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方安生

陈方安生，安徽省寿县人，1940年1月17日生于上海，信奉天主教。祖父方振武（1885年－1941年）为国军抗日名将，父方心诰（1913年－1950年）为纺织商人，母方召麐（1914年－2006年）为师承赵少昂、张大千的国画名家。叔父是著名骨科医生方心让爵士（1923年－2009年），堂妹方敏生为香港社会服务联会行政总裁。陈方安生在家中八名兄弟姊妹中排行第二，为家中长女，有一孖生胞妹陆方宁生。长兄方曼生为律师，弟弟方津生与叔父同为骨科医生[3][4]。

1948年，陈方安生全家前往香港定居，但父亲于1950年病逝，家境一度困顿，要靠祖母和叔父才得以维持。陈方安生在1949年入读嘉诺撒圣心学校私立部，继而升读当年位于坚道的嘉诺撒圣心书院，于1957年完成中五课程（于1957年英文中学会考中考获英文科及圣经科「优」等，中文、历史、英国文学以及公民4科「良」等成绩[5]，与胞妹方宁生为同届同学[5]）；其后在1957年至1958年转读圣保禄学校[6]，以修毕中七预科学业。中学毕业后，陈方安生曾短暂在玛丽医院任职文员，1959年进入香港大学文学院，主修英文及英国文学，期间曾当补习老师帮补家计[6]。1962年，陈方安生在大学取得二级荣誉学位毕业[7]，曾在保良局短暂工作，想过当社工，但最后决定加入香港政府[6][8]。

大学毕业次年，陈方安生与商人陈棣荣结婚[4]，从此在姓名前冠上夫姓，称作陈方安生。

陈方安生在1962年大学毕业后加入政府，出任政务主任，是香港政府首三位女性政务主任之一（首位是在1961年加入政府的周雪凝），与她同期加入政府的政务主任包括杨启彦和霍罗兆贞等。她早期在不同部门任职，包括渔农处、工商署和辅政司署等等[4][9][10]。

1970年，陈方安生获升任为助理财政司，1972年改任助理新界政务司，1975年短暂出任副新界政务司，同年转任首席助理社会事务司，1976年改任副社会事务司，至1979年升任社会福利署副署长[4][10]。同年，为争取男女公务员同工同酬平等待遇，陈方安生与一众高级女性公务员组成「高级女性政府官员协会」，并担任首任主席。在她大力提倡下，男女同工同酬在协会成立两年多后落实[9][11]。

当了五年副署长后，陈方安生在1984年获擢升为社会福利署署长，成为本港开端口以来首位女性署长，任内代表香港政府前往北京列席《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仪式[12]。

1986年，陈方安生遇上「郭亚女事件」，当年她决定以破门入屋的手法救出被幽禁女童「郭亚女」，并将其患有精神病的母亲强行送入精神病院治疗。尽管舆论批评陈方安生滥权，并质疑破门入屋必要性，不过时任总督尤德爵士却对社署做法加以认同，赞扬她处事果断。陈方安生事后一直有与「郭亚女」保持联系，除了有份协助「郭亚女」适应改名换姓后的新生活外，又不时资助她到外地观光，例如在1999年时，曾资助她到南亚观光[11][13]。

1987年初，陈方安生被政府送到英国皇家国防研究院深造[12]。同年3月，她获改任为经济司，成为首位女性华人司级官员，任内主理港口和机场设施等庞大基建发展、成功争取开放本港电讯市场[9]，又对旅游业、能源、粮食供应以及公用事业公司作出监管。她于国泰航空工潮中表现果断，颇得舆论支持[11]。

不过在1992年11月，行政局在兴建九号货柜码头一事上放弃公开招标，中方有感港府故意让英资获利，要求事件交由中英联合联系小组讨论，陈方安生代表政府拒绝提议，结果中方点名批评她[11][13]。

1999年，政府账目委员会揭发陈方安生在1992年时错估香港用电量，批准中华电力兴建龙鼓滩发电机组，导致备用电量过剩，使市民交多电费，但时任特首董建华澄清，兴建龙鼓滩发电机组乃当年行政局咨询专家后得出的集体意见，他自己当时是行政局议员，亦支持意见，认为事件并非陈方安生一人过失[14][15][16]。

