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安全

发生冲突的风险会随着全球暖化而增加，特别是在较脆弱的地区。研究显示极端天气事件会损害经济、降低粮食产量并加剧不平等，当此与其他因素结合后会升高发生暴力的风险。有项研究发现于上个世纪，有3%至20%的武装冲突是受气候变化影响的结果。比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的平均气温升高2°C将会导致当前冲突风险增加至13%，气温升高4°C会导致风险增加最高达26%。[32]

由总部设于澳大利亚的智库经济与和平学院发表的报告 - 全球和平指数指出有9.71亿人生活在气候变化风险较高或极高的地区，其中4亿人生活在和平程度较低下的国家。报告提出警告说，气候变化会影响资源可用性、就业保障并导致强迫迁移，而增加暴力冲突的可能性。[33][34]

关于气候变化是否会增加战争的可能性，科学界尚未达成共识。未来的气候变化可能与人类先前经历过的有很大差异，社会对此的调适能力尚不明朗。[32][35]

许多气候安全倡议者将气候变化与冲突作联系。德国全球变化咨询委员会发现有4种会将气候变化与冲突联系的途径：淡水资源退化、粮食不安全、自然灾害频率和强度增加，以及移民模式增长或是改变。[36]跟据报导，这些因素会增加暴力冲突的风险，例如改变暴力的机会结构（例如，当国家力量被削弱时，或是受害的人更易受到武装团体招募时）或是加剧受到影响人口的不满。 根据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的一份报告，逐日强化的气候变化造成的实体影响"将加剧地缘政治热点，特别是在2030年之后，主要国家和地区将面临越来越大的不稳定风险，以及人道主义援助需求。"此表示阿富汗、缅甸、哥伦比亚、危地马拉、海地、洪都拉斯、印度、伊拉克、尼加拉瓜、北韩和巴基斯坦有可能会被列为因极端天气事件而对能源、食物、水和健康安全构成威胁："这11个国家因能源、食物和水安全降低，会加剧贫穷、部落或族群间的紧张关系，以及对政府的不满，而升高社会、经济和政治不稳定的风险。[37]

一篇在2016年《原子科学家公报》上发表的文章，提出与气候有关的水冲突有可能导致涉及克什米尔、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核战争。[39]但一些学者认为气候变化不太可能对国家间的战争性质产生重大影响，但对其在内战和社区冲突中的影响表达担忧。 [40][41]研究人员Hsiang、Burke和Miguel从事一项对60项研究报告所做的统合分析， 结论是气温升高和极端降雨会导致人际暴力增加4%，群体间冲突增加14%（两者均为中位数）。[42]然而他们的结果受到其他研究人员质疑，因为其在采用替代模型演算的结果不够稳健。[43][44]最近的研究采取更谨慎的态度，并认为与气候相关的灾害（包括热浪、干旱、风暴和洪水）会适度增加武装冲突的风险，但前提是存在农业依赖、[45]基础设施不足[46]或是有族群遭受政治上的排斥。[47]由此推论，气候变化更像是个"风险倍增因子"，具有放大现有冲突风险的作用。 [36]对此主题采取一致看法的评论[48][49]包括于2019年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的一项专家评估，其结论是上个世纪中有3%至20%的境内武装冲突风险受到气候相关因素的影响，但其他驱动因素更为重要。[41]

专家评估报告指出，研究领域中仍存在主要的知识差距和不确定性，特别是在把气候变化与冲突风险做联系的途径方面。 [41]杨·塞尔比（Jan Selby）认为评估忽略批判性或建构主义的方法。[50]事实上，有许多研究对有关气候冲突研究，采用的是确定性和以冲突为导向的世界观而提出批评，[51][52]并且对该主题的统计研究结果系运用有问题的模型和有偏见的数据集而得。[53][54]现有的研究工作也主要集中在一些大众已知晓，且已冲突频发的地区，例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中东。这引发关于抽样偏差的问题，以及对拉丁美洲和大洋洲等较少受到注意地区的影响，和平方式进行的气候变化调适和建设等主题也未得到充分研究。[55]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还指出增加一般冲突风险的几个因素对气候变化很敏感，但自然与社会之间无直接和简单的因果关系。 [56]

