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定價

世界不同碳排放交易，自2008年起的碳排放配額價格走勢。

在限額與交易制度的設計中，排放許可市場會自動將碳定價調整到確保能將限額達成的水平。[13][14]政府設定排放上限，例如每年1,000噸二氧化碳，然後這些配額或是分發給利益相關者，或是經過拍賣出售給最高出價者。排放許可分發之後，可經私下交易方式流轉。無排放配額的排放者將面臨比購買許可還要高的處罰。如果設定的排放上限較低，許可就會發生供應不足的情況（稀少性），其交易價格就會升高。

EU ETS即採用此法而在2005年至2009年期間造成相當強勁的碳定價，但後來因供應過剩和2007年發生的金融海嘯造成的經濟大衰退而價格下跌。近來由於政策變化導致碳定價自2018年開始急劇上漲，於2023年2月已超過100歐元/噸二氧化碳（約當118美元）。[10]

限額與交易制度可包括帶有下限和上限的物價穩定條款（如果價格超過上限，政府可釋出更多許可，讓價格降低，或者價格低於下限，政府可出面收購，抬升許可價格）。[31]這種設計通常被稱為混合設計。[12]{{rp|47}價格受到控制，維持在上下限的範圍內，而可被視為一種稅。

碳交易透過對排放者的排放量設定限額來發揮作用。因此價格會自動調整到符合設定的目標，此為其優於固定碳稅之處。碳稅被認為比限額與交易制度更易廣泛施行。碳稅的簡單性與即時性已在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省得到證明，從頒佈到實施僅花費五個月。[32]而混合設計的限額與交易制度會對價格上漲加以限制，在某些情況下也設定下限。上限是在固定市場價格之上增加一些碳權供應，而下限是不允許以低於此價格販售的機制。[33]例如美國某些州的區域溫室氣體倡議透過其成本控制條款而設定配額價格上限。

然而業界可能會透過遊說的手段將碳稅免除。因此有人認為透過碳交易，污染者會有減排的動機，但當它們取得免除碳稅的優惠時，減排放的動機就會消失。[34]而另一方面，任意發放排放許可可能會產生貪腐行為。[35]

大多數限額與交易制度都會設定一遞減的上限，通常是每年降低一固定百分比，給市場提供確定性，保證排放量會隨著時間的演進而下降。透過稅收而可預估碳排放量將會減少，但可能不足以改變氣候變化的進程。遞減的上限為確定的減排目標提供空間，並提供衡量目標何時可達成的工具。限額與交易制度與嚴格的稅收不同，它還具有靈活性。[32]在需要更準確的排放目標情況下，首選做法是在限額與交易制度下設置排放許可（也稱為配額）的做法。[36]

運用碳收入的做法有：

• 透過平均方式回饋大眾，[37]在獲得廉價的風能和太陽能之前，此法可補償能源價格大幅上漲的風險。產生高碳足跡的富人往往須支付更多的費用，而窮人甚至可從此法中受益。
• 透過補貼加速向再生能源轉型
• 透過研究新技術、鼓勵大眾運輸、汽車共享和其他促進降低排放的政策
• 負排放補貼：根據生物碳移除法（PyCCS）或生物能源與碳捕獲和儲存（BECCS）等技術，產生負排放的成本約為150-165美元/噸二氧化碳 。[38]將過往累積排放量（總共1,700吉噸（Gt，十億噸））移除，[39]理論上可用超過擬議排放量清除成本的價格開始拍賣配額來進行。

天然氣以及石油和煤炭等大宗商品價格於2021年意外飆升，引發是否該將碳定價上漲推遲，以避免額外增加社會負擔的爭論。另一方面，根據平均方式回饋大眾理論，甚至可給予較貧困的家庭補助，這些家庭往往比富裕的人口消耗更少的能源。碳定價越高，補助力度會越大。但從個人情況來看，補償不適用於農村地區的通勤者，或是住在隔熱性能較差的房屋中的人。這類人既沒有多餘的錢來投資使用較少化石燃料的解決方案，也更為依賴貸款或補貼。碳定價仍有助於激勵人們使用更有效的化石燃料技術。[43]

燃料和電能的最終價格取決於每個國家的個別稅收法規和條件。雖然碳定價正逐漸增大作用之中，但能源稅、增值稅、公用事業費用和其他部分仍是造成各國間價格水準極為不同的主要原因。

所謂碳洩漏，指的是一個國家/部門的排放監管對未受同一種監管的其他國家/部門的排放所產生的影響。[58] 對於長期碳洩漏的程度尚未有共識出現。[59]

洩漏率的定義為採取國內緩解行動的國家，其來自外部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除以採取國內緩解行動的國家排放量的減少量。因此當洩漏率大於100%，表示各國內部減排行動會增加其他國家的排放量，即國內減排行動實際上導致全球排放量的增加。

估計由於採取國內緩解行動的國家成本升高而喪失價格競爭力，必須將生產轉移到未採緩解行動的國家，因《京都議定書》而採取行動，導致的洩漏率估計在5%到20%之間，但這些洩估計被認為非常不確定。[58]對於能源密集產業，依照議定書附件一所列，透過科技發展帶來的效益被認為會很巨大，但這種效益尚未能被可靠量化。根據研究人員巴克等人 (Barker et al. ，2007年) 發表的報告，經驗證據顯示當時的緩解行動（例如EU ETS）並未導致採行的產業發生顯著的競爭力競爭損失。

根據EU ETS規則，運用其發佈的碳洩漏暴露因子（Carbon Leakage Exposure Factor），[60]可用於確定不同工業設施可得到免費排放許可的額度。

開發中國家的普遍看法是在貿易談判中討論氣候變化，將會導致高收入國家採取綠色貿易保護主義。[61]對進口到高收入國家的貨物徵收環保關稅（約等於每噸二氧化碳有50美元的碳定價），對於開發中國家而言有重大影響。 世界銀行於2010年評論說，引入邊境關稅可能會導致貿易條件激增，造成競爭環境不公。高收入國家所徵收的進口關稅也可能成為低收入國家的負擔，這些國家對於導致氣候問題的作用十分微小。

限額與交易制度及碳稅與再生能源補貼等非價格政策的相互作用並不相同。 IPCC對此的解釋如下：

碳稅可對再生能源供應補貼等政策產生額外的有利環境影響。相較之下，如果限額與交易制度發揮其約束力（足夠嚴格以影響與​​排放相關的決策），那麼再生能源補貼等政策在排放者已達到限額的程度時將不會對其減少排放產生進一步的影響（譯者加底線以強調）。[62]^:29

根據一項於2020年發表的研究報告，碳定價並未損害富裕民主國家的經濟成長。[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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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kstra, Jarmo S; Waidelich, Paul; Rising, James; Yumashev, Dmitry; Hope, Chris; Brierley, Chris M. . Environmental Research Letters. 2021-09-06, 16 (9): 094037. Bibcode:2021ERL....16i4037K. S2CID 237427400. doi:10.1088/1748-9326/ac1d0b .

• Bank, World. . The World Bank. 2021. ISBN 978-1-4648-1728-1. S2CID 242987579. doi:10.1596/978-1-4648-17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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