1993年4月，陈方安生调任公务员事务司，期间她曾拒绝追加公务员薪酬，被港、九公务员工会加以声讨[11][13]。同年11月29日，陈方安生获时任港督彭定康委任，接替霍德爵士为布政司，成为香港开端口以来首位华人布政司，也是唯一一位女性布政司。据杨启彦忆述，当时华人布政司人选除了陈方安生外，还有他自己、陈祖泽和施祖祥[17]，不过霍德爵士认为陈方安生作风硬朗果断，最终选择以她为首位华人布政司。

在任内，陈方安生确保香港政权平稳过渡，监督和落实耗资千亿元的玫瑰园计划和新机场内核工程，并主持西区海底隧道通车仪式和青马大桥竣工典礼。陈方安生亦参与落实港督彭定康的政改方案，改变最后一届香港立法局组成和取消所有区议会委任议席，使最后一届香港立法局直选议席大幅度增加，更为民主。有说陈方安生一直认为自己过渡后「更上一层楼」，一直拒绝英廷赐予她女爵士头衔。不过陈方安生在2008年10月14日接受商业二台访问时表示，从来不曾幻想过回归后中国政府会让一个自己不信任的人去当特首，自己在政治上亦从无私心[18]。

陈方安生是亚洲地区少有在政府出任要职之女性官员，亦是香港历史上首位署任港督的华人。美国《新闻周刊》更曾在1997年称她为「香港铁娘子」[19]。在主权移交前后，以她为首的港府女高官被称作手袋党。[20]

1995年，陈方安生秘密访问北京，商讨香港主权移交事宜。1997年2月20日，香港特别行政区候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宣布，根据他的提名，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批准任命陈方安生为首届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令她成为特区第一位女性政务司司长。同年3月，董、陈两人在北京一同会见国务院总理李鹏，向公众显示出融洽关系。可是在主权移交以后，陈方安生和董建华一直貌合神离，政府高层出现两个「司令部」[11][13]。

回归初期，广东省提出在经济上和香港融合，并建议兴建跨境大桥，落实二十四小时通关。时任粤港合作联席会议港方代表的陈方安生在兴建跨境大桥和二十四小时通关上一直持保留态度[21]。

1999年，香港立法会就新机场开幕混乱而写成的调查报告指出，香港机场管理局主席董成亨和机场策划局需要负责，报告没有点名要陈方安生负责，但她当时兼任机场策划局主席，曾有立法会议员要求她就事件引咎辞职[22]。调查报告发表后，陈方安生于立法会向香港市民公开道歉。

1999年7月，香港电台播出中华旅行社总经理郑安国的两国论，惹来当时的港区政协委员，《镜报》社长徐四民批评，认为港台没有捍卫「一个中国」的原则，陈方安生与当时广播处处长张敏仪立场一致，坚持维护港台，引起亲共左派人士不满。[23]

根据公务员制度，她本应于1999年以六十岁之龄退休，但获董建华挽留，决定留任至董建华第一任任期届满，即2002年6月30日为止[9]。同年，陈方安生获特区政府颁授最高荣誉的大紫荆勋章，赞扬她毕生尽心竭力为香港服务，并自1993年起担任公务员之首，对香港平稳过渡，贡献殊多[24]。

2000年4月，三件圆明园国宝在香港拍卖，引起中方和亲共左派人士强烈不满，但陈方安生认为这在香港是合法的商业活动，没有阻挠。港区人大成立「国宝事件研究小组」，认为港府没有跟从中央指令，矛头直指陈方安生。

2000年底，流亡法国的华裔作家高行健获颁诺贝尔文学奖，北京认为是「另有政治目的」，但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却急忙补购高行健的书籍，更准备邀请他来港演说，[25]并扬言康文署有其自主权，毋须其他机构批准，此事进一步加深董、陈的分歧。

坊间一直有传董建华和陈方安生不和，又与北京在治港政策上不咬弦，例如董建华支持全面落实母语教学。但在陈方安生力争下，最后有100所中学获准维持英文中学的资格[11]。另外香港大学在2000年爆发民调风波后，陈方安生亦曾向董建华建议撤换被指向港大施压的行政长官高级特别助理路祥安，可是董建华拒绝，并公开支持路祥安，使港大民调风波被进一步闹大。在事件中，陈方安生被建制派人士称作「港英余孽」[11][13]。