在逐个国家的基础上，一些案例研究将气候变化与尼日利亚、[57]肯尼亚[58]和苏丹[59]的农民和牧民之间暴力冲突的增加作联系，但发现对马利[60]和坦桑尼亚的有混合的结果。[61]对于内战等高强度冲突，所得证据也模糊且备受争议。但一些研究显示其中一些因果关系的证据很少，[62]包括在达佛、[63]埃及、[64]叙利亚、[65]和加纳[66]的案例。以叙利亚为例，许多军方官员认为气候变化导致该国城乡间移民大增和内战发生。但如学者扬·塞尔比[67]等认为该国领导人巴夏尔·阿塞德采取农业补贴削减的经济措施比干旱造成的移民问题更大。

研究人员最近越来越关注气候变化对骚乱、示威或静坐等低强度甚至是非暴力冲突的影响。即使人们并未使用暴力的手段或动机，他们也会卷入这种形式的冲突，例如当发生粮价高升或是水资源短缺时。研究确实显示在脆弱的社会中，气候变化的预期后果（例如粮食和水两者安全性下降）会增加抗议的风险。[68][69][70]这些冲突往往会加剧，并引发更深层次的社会和政治斗争。

专家认为全球几个主要冲突中，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有：

• 达佛战争 - 当地持续的干旱将牧民和农民之间的冲突加剧[71][72][73]
• 叙利亚内战 - 在内战之前已发生干旱，导致农作物歉收和牲畜减产，有150万人为此流离失所，[74][75][76]但有学者对此表示异议，他们认为2007年至2008年东北部的严重干旱有可能是气候变化所造成，[77]但不太可能有助于引发叙利亚内战。[78]
• 博科圣地叛乱 - 叛军利用自然资源短缺来助长反政府情绪[79][80]
• 索马里内战，其中的干旱和极端高温与暴力有关联[81][82]
• 尼日利亚牧民-农民间冲突、2019年奥戈萨古袭击事件（马利）、南苏丹族群暴力冲突和撒赫尔地区中国家的农牧民间冲突皆因气候变化而加剧。 [83][84]
• 马利北部冲突，其中干旱和极端高温与暴力有关联[85]

美国军方最迟自2010年起即开始大力推动再生能源的开发、评估和部署，以减少其在运输上需耗用的化石燃料。[86]根据北约组织2015年的年度报告，提出计划对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进行投资，以降低士兵面临的风险。气候变化产生的安全影响也是引用理由之一。 [87]

军事战略家主要关注于气候变化期间武装部队的操作能力（也是许多军事和国家安全战略的内核） - 气候变化对军事基地等相关设施，以及极端高温等对人员作战能力的影响。五角大厦于2018年提出的报告显示于美军3,500个军事基地中，有一半会受到风暴潮、野火和干旱等六类关键极端天气事件的影响。

因此各国开始"绿化"军队，并在军事基地安装太阳能光电模块、在利用船舶运输时采用替代燃料与装设再生能源设备，为军队应对气候变化做好准备。[88]

人们也担心严重依赖化石燃料会给武装部队带来脆弱性。美国军方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此类燃料消耗单位。[89]例如于美国入侵伊拉克期间（2007年），近40个燃料车队中就会发生1起死亡或重伤事件。[90]美国军方最迟自2010年起即开始推动再生能源的开发、评估和部署，以减少运输对化石燃料的需求。北约组织提出的2021年气候变化和安全行动计划提出保护其资产的策略，并承诺到2050年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91]

然而由于军事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是自愿性提供，[92]向来缺乏透明度。美国布朗大学于2019年发表一项研究报告，估计自2001年反恐战争开始以来，仅美国军队就排放12亿吨温室气体。[93]此外，英国科学家网络全球责任科学家计算英国的军事排放量为1,100万吨，欧盟排放量为2,480万吨，其中法国占总量的三分之一。[94]

