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港

穿越边境的逃港者，摄于1962年

逃港者以最临近香港的广东人为压倒性多数，其次来自福建和四川（包括今重庆），后者比较多用合法途径。而抗日战争及国共内战前后之移民以江浙（包括上海人）、山东、河南和天津为主。

由广东省偷渡来港者超过二百万，不少经香港移居东南亚或偷渡到欧美国家，按地区而言，最多是惠阳地区(包括今惠州市、深圳市、东莞市、河源市等)、潮汕、佛山地区，江门五邑地区以及广州，其次亦有数十万北方人以及华中人经上海偷渡到香港，少部份直接偷渡到香港，例如倪匡由内蒙古经上海偷渡到香港，李摩西以及李鹏飞亦从上海偷渡到香港，其余南方各省亦有零散数万人经广州偷渡到香港[3]，总和亦有数十万，而南方人大多经广州、中山偷渡香港，北方人大多经上海及杭州偷渡到香港，所以现今香港人包括各省籍人。逃港而又成功者以男性较多，但亦有女性[注 1]。逃港者多为农民，亦包括部分城市居民、学生、“知识青年”、工人，甚至军人。[4]

逃港分为多个阶段，其中有因为中国大陆政府为了清除国内反动势力而任由逃离，但更多是因为忍受不了饥荒、阶级斗争等压迫。

逃港者以年轻人为主，大多因为香港和中国大陆有近百倍收入差距、认为香港遍地黄金（如电影《打蛇》的钻石山的谣传和《我的大嚿父母》之角色定位「抛妻别子偷渡去香港寻金觅财的康伯」）、向往香港生活等原因而逃港，逃港者亦有其他年龄层的人，因为被批斗、饥荒、希望赚取金钱以改善自己以及家人生活等原因到港，而年轻人则因为生活经验较浅，大多不是亲属被批斗而是希望赚取更多的金钱而到港。

大量人在偷渡过程中被鲨鱼咬死、游泳气力不足淹死、跳火车时摔死[5]、在偷渡过程中与解放军以及英国啹喀兵、华人兵纠缠中互有死伤、根据电影《打蛇》的数据搜集，不少人还遭被称为「打蛇人」的香港黑社会掳掠后强奸、斩杀[6]，最后大约200万[7]至250万[8]成功越过边防线偷渡至香港市区，祇计1962年的大逃港，日均五千「大军南下」[9]，短短一个月便南逃十五万人，著名事件包括华山救亲[10]。

一名不愿遣返中国内地而从卡车上跳下的逃港者，摄于1962年。

1962年5月14日，由于逃港人数太多，香港政府决定放弃「安置难民」，开始「即捕即遣」涌入之难民[11]。约三万逃港者集结在香港上水华山，疲惫饥饿，在山中喘息，等候从市区闻讯赶来之亲人接下山。[12]

5月15日，金庸旗下《明报》发表了首篇社评：「最宝贵的是人的生命！最大的仁政，是救人的生命！」明报报馆一度成为救援物资中心。5月16日，胡仙旗下《星岛日报》刊登了《百名难民寄语香港亲友》一文。宗教团体、乡亲组织、新闻媒体发起了「援助有困难的人民」行动[13]，前后共有十几万人次，送衣、送食、送水到华山。市民用各种方法保护华山上之亲友，包括接走、匿藏家中或市区。[14]

在「不行动者作抗命论」下，警察将一批批越境者强行拖上卡车，送到石湖墟收容营地。当时香港政府决定，偷渡者在送入收容营后，免费给予两餐丰盛之自助餐，等第二日派车由罗湖桥送返大陆。当夜有市民守在营外，据报载：「滞留（在营外）的市民不下三四千众。」「他们当晚就在露天卧睡。」市内不少歌舞厅等娱乐场所都熄灯闭门，以示同情。

翌日，上万市民手持饼干、面包、粮袋，当卡车长龙驶出营门，公路两旁粮袋齐飞、泪雨倾盆。突然，成百人冲出马路，躺在地上，以身阻截车队，许多越境者纷纷跳车逃跑。

据事后估计，前后共有约过半华山越境者，在市民帮助及警察「抓捕不力」下，最后得以进入市区。[15]

一名被港警逮获的逃港者，摄于1962年。

偷渡潮还影响了香港政策之运行，根据香港大学教授周永新所言，香港政府一直有助木屋区人口上楼（即入住公屋）的政策，但香港1981年仍然有70万人口居住在木屋区，当中绝大多数都是1976年以后来港的逃港者，因为逃港者太多，香港土地渐趋短缺，需要通过市区填海以及港九以外兴建香港新市镇（今日的荃湾、屯门、元朗，以及1997年前兴建的天水围及将军澳）政府通过十年建屋计划所建设的房屋没法应付需求[25]。香港偷渡潮对香港经济有利有弊，逃港者便宜的劳动力以及冒险追求财富的精神亦为香港经济带来一定贡献，部份更成为知名人士。但不少仍带来很多社会问题，如黑社会、犯罪、大量公屋、社区建设以及综援支出等，许多逃港者最终成为了危害香港社会的罪犯，例如张子强等。