2000年9月，陈方安生被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邀请」上北京述职，被要求「更好地」支持董建华。很多人都认为，陈方安生述职是被钱其琛召见「问话」和「训话」，陈方安生向钱其琛解释香港公务员制度运作，尤其是公务员具公职身份时对政治中立的原则。

述职后不久，陈方安生宣布以私人理由，提早在2001年4月30日退休，结束长达三十八年又七个月公职生涯。陈方安生对种种猜测加以否认，但媒体普遍报导她的辞职是因为与董建华的不和，以及和钱其琛的「训话」有关[26][27][28]。此外，也有传媒揣测被中共定性为非法组织的法轮功在2001年1月获港府批准于香港大会堂举行交流会，虽然有关决定体现了一国两制在香港实施的精神，但陈方安生却因事件受压而提早退休。[29]陈方安生退休后，政务司司长一职由曾荫权接替。[30][31]

陈方安生宣布辞职后，国际媒体广泛报导，《纽约时报》形容其辞职「令香港失去了在政府内最有权力维护公民自由和法治的人，是香港自治再无保障之信号」，日本驻港总领事馆赞扬陈方安生为香港顺利「回归」、稳定发展作出贡献。英国外交大臣赞扬陈方安生是出色公务员，多年来忠心服务香港市民。

香港舆论和学者反应负面，《亚洲周刊》形容其辞职「象征传统公务员价值观和势力的消退」（亚洲周刊，2001.1.22-28）。《争鸣》认为其辞职「反映出原有的公务员队伍已经崩溃，一支新的符合北京要求的公务员队伍将一步步取而代之」（争鸣，2001.2）。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副所长刘兆佳则认为「港府声誉受损，香港市民和国际社会忧虑『港人治港』的前景」。[32]

陈方安生请辞，董建华连续3个月缓升之民望再度下跌（跌至53.3分），考虑移民之香港居民较2000年遽升15%，其中15%受访者承认受陈方安生请辞之影响（苹果日报，2001.1.22），显示陈方安生之去留在部分香港居民心中具指针意义，且对特区政府的管治威信造成影响。[33]

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于1 月18、19日所作之民调显示（成功访问784名香港居民），约有70%受访者不相信「个人理由」是陈方安生职辞真正原因，其中40%受访者相信陈方安生所指有人挑拨其与特首间之关系为其辞职之主要原因。舆论则普遍认为董建华与陈方安生长期以来政策理念不合是其萌生退意之主因。[34]

2007年6月，陈方安生接受有线电视访问，指出当年她辞职，是因为不同意董建华推行高官问责制，认为破坏公务员传统精神，当有功劳时由问责局长领功，但有犯错是则由公务员负责。她又批评董建华惯于以家族公司管治方式，不易接受别人意见[35]。有评论员指出，假使陈方安生当初没有宣布退休的话，那董建华在2005年宣布辞职以后，接替董建华出任行政长官的人，便很可能是陈方安生，而非曾荫权[36]。

陈方安生曾参与2006年七一游行，并支持香港落实特首普选。

陈方安生参加2007年七一游行，图左是前副常务司布简琼。

在2002年11月7日，陈方安生获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颁授荣誉圣米迦勒及圣乔治爵级大十字勋章，以答谢她在港英时期的贡献，而该勋衔以往通常都是授予香港总督[37]。

陈方安生退休初期比较低调，但亦时有公开发表政见并热心参与公益活动。例如在2003年的时候，她就代表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到老挝作亲善探访[11][38]。2002至2005年期间，陈方安生多次在美英报刊撰文、以及在美英政治组织、传媒、学会举办的午餐会和论坛上作嘉宾演讲，谈论香港政治。2002年7月1日，陈方安生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文章，要求特区领导「勿模糊两制的界线」。2002年12月3日，陈方安生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题为《中共煽动法触动脆弱神经》的文章，再次谈及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问题，指特区政府如果执意不肯以白纸草案进行咨询，只会令人猜疑其背后另有阴谋，并指「香港环境独特」，反颠覆条例会触动社会的神经。2004年，陈方安生在6月6日出版的一期美国《时代周刊》撰文，指「中共处理香港问题的态度和言论，令人联想到文化大革命的做法」、「名嘴封咪引起外界对香港言论自由的忧虑」。2005年，陈方安生再度重新活跃于香港政坛。在该年12月4日，她参加了争取香港普选大游行，当时有人认为她参与游行的原因是因为了竞逐香港第三届行政长官选举，不过她事后表示参加游行只是希望香港尽快实行普选，及要求行政长官曾荫权向中国政府争取普选时间表[39]。然而，陈方安生这次参与游行反被「四大护法」之一的许崇德批评她「不甘寂寞」和「红杏出墙」。[40]。

