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注

南朝宋文帝认为晋代陈寿撰修的《三国志》，内容精洁，但太过简略，故诏令裴松之作注。裴松之收集各家史料，弥补《三国志》记载之不足，他的注释方法有四大原则：“一曰补阙、二曰备异、三曰惩妄，四曰辩论。”清代《四库提要》将其所用方法，分析为六类：“一是引诸家之论，以辩是非；二是参诸家之说，以核伪异；三是传所有之事，详其委屈；四是传所无之事，补其阙佚；五是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六是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

裴松之作注所根据的史料，可考者多达二百一十余种[1]。宋文帝叹为“不朽”之业。例如：《三国志》卷21《王粲传附吴质传》记载文帝〈与吴质书〉一文，近二百字，而裴注详引《魏略》所载此书，竟多达八百余字。裴松之解释说：“臣松之以本传虽略载太子此书，美辞多被删落，今故悉取《魏略》所述以备其文。”《三国志》在许多关键处多语焉不详。如关于九品中正制的创立，《陈群传》中只有一句：“制九品官人法，群所建也。”这必须靠裴松之的注加以补充。侯康说：“陈承祚《三国志》世称良史，裴注尤博赡可观。”[2]清人钱大昕认为：“裴氏注摭罗缺佚，尤为功臣。”[3]“(裴松之所引用书)凡百四十余种，其余史家无涉者，不在数内。”[4]李慈铭说：“裴松之注博采异闻，而多所折衷，在诸史注中为最善，注家亦绝少此体。”[5]赵翼说：“今按松之所引用书多凡百五十余种，……皆注出书名，可见其采辑之博矣！”[6]

从唐代开始，有学者对裴松之《三国志注》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主要针对裴注数据庞杂繁芜和体例不纯[7]。刘知几说裴松之“才短力微，不能自达……喜聚异同，不加刊定，恣其击难，坐长烦芜，观其成书表献，自比蜜蜂兼采，但甘苦不分，难以味同萍实矣！”[8]，陈振孙认为裴注“鸠集传记，增广异文。大抵本书固率略，而注又繁芜”[9]。章学诚也说：“裴松之依光于陈寿，非缘附骥，其力不足自存也。”[10]叶适则认为“注之所载，皆寿书之弃余”[11]。近代学人陈寅恪认为，裴注是受到佛教典籍《合本子注》的影响所致。他在《支愍度学说考》一文中说：“中土佛典译出既多，往往同本而异译，于是有编纂‘合本’以资对比者焉。”

现今中国大陆学者对《三国志》正文及注文的字数进行了认真的统计，依据中华书局的三国志点校本作计算，发现陈寿正文有36万余字，裴松之注文为32万余字[12][13][14][15]。宋代晁公武所谓的《三国志注》文多出《三国志》全文数倍之说[16]，不攻自破[17]。

《三国志注》中收录了不少的知名文章，至今在后朝已失佚的当朝文学，在《三国志注》都能一窥原貌。如建安七子的文章、曹丕的《典论》和《与吴质书》、曹植的《洛神赋》、《铜雀台赋》、诸葛亮的《出师表》、曹操的《短歌行》、李密的《陈情表》等在《三国志注》皆有收录。日后如钟嵘的《诗品》和隋唐以后的《古文观止》皆有引用《三国志注》里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