军方提出的永续发展计划被批评为漂绿。此外，军事主义和战争造成毁灭性的环境破坏。[95]遗留在阿富汗的化学污染和发生在马绍尔群岛的核污染是美国军事行动及其环境遗产的一些例子。[96][97]

由于气候安全在许多政府、国际组织和其他机构中的重要性日益加重，一些机构现在正在运行，目的在减轻气候变化对冲突造成影响的计划。这些做法被称为气候安全措施，[98]研究人员von Lossow等将其定义为"（地方或中央）政府、组织、社区、私人行为者或个人实施的有形行动，以助于预防、减少、缓解或调适与气候变化和相关环境退化影响，及随之而来的安全风险和威胁"。[98]由克林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创立的非营利组织行星安全倡议（Planetary Security Initiative）建有及维护一份最新的气候安全措施列表。[99]

这些措施源自于开发、外交和国防领域中具有不同动机的各种机构。其中一例是菲律宾北拉瑙省的5级市考斯瓦岗市（Kauswagan）市Arms to Farms（解甲归田）项目。[100]由于粮食不安全将该地区的叛乱活动（莫洛伊斯兰解放阵线）加剧，当地因降雨不规律导致作物收成不佳，叛乱分子招募人数增加，引发进一步的暴力事件。 [101]该项目通过对前叛乱分子进行农作训练及促进社区之间的信任，而提高全面粮食安全、和平与人类安全，成功将他们融入社区。另一例是联合国于马利的维和行动 (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特派团) 的一个分支行动，该行动寻求解决社区冲突（冲突源于气候变化导致的资源短缺），于马利北部基达尔建造一个全新且更有效的水泵，以解决当地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为水而发生暴力冲突的问题。[102]

越来越多的非军事和民间社会组织正在倡导国家安全方针，包括布鲁金斯学会和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美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和查塔姆研究所（英国）、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瑞典）、 克林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德国智库阿德尔菲（Adelphi）与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88]环保组织如世界自然基金会、环境保护基金会、美国的大自然保护协会和欧洲的E3G（智库）也采纳国家安全措施。草根组织如荷兰的反抗灭绝甚至邀请一位荷兰将军为他们撰写的应对叛乱手册提供意见。这些团体往往更为关心人类安全，但他们会寻求军方作盟友，他们相信如此做有助于获得更广泛的政治和经济支持。[88]

气候安全措施领域才刚起步，但此领域越来越重要，而由于新领域具有不确定性，一些气候行动者仍不愿意参与。[98]因为气候变化在不久的将来仍会增加，研究人员von Lossow等的研究结论是在世界脆弱地区扩大气候安全项目的数量"具有促进更可持续，及长期和平与稳定的巨大潜力"。[98]

北约组织在2015年表示，气候变化是个重大的安全威胁，并且"已感受其影响"。[105]北约在2021年同意一项气候变化和安全行动计划，承诺其要 1) 分析气候变化对NATO战略环境和联盟的资产、设施、任务和作业的影响、 2) 在其工作中将气候变化纳入考虑、 3) 加入缓解气候变化工作，和 4) 与伙伴国家以及活跃于气候变化和安全领域的国际和区域组织进行交流。[106]

需要注意的是部署安全部队，有时反会引发不安全的情事。例如由美国主导、北约组织支持对阿富汗长达20年的军事入侵和占领，原本是进行反恐战争，企图达到安全的目的，最终却加剧更多的战争、冲突，并因美军与北约支持部队于2020年-2021年撤出，让塔利班重新掌权。