在2006年5月，行政长官曾荫权与陈方安生在澳门会晤，立即惹起外界揣测中国政府欲劝退陈方安生参选来届特首选举[41]，但自由党主席田北俊认为北京欲劝退陈方安生的说法仍「言之尚早」[42]。到同年七一游行举行之前，陈方安生公开发表言论支持香港实行普选，表示会参加游行，并呼吁市民上街表达诉求。其后陈方安生高调参与游行，受到不少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支持，但部份民主派议员却批评她「忽然民主」。由于是年游行人数没有大幅增加，所以亲中派和保皇派批评她号召力不外如是。此外，当时陈方安生对是否参与特首选举仍然不置可否[43]。

在2006年9月23日，陈方安生正式向外界宣布自己不会参选2007年的特首选举，但她同时宣布成立一个政制改革内核小组，研究香港的政制改革。该「内核小组」成员包括港大法律学院院长陈文敏、前政府官员任关佩英、前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鹏飞和思汇行政总监陆恭蕙等等[44]。

这个内核小组后来于2007年3月5日发表了一份名为《稳步迈向普选》的建议书，当中提议在2012年普选香港特首后，再于2016年普选立法会[45]。陈方安生的这份建议被认为较「泛民主派」要求在2012年双普选之建议来得温和，但各界反应冷淡外，亦为泛民主派人士所反对。另外，意见发表后翌日，港澳办副主任陈佐洱更直指「有人要打扮成民主英雄」，不过他事后否认该段说话是指陈方安生[46][47]。未几在7月1日，陈方安生第二次参与七一游行，再次以高姿态支持香港实行普选[48]。

在2007年9月11日，陈方安生宣布以独立人士身份，竞逐民建联主席马力病逝后留下的立法会港岛区议席。她表示参选目的是要促进民主，并利用机会为市民争取普选[49]。面对有人质疑她「忽然民主」，陈方安生则认为「公务员要学习民主之道，而民主派也要学习良好管治之道[50]。」

陈方安生宣布参选后，最先击败泛民阵营另一位有意参选的劳永乐，再成为泛民阵营协定派出的人选。在进行补选竞选期间，陈方安生得到民主党，公民党，前线，社会民主连线等政党共30位现任和前任立法会议员支持助选，并得到包括政府文书主任总会、香港政府公务员协会、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香港文书职系公务员总会、机电工程署一般及共通职系员工会等团体及另外490位社会不同界别专业人士为其参选背书[51]，但亦受到左派阵营的多番攻击，其中包括指她在普选游行时忽然离队恤发，并非真心为普选和民主[52]；另外又有报导指她在1993年获银行「十成按揭」购买玫瑰新邨单位，涉嫌违规，但陈方安生反指事件属旧闻，并澄清自己以两个物业作抵押才获「十成按揭」，而有关事件亦已在十多年前清楚交代，质疑事件具抹黑成份[53]。

2007年12月2日，陈方安生以175,874票胜出立法会香港岛地方选区补选[54]，击败另一主要亲共对手叶刘淑仪，当选港岛区立法会议员，并于同年12月5日宣誓就任[55]。

陈方安生在就职的第一日被政府高官和亲建制派穷追猛打，沦为「战靶」。首先，她不仅被民建联就十成按揭一事提出口头质询，也被政府官员批评她全盘否定公务员的工作[56][57]。另外，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马时亨暗指陈方安生当年在迪士尼问题上处理失当。其后，她就社会企业的辩论发言，指出民主和民生不可分割，没有民主和公义，弱势社群便得不到照顾。这一说法被曾经因67暴动被囚的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解读成「没有民主就没有民生」，并基于这个错误的解读就其在英国殖民地统治时，有主持民生及经济工作，质疑除非她认为殖民统治就是民主，否则她当时所为的是否民生工作，还是「官生」的工作，并嘲讽陈方安生是不是应该叫「官生」而非「安生」。[58][59][60][61]，她本人和泛民其他议员称此言有侮辱成份。事后，行政会议召集人梁振英指出在殖民地时期，曾有布政司在香港立法局会议上严厉地向一位泛民主派议员训话，但该名议员并没有作出任何反击，暗中嘲讽陈方安生和泛民主派议员对曾德成的言论反应过大[62][63]。

