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汉文

学习汉文即传统台语所谓的「读册」。在日治以前，台湾汉文教育可以分为初级蒙学及四书五经两个阶段。由于汉文的学习重于咏颂，对于汉字的发音须谨记于心，因此蒙学教育的目的便是训练台湾学子足以用台语或客家话读出汉文中的所有汉字。《千字文》（）、《昔时贤文》（）、《三字经》（）、《百家姓》（）、《幼学故事琼林》（）、《千家诗》（）、《唐诗三百首》（）和《千金谱》（）等「汉学仔册」便是台湾汉文蒙学最常使用的教材。值得注意的是，在诵读此类蒙学或四书五经时，读书人皆是以台语或客家话的文读音（读册音、文音、孔子白）来诵读，然仅有《千金谱》系掺有台语白读音来诵读的，因此《千金谱》亦可被归类为闽南语白话文的作品范畴。当对以上蒙学有一定程度的认识与熟悉之后，读书人便会进一步学习《论语》（）、《孝经》（）和《诗经》（）等四书五经汉文经典。[1]

日治时期，台湾汉人学子多于公学校接受国民教育。有鉴于台湾汉人社会对于汉文的倚赖度高，在1937年台湾总督府废止「汉文科」教育之前，所有的公学校学生都须接受汉文教育。由于汉文独立设科教学，台湾总督府于1904年编订了《汉文读本》作为教材；1918年，由于汉文科教学时数减少，总督府又再次重编。《汉文读本》的内容与传统私塾所教授的四书五经大相迳庭，涵括了近代化知识、历史、地理、修身、应用文、台湾物产等广泛事物与新知。因此，相较于传统私塾的记忆与背诵，公学校的汉文科教育强调的是知识的推广与应用，并与台湾学生的生活经验做结合。在以汉文教授近代化新知的同时，融入了许多和制汉语，除使之成为台湾社会日常用语的一部分，也使台湾汉文得以近代化。[2]1937年，日本政府已确立南进政策，先后开始推行国民精神总动员及皇民奉公运动，总督府遂废止汉文科，汉文教育从此流入民间私塾。

战后国民政府推行国语运动、禁说「方言」等政策，台语及客语汉文的传承遭受严重冲击并凋零，导致今日台湾人面对汉文时，多以现代标准汉语为念读语言，迄今台湾的中小学国文科（国语科）的文言文教育亦以其为教学语言。

教育部于「九十五年高级中学国文课程暂行纲要」编选提供出版参考的文言文篇章四十篇，有部份是以台湾为主题的文言文，如下。其中《台湾通史》序为台湾人创作：

• 东番记─陈第
• 纪水沙涟─蓝鼎元
• 裨海纪游选─郁永河
• 台湾通史序─连横

台湾汉文创作多出现于明郑渡台之后，然历史上第一篇有关于台湾的汉文游记创作是明朝万历年间由陈第所着的《东番记》。[3]

明郑众多官僚皆为明朝旧臣文人，多数汉文作品皆是阴郁悲伤的亡国流亡文学。其代表作品包含《延平二王遗集》、二世郑经的《东壁楼集》、王忠孝《王忠孝公集》、徐孚远《钓璜堂存稿》、沈光文《沈光文斯庵先生专集》等。虽多为亡国文学，但长年寓居于台，亦有部分融入台湾、建设台湾（时称东宁）的作品，如：王忠孝的〈东宁风土沃美急需开济诗勗同人〉及徐孚远的〈东宁咏〉等。[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