因为珠三角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已成为其中一个主要移民地方，由珠三角偷渡到港的人口亦包括各省籍人口，包括当年占领广州的山东兵等。逃港亦大大加重了广东籍人口在香港人的比例，现今香港人口中的新移民有57%来自广东（包括先聚居在珠三角的各省籍人），这些人口又大多来自亲属移民，占总亲属移民的84%[26]，香港的贫穷新移民人口几乎全为逃港者大陆亲属，其他省籍的移民以投资移民和技术移民为主。因为逃港者在中国大陆经历过批斗、饥荒的日子，他们比没有经历过中共统治、在香港出生的香港人更讨厌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大陆人，不少有恐共、反共、厌共甚至仇共的心态[27]，对中共及香港本地亲共势力充满戒心和厌恶。故而不少香港人不接受香港主权移交，以及主张香港和中国大陆保持距离，并且很多都反对自由行和中港融合。不少中产在六四事件后到九七主权移交前亦大量移民外国，当时因为香港楼价高企，由香港移居外国的人口主要为投资移民，他们不少已经在1997年前售出楼宇，以投资移民外国[28]。

香港人口由1950年的220万以每十年100万的速度增长，为香港在1970年代的经济腾飞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香港人口在1980年上升到大约500万。成功逃港者，在香港生活也受到不同程度歧视，但1997年前之逃港者大部分均已融入香港社会。逃亡成功的大陆公民获得了香港身份证，他们都成为了香港的廉价劳动力，对于香港经济起飞，成为「亚洲四小龙」作出了巨大贡献。[1]1980年以后不少已取得香港身份证的逃港者将家人申请到香港，而香港人口以每十年55万增长，逃港潮人口以及其后代成为香港现今人口的重要来源，是香港人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例如「塞拉利昂下」精神[29]。虽然逃港人口来自广东各民系，香港政府推动广州话作为香港的通用语，使原居民、此前来自中国各省的香港人大部份亦改以粤语广州话沟通，因文化相近及种族单一，族群[30]冲突如土客械斗减少。逃港者亦有来自广东的各个方言区，广东的语言情况复杂，有多个民系多种语言，但来港以后亦改以广州话沟通。而世界各地居于香港的非华裔多以英语作为第一语言。

广东省因为与香港相距较近，许多试图逃港的居民都逃亡成功，造成了广东省人口锐减，工厂停办，城镇居民减少。[1]1977年11月11日，邓小平在广州市视察时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1]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亦形容此事是「人民用脚投票」，将偷渡潮定性为经济原因而非政治原因。加上中国内地政府亦不想让偷渡潮持续而令其体面受损，为了阻止广东人民大量偷渡，决定让广东先富起来。最终，中国大陆1970年代末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及1980年创建深圳经济特区，优先开放深圳、广州以及珠三角[31]。广州及深圳从此成为中国大陆富有地区，人民生活质素大大提升，再加上香港在1980年实施即捕即解，不再值得冒九死一生之风险偷渡来港。偷渡人潮大量减少同时，亦使其他省份人口大量移居广东[32]，深圳最低工资亦是全大陆第一（2013年时达每月1600元），引来各省居民争相到深圳工作[33]。

九七主权移交后，香港特区政府推动「中港融合」政策，大量香港新移民移居香港。广东省公安厅每日有150名亲属移民配额，予新移民移居香港生活。不少人保留使用简体字、自己的母语或普通话；与此同时，把持香港政府和部分商界势力的建制派也扩大普通话和简体字使用范围，遂引致陆港矛盾加剧。

广东大量民众偷渡外逃，引起当时中共广东省委、政府乃至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极大关注。其中中共广东省委于1979年4月中旬，就召开了全省制止偷渡外逃紧急会议，着重研究部署具体的应对措施。国务院、中央军委后于同年6月14日发出《关于坚决制止广东省大量群众偷渡外逃的指示》。而在6月21日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坚决制止偷渡外逃的布告》，声明出境人士都必须经当局批准、凭证在指定口岸离境或进入边境地区。而偷渡外逃者就要接受收容、教育或遣送等。而为迅速遏制民众外逃，广东更在深圳、珠海边境沿线组织民兵与边防部队，开展堵截。在临近港澳和偷渡严重的惠阳、惠东、东莞、海丰、中山、斗门、顺德、番禺、台山等县，增设临时民兵哨所，以加强巡逻堵截。在珠江出海口靠近港澳的海面，则集中船艇加强海上巡逻，严格检查来往船只[34]。

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香港进行丑化宣传，曾发过一份文档，叫《人间地狱——香港》，其中是如此描述：

1. 香港是世界上最荒淫的城市；
2. 香港黑社会横行；
3. 香港是最大的制毒贩毒基地；
4. 香港自杀者是世界上有数的。

由于香港在1997年前不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管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政策如大跃进、上山下乡及文化大革命影响不到香港，香港又处于经济腾飞时期，所以香港人的生活水平，事实上比中国大陆高出了许多。[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