气候变化最早是经由UNFCCC处理，现由《巴黎协定》提供框架，但在联合国系统内，对气候变化导致的安全问题并无组织性归属，因此纵然其对几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威胁具有紧迫性，却在很大程度上仍未得到处理。 [107]根据UNFCCC，联合国的缔约方会议 （COP）是处理此事务的最高机构。由缔约方派遣代表参加每年举行的会议，做出必要的决定以确保公约条款能有效实施，并定期审查条款的实施情况，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类干扰是UNFCCC的终极目标。 [108]UNFCCC也称为"里约公约"，由世界各国政府首脑于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里约地球峰会"）期间签署的三项公约之一，于1994年3月21日生效。时至今日，UNFCCC已拥有近乎联合国全部会员国加入。 [109]由于联合国更加关注这一主题，而在2018年10月在联合国秘书处之下的联合国政治与建设和平事务部内启动机构间合作，称为气候安全机制（Climate Security Mechanism）。[110]

联合国安理会于2007年首次就气候安全和能源问题展开辩论，并于2011年发表主席声明（presidential statement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表达气候变化会对安全造成不利影响的担忧。然后举行一系列关于气候变化相关问题的非正式阿里亚公式会议。瑞典于2018年7月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起关于气候与安全的辩论（Sweden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气候变化已超出其作为一种假设的会威胁破坏人类长期潜力的风险（existential risk）分类，已是安全理事会的外交官以外，与其他和平与安全运行者相关的业务问题。

然而有些国家，特别是开发中国家（也称中低收入国家（LMIC）），并不认为气候变化应被视为安全问题。当气候与安全议题首次在联合国出现时，LMIC反对将气候变化予以安全化。[111]七十七国集团（G77）于2006年认为"UNFCCC是谈判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国际政府间论坛，最富裕的国家不应只解决[气候变化]的后果，而该解决问题的根源。"[112]G77也表示在联合国安理会讨论能源问题并不合适，并重申能源在实现永续发展目标、消除贫穷和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中的关键作用。[112]G77和中国于2013年表达联合国安理会"并非进行此类讨论的适当论坛"，而应交由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ECOSOC) 和联合国大会处理。[113]自此之后G77就没再发表过其公开立场。

气候变化对非洲大陆产生破坏性的影响，当地最贫困的社区深受其害。粮食不安全被加剧，导致人口流离失所，并对水资源产生极大压力。 [114]由于非洲整体气候调适能力低下和政府能力不足，对气候风险的暴露程度很高，使其成为世上脆弱度最高的大陆。 [115]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于2007年提出的报告指出，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是造成苏丹达佛冲突的部分原因。[116]该地区于1967年至2007年期间的总降雨量减少30%，撒哈拉沙漠每年扩张超过一英里。农民和牧民之间因牧场面积减少和可用水源稀少而发生的摩擦是发生内战的归因。[117]美国和欧洲安全分析人士因为撒赫尔和乍得盆地与气候相关的严重脆弱性、社区暴力、吉哈德叛乱、政治不稳定以及国内和地区人民流离失所，而将其称为"热点"。气候变化导致降水量变化和沙漠化，威胁以乍得湖为生人口的福祉。[118]报告显示乍得湖正在快速缩小，而导致激烈的水资源竞争。[119][120]联合国安理会于2017年通过第2349号决议，将该地区的冲突和水资源短缺作联结。联合国安理会于2018年发表关于乍得湖流域的声明，将气候变化和乍得湖面积缩小视为博科圣地叛乱的根本原因之一，之后尼日尔与联合国安理会于2020年共同组织一次关于气候安全会议。

然而学者们对于乍得湖的沙漠化是否确实导致冲突存在分歧意见，同时还有其他因素存在，例如先前既有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武器涌入当地、不公平的贸易条件、宗教问题与牧民社区遭到边缘化。

澳洲参议院于2018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气候变化是一种当前和会持续存在的国家安全风险…被定义为会提前将地球起源的智能生命灭绝，或是一种对智能生命发展潜力造成永久与彻底破坏的威胁。"[121]

欧盟高峰会关于气候外交报告的结论中指出，"气候变化是一项具有决定性的全球挑战，如果不紧急应对，将会危及……和平、稳定和安全。"[122]由杂志IPE International Publicers Limited和机构投资者两智库共同于2018年发布的报告，重点是"气候变化是种会破坏人类长期潜力的风险，企业必须设置目标将之消除"。[123]欧洲对外事务部 (EEAS) 高级别活动于2018年6月举办一主题为"气候、和平与安全：该采取行动的时辰"的活动。[124]欧盟的综合安全做法显示其完全有能力应对与气候相关的安全风险。但最近的科学研究显示欧盟尚未制定完全连贯一致的政策。[125]

