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志
地方志,即方志,是记载地方的地理、历史、人物、自然生态及产业等信息的著作,既是一种记载地方所有事物的百科全书,也是研究地方史重要的参考数据[1]。地方志不仅仅是针对中央,也不只是行政区划界定的区域,而是广义上的某个区域。它既可以是某个行政区域,如省域、市域、县域、乡域、村域等。也可以是一个地理概念,如江河的流域、山脉所在的区域、海域等。还可以是国域、国外的某个区域,如某个国家、某个国家的某个区域、跨几个国家的某个区域等。[2]
历史沿革
地方志有地区性、综合性、数据性、连续性四个特点。[3]最早《周礼》有“掌道方志以诏观事”的记载。[4]秦朝以后,方志渐多,《后汉书·西域传》“二汉方志,莫有称焉”。左思《三都赋序》说:“余既思摹二京而赋三都。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 南北朝以后方志进入发展时期,有《豫章古今记》、《荆州记》、《华阳国记》,皆初具方志规模。[2]
隋唐宋时期方志有进一步发展,体例亦日臻完善;著名的总志有隋虞世基《区宇图志》、唐李泰《括地志》、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王存《元丰九域志》、欧阳忞《舆地广记》、王象之《舆地记胜》等,著名的地方性方志有宋高似孙《剡录》、宋敏求《长安志》《河南志》、程大昌《雍录》、潜说友《咸淳临安志》。[2]
明清时期,知府、知县在正式上任之前的准备工作之一,便是找到当地的赋税徭役册和地方志察看,通过县志可了解当地的疆域舆地、人口户丁数、不动产登记、赋税徭役、风俗习惯等。地方志的修志工作为地方长官(知府、知县等)负责牵头,财政绝大部分是靠地方募捐,招聘当地的知名文人进行修志。[5]清初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顾炎武《肇域志》《天下郡国利病书》,大抵取材于方志。顾炎武修纂《肇域志》时,曾参阅明代及清初方志达一千多种。
分类
按空间分类
地方志可以分为行政区域志和非行政区域志2大类。记述空间是行政区域的有:国志、省志、自治区志、直辖市志、市志、县志、乡志、镇志、村志等。记述空间不是行政区域或跨行政区域的有:山志、江(河)志、海域志、海岛志、寺(庙)志、南极志、远东志、西欧志、北美志等[2]。
管理机构
在中国,中华民国内政部曾于1946年订定《地方志书纂修办法》管理地方志编纂工作[6];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59年成立中央政府机构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7],文革时期中断工作,1983年经中央书记处批准恢复活动[8]。省级机构和市级机构全称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9][10],简称“地方志办公室”[11]。2006年5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颁布《地方志工作条例》。[12]2008年,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制定了《地方志书质量规定》。[13]香港亦有机构设置[14]。
台湾的地方志编纂,原依《地方志书纂修办法》由台湾省及各县市文献会负责[6],在2001年废止该办法后,改由各县市的文化局负责[15]。
现代也有私人编志的情况,如1998年,在社区营造活动已相当兴盛的台湾,中华民国社区营造学会和台湾省政府文化处即合作规划推动「大家来写村史—民众参与式社区史种籽村创建计划」,由文史工作者和社区居民撰写自己社区的历史[16]。
湖南省永州江永县清溪村的退休教师田万载热心于当地的瑶族文化与清溪村历史,自己编写了《清溪村志》。[17]石家庄市赵县停住头村的村委会退休干部刘凤岐,在村里和周边做大量的走访调查,记录了住头村在抗日战争等时期的近百年历史,自费出版了村史《岁月的史诗》。[18]
日本自德川幕府时代开始收集中国地方志,有十四所图书馆收藏中国地方志2866种。中国国内已佚或残缺的地方志,在日本尚存有原刻本达224种。[19]
方志举例
地方志专家
- 何乔远(1558-1631),何乔远一家为方志家族。父何炯编纂《清源文献》、兄何乔迁编纂《潭阳文献》、何乔远本人编纂《闽书》、《泉州府志》、《安溪县志》[21]。
- 唐梦赉(1627-1698),顺治六年成进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检讨,后归里。唐梦赉参加了《淄川县志》、《济南府志》的纂修工作,还将自家房舍“志壑堂”辟为志馆[22]。
- 陈作霖(1837-1920),生于书香门第,乡试中举后,礼部会试三次未中,就转而立志撰述,完成《金陵通纪》、《金陵通传》、《金陵琐志五种》等有关南京方志文献[23]。
- 王葆心(1867—1944),任学部主事时编撰《明季江淮七十二寨纪事》,抗日战争期间,担任罗田县志馆馆长。除修史外,还完成《方志学发微》这部方志学著作[24]。
作用
- 作家陈忠实创作《白鹿原》时,对地方史志资料多加参考,从几个县的志、史中摘抄了30多万字的资料[25]。
- 留美学人何炳棣在撰写《明清社会史论》一书时,曾在北美各大图书馆遍翻三千多种中国方志,超过读方志最多的清初大儒顾炎武。[26]
- 成都和重庆的两家“同德福”同名桃片食品公司者打起商标侵权官司,法官根据《合川县志》等历史文献判定重庆合川的“同德福”源自光绪二十三年(1898年)的同德福斋铺,登记“同德福”有合理性。
- 广西巴马以长寿村闻名,当地一些企业和单位宣传活了超过142岁的清代人蓝祥为巴马人,但广西宜州官方以两地的地方志纪录为证,驳斥了蓝祥为巴马人的说法[27][28]。
- 江苏宿迁为重现“白鹿渔歌”古景,在耿车镇开挖白鹿湖人工湖。但很多市民认为白鹿湖应在来龙镇,历史学者根据《宿迁县志》、《淮安府志》等资料证明古代的白鹿湖确在现耿车镇境内[29]。
- 光绪版《南岳志》记载,祝融峰舍身崖上有“寿比南山”四字题刻,南岳相关部门因此几度探寻,终在2009年发现“南山”摩崖石刻[30]。
参考资料
- 萧明治. . 台湾文献 (国史馆台湾文献馆). 2007, 58.2: 110-112 [2020-11-25]. ISSN 1016-457X.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2-20).
- 王照伦:理论方志学浅说.海南史志,1995,[3],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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