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定价

世界不同碳排放交易，自2008年起的碳排放配额价格走势。

在限额与交易制度的设计中，排放许可市场会自动将碳定价调整到确保能将限额达成的水平。[13][14]政府设置排放上限，例如每年1,000吨二氧化碳，然后这些配额或是分发给利益相关者，或是经过拍卖出售给最高出价者。排放许可分发之后，可经私下交易方式流转。无排放配额的排放者将面临比购买许可还要高的处罚。如果设置的排放上限较低，许可就会发生供应不足的情况（稀少性），其交易价格就会升高。

EU ETS即采用此法而在2005年至2009年期间造成相当强劲的碳定价，但后来因供应过剩和2007年发生的金融海啸造成的经济大衰退而价格下跌。近来由于政策变化导致碳定价自2018年开始急剧上涨，于2023年2月已超过100欧元/吨二氧化碳（约当118美元）。[10]

限额与交易制度可包括带有下限和上限的物价稳定条款（如果价格超过上限，政府可发布更多许可，让价格降低，或者价格低于下限，政府可出面收购，擡升许可价格）。[31]这种设计通常被称为混合设计。[12]{{rp|47}价格受到控制，维持在上下限的范围内，而可被视为一种税。

碳交易通过对排放者的排放量设置限额来发挥作用。因此价格会自动调整到符合设置的目标，此为其优于固定碳税之处。碳税被认为比限额与交易制度更易广泛施行。碳税的简单性与即时性已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省得到证明，从颁布到实施仅花费五个月。[32]而混合设计的限额与交易制度会对价格上涨加以限制，在某些情况下也设置下限。上限是在固定市场价格之上增加一些碳权供应，而下限是不允许以低于此价格贩售的机制。[33]例如美国某些州的区域温室气体倡议通过其成本控制条款而设置配额价格上限。

然而业界可能会通过游说的手段将碳税免除。因此有人认为通过碳交易，污染者会有减排的动机，但当它们取得免除碳税的优惠时，减排放的动机就会消失。[34]而另一方面，任意发放排放许可可能会产生贪腐行为。[35]

大多数限额与交易制度都会设置一递减的上限，通常是每年降低一固定百分比，给市场提供确定性，保证排放量会随着时间的演进而下降。通过税收而可预估碳排放量将会减少，但可能不足以改变气候变化的进程。递减的上限为确定的减排目标提供空间，并提供衡量目标何时可达成的工具。限额与交易制度与严格的税收不同，它还具有灵活性。[32]在需要更准确的排放目标情况下，首选做法是在限额与交易制度下设置排放许可（也称为配额）的做法。[36]

运用碳收入的做法有：

• 通过平均方式回馈大众，[37]在获得廉价的风能和太阳能之前，此法可补偿能源价格大幅上涨的风险。产生高碳足迹的富人往往须支付更多的费用，而穷人甚至可从此法中受益。
• 通过补贴加速向再生能源转型
• 通过研究新技术、鼓励大众运输、汽车共享和其他促进降低排放的政策
• 负排放补贴：根据生物碳移除法（PyCCS）或生物能源与碳捕获和保存（BECCS）等技术，产生负排放的成本约为150-165美元/吨二氧化碳 。[38]将过往累积排放量（总共1,700吉吨（Gt，十亿吨））移除，[39]理论上可用超过拟议排放量清除成本的价格开始拍卖配额来进行。

天然气以及石油和煤炭等大宗商品价格于2021年意外飙升，引发是否该将碳定价上涨推迟，以避免额外增加社会负担的争论。另一方面，根据平均方式回馈大众理论，甚至可给予较贫困的家庭补助，这些家庭往往比富裕的人口消耗更少的能源。碳定价越高，补助力度会越大。但从个人情况来看，补偿不适用于农村地区的通勤者，或是住在隔热性能较差的房屋中的人。这类人既没有多余的钱来投资使用较少化石燃料的解决方案，也更为依赖贷款或补贴。碳定价仍有助于激励人们使用更有效的化石燃料技术。[43]

燃料和电能的最终价格取决于每个国家的个别税收法规和条件。虽然碳定价正逐渐增大作用之中，但能源税、增值税、公用事业费用和其他部分仍是造成各国间价格水准极为不同的主要原因。

所谓碳泄漏，指的是一个国家/部门的排放监管对未受同一种监管的其他国家/部门的排放所产生的影响。[58] 对于长期碳泄漏的程度尚未有共识出现。[59]

泄漏率的定义为采取国内缓解行动的国家，其来自外部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除以采取国内缓解行动的国家排放量的减少量。因此当泄漏率大于100%，表示各国内部减排行动会增加其他国家的排放量，即国内减排行动实际上导致全球排放量的增加。

估计由于采取国内缓解行动的国家成本升高而丧失价格竞争力，必须将生产转移到未采缓解行动的国家，因《京都议定书》而采取行动，导致的泄漏率估计在5%到20%之间，但这些泄估计被认为非常不确定。[58]对于能源密集产业，依照议定书附件一所列，通过科技发展带来的效益被认为会很巨大，但这种效益尚未能被可靠量化。根据研究人员巴克等人 (Barker et al. ，2007年) 发表的报告，经验证据显示当时的缓解行动（例如EU ETS）并未导致采行的产业发生显著的竞争力竞争损失。

根据EU ETS规则，运用其发布的碳泄漏暴露因子（Carbon Leakage Exposure Factor），[60]可用于确定不同工业设施可得到免费排放许可的额度。

开发中国家的普遍看法是在贸易谈判中讨论气候变化，将会导致高收入国家采取绿色贸易保护主义。[61]对进口到高收入国家的货物征收环保关税（约等于每吨二氧化碳有50美元的碳定价），对于开发中国家而言有重大影响。 世界银行于2010年评论说，引入边境关税可能会导致贸易条件激增，造成竞争环境不公。高收入国家所征收的进口关税也可能成为低收入国家的负担，这些国家对于导致气候问题的作用十分微小。

限额与交易制度及碳税与再生能源补贴等非价格政策的相互作用并不相同。 IPCC对此的解释如下：

碳税可对再生能源供应补贴等政策产生额外的有利环境影响。相较之下，如果限额与交易制度发挥其约束力（足够严格以影响与​​排放相关的决策），那么再生能源补贴等政策在排放者已达到限额的程度时将不会对其减少排放产生进一步的影响（译者加底线以强调）。[62]^:29

根据一项于2020年发表的研究报告，碳定价并未损害富裕民主国家的经济成长。[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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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kstra, Jarmo S; Waidelich, Paul; Rising, James; Yumashev, Dmitry; Hope, Chris; Brierley, Chris M. . Environmental Research Letters. 2021-09-06, 16 (9): 094037. Bibcode:2021ERL....16i4037K. S2CID 237427400. doi:10.1088/1748-9326/ac1d0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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