英国外交、国协及发展事务部（FCDO）的前身 - 外交与国协部（FCO）于2007年率先推动联合国安理会召开气候变化会议，并敦促UNFCCC采取行动。当时的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承诺在2014-15年期间将30%的对外援助用于脆弱和受到冲突影响的国家。 FCO于2013年至2015年期间在八大工业国组织和七大工业国组织会议上论及"脆弱"国家的气候、安全和冲突问题。于2014年，当时的英国首相大卫·卡麦隆指出"气候变化是世界面临的最严重的威胁之一"。[126]一篇于2018年刊载在英国《独立报》的文章也认为根据100多名气候科学家的看法，美国川普政府正"将英国置于风险之中"。[127]同年，英国前气候变化特别代表、退役海军少将尼尔·莫里塞蒂声称"气候变化的影响，将导致英国必须部署更多部队以预防冲突、解决冲突或应对因极端天气事件增加所需的人道援助."[128]英国设立的国际气候基金（International Climate Fund，ICF）将气候变化视为"脆弱"国家的"威胁倍增因子"。 2015年，该国国家安全战略联合委员会 (Joint Committee on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NSS) 提出报告，证实气候变化对国家安全构成风险，国家安全支出需要配合调整。

英国联合国事务大臣阿迈德勋爵于2021年9月23日表示，气候变化威胁国家和所有人的安全。英国于2021年10月31日至12日11月12日期间在格拉斯哥主办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迁缔约方会议（COP26）。[129]英国于2021年3月发布的《国防、安全、发展和外交政策综合审查（Integrated Review of Defence, Security, Development, and Foreign Policy）》认为应将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作为该国"首要国际事项"，并指出非洲国家为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会因此将非洲大陆的不安全、移民和不稳定问题放大。[130]

美国的气候安全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政策理念的开发一直由气候与安全中心[131]领导，该中心由Francesco Femia和Caitlin Werrell于2011年创立，现在是战略风险协会[132]下的一个研究所。

美国情报分析人士自1980年代以来即对气候变化的"严重安全风险"表达担忧。 [133]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于2007年发布一份题为《气候变化与国家安全：行动调度（Climate Change and National Security: An Agenda for Action）》的报告，指出"气候变化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安全与繁荣构成严重威胁。"[134]联合全球变化研究所于2012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气候变化的二阶和三阶影响，例如移民和国家稳定，是美国国防和情报界该关注的问题。 [135]白宫在2015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提出气候变化让美国沿海地区面临风险，变化中的北极地区为该国其他地区及对基础设施构成风险，并增加对军事资源的需求。[136]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詹姆士·克拉波于2016年指出："无法预见的不稳定已成为"新常态"，这种趋势在可预见的未来将会持续……极端天气、气候变化、环境退化、对食物和水的需求增加、不良的政策与基础设施不足将把此种不稳定加剧。"[137]

五角大厦于2015年发布一份报告，指出气候变化否定论将会威胁国家安全。[138]于2017年，川普总统将气候变化从其国家安全战略中移除。 [139]而五角大厦在2019年1月发布一份报告，指出气候变化是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140][141][142]2019年6月，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就气候变化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举行听证会期间，白宫阻止美国国务院所属情报和研究署提交一份声明，撰写该份声明的分析师为此辞职走人。[143][144]创建一气候安全总统委员会的想法曾被提出。[145][133]美国国会依据国防授权法案要求国防部提交一份关于气候问题的报告。该报告于2019年发布，指出"气候变化的影响是个国家安全问题，可能会对国防部的任务、运作计划和设施产生影响。"[146]美国总统乔·拜登于2021年宣布气候变化为国家安全优先事项。[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