,把题目大意说一说。破题作得及格了,乃试作承题,约四五句。承题作得合格了,乃试作起讲,大约十余句。起讲作得合格了,乃作全篇。全篇的作法,是起讲后,先作领题,其后分作八股(六股亦可)。每两股都是相对的。最后作一结论。由简而繁,乃是一种作文的方法。」
^ 注解2:初场主要是以儒学典籍来测验士子对于经学义理的理解能力,并进而阐发微言大义,以“代圣人立言”;次场则以朝廷文告写作以及法令的裁判,来测验士子对于古今朝廷事务之了解,以及对于辞汇掌握之能力;第三场则以古今治道、学术之演变及其良莠,来测验士子对于历史事件的递嬗并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式。杨慎即认为:「初场在通经而明礼,次场在通古而瞻辞,末场在通今而知务。」
参考文献
- “股”与“比”是对偶的意思。
- 明人茅坤在给王进士的信中说:“仆尝谓举业一脉,盖由王荆公厌唐、宋来以辞赋取士,故特倡此经义以揽天下材茂之士。妄谓举子业,今文也;然苟得其至,即谓之古文,亦可也。世之为古文者,必当本之六籍,以求其至;而为举子业者,亦当由濂洛关闽以溯六籍,而务得乎圣贤之精,而不涉世见,不落言诠。”(《茅坤集》第321 页,《复王进士书》)
- 经义即经书内经文的意义,考经义的过程是考试时让考生选择一经书,依本身对此经书的了解来写文章。宋朝的考生可选择《论语》、《孟子》及《易》、《诗》、《书》等经书。
- 周德昌《中国教育史研究·明清分卷》:“八股之法,源于宋,定于明之洪武,而完备和盛行于明宪宗成化以后,泛滥于清代。”(第161页)
- 皇庆二年中书省上奏:“学秀才的经学词赋是两等,经学的是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勾当,词赋的是吟诗课赋作文本的勾当。自隋唐以来,取人专尚词赋,人都习学的浮滑了。罢去词赋的言语,前贤也多曾说来。为这上头,翰林院、集贤院、礼部先拟德行明经为本,不用词赋来。俺如今将律赋省,题诗、小议等都不用,止存留诏诰章表,专立德行明经科。明经内四书五经,以程子、朱晦庵注解为主,是格物致知修己治人之学。这般取人呵,国家后头得人才去也。”(《通制条格》卷五,《科举》)
-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十二·经部十二·《书义矜式》六卷》
- 洪武三年首次举行 科考规定:“《易》程朱氏注,古注疏;《书》蔡氏传,古注疏;《诗》朱氏传,古注疏;《春秋》左氏、公羊、谷梁、胡氏、张洽传;《礼记》,古注疏。”(李调元《制义科琐记》卷一,《初设科举条格记》)
- 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六·拟题》
- Lui, Adam Yuen-Chung. . Modern Asian Stud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4, 8 (3): 391–396. JSTOR 311740. doi:10.1017/S0026749X00014694.
- . [2014-09-0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09-04).
- 董铁柱:〈论八股文文体的内在多样性(页面存档备份,存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