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在2008年1月24日公布的评分最高的十位立法会议员，陈方安生得55.1分排名第三，仅次于范徐丽泰（65.5分）、田北俊（55.3分）。[64]

在立法会内8个多月期间，陈方安生曾三次于行政长官答问大会中向特首曾荫权提问，提问内容分别为有关扩大高官问责制、香港2012年政改咨询和香港记者被内地没收回乡证等事宜。陈方安生并加入了财务委员会、内务委员会、政制事务委员会、环境事务委员会、福利事务委员会、研究有关灭贫事宜小组委员会、处理家庭暴力的策略各措施小组委员会、2008年差饷（豁免）令小组委员会、2008年释义及通则条例（修订附表6）令小组委员会等等。

陈方安生任职立法会议员期间亦曾就长者房屋政策、食物营养标签，加强废物回收，成立基金应付人口老化及扶贫需要，性别平等，《政制发展绿皮书》公众咨询，支持社会企业、政府审批合约透明度、公共医疗行政、外佣税，落实一国两制，修例开放民间电台，副局长/政治助理薪酬中期检讨，选举暴力等议题向政府提出质询或发言。陈方安生亦参与了三读《种族歧视条例草案》、《西九文化区管理局条例草案》和财政预算案的动议辩论和投票。[65][66]

在2008年7月6日，陈方安生宣布与家人商量后，决定不会参选2008年香港立法会选举，并表示应让年青政治人才早日接捧，接受民主洗礼，尽早为香港2017、2020年直选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做好准备。陈方安生同时表示由于年纪渐大，因此即使香港在2012年实现普选特首，自己也不会参选。她表示退出立法会后，仍然会通过由她成立的民间策发会监察政府。[67][68][69][68]陈方安生于2008年9月30日主动卸任，自立法会引退。

陈方安生于2013年4月24日宣布成立「香港2020」组织，成员包括前香港立法局议员李鹏飞、香港大学法律学者陈文敏、大律师李志喜等。她在记者会上说，香港正处于落实全面普选的重要时刻，未来数月对政改所作的决定，除了影响大家，也会影响数代人，只有通过「真普选」选出行政长官，才能改善香港的管治及保留香港内核价值，包括法治及人权自由。普选必须公开及透明、包容社会上不同的意见、以及真正反映大多数人的关注及诉求；最终方案必须达到普及与平等的内核原则，并以不记名方式投票。新组织会以各种方式与社会沟通，也会运用互联网收集对政制改革的意见，并推动2017年落实行政长官普选及2020年立法会普选。[70][71]

2014年4月，陈方安生及李柱铭到访白宫，与美国副总统乔·拜登会面

2014年4月6日星岛日报报导，美国副总统拜登在白宫会香港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以及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拜登表示，美方支持香港民主发展以及一国两制架构下的高度自治。陈方安生及李柱铭向拜登谈及香港发展近况，包括“一国两制”受削弱，提到香港的内核价值包括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及集会自由等受冲击。关于香港政制改革，陈方安生及李柱铭反映了港人期待对2017年落实行政长官真普选，以及2020年立法会全体议席由普选产生[72]。

• C.B.E. （1992年女皇元旦授勋）
• G.B.M. （1999年7月）
• J.P. （2002年9月13日，早于1975年成为官守太平绅士）
• G.C.M.G. （2002年11月7日）

• 塔夫茨大学人文学荣誉博士（1995年）
• 香港大学名誉法学博士（1996年）
• 利物浦大学荣誉法学博士（1996年）
• 香港公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2000年）[90]
• 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法学博士（2001年11月）[91]
• 雪菲尔大学荣誉法学博士（2002年）

• 上海交通大学顾问教授
•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荣誉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