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孝干

1904年1月22日，蔡孝干生于彰化花坛的蔡厝[1]。年幼时父亲蔡涂长年在外，母亲林氏钳卧病在床，蔡孝干就读彰化公学校时，在上课前会照顾母亲与操持家务，导致上课经常迟到，被教师体罚[1]。而后在教师于清晨时到他家中访查时，才发现他照顾母亲的事，而在当地享有孝名[1]。

1918年从彰化公学校毕业，母亲也在这年逝世[1]。之后参加台中厅教员养成所讲习会取得教员资格，1919年在彰化第二公学校任教，1920年转埔姜仑公学校任教。1922年，任花坛公学校三家村分教场教员，1923年成为新成立的和美公学校新庄仔分教场主任。

1921年，参加林献堂等人成立台湾文化协会并因此发展出左倾思想，后成为左翼成员，抱持共产主义及中国统一思想[2]。1923年，蔡孝干与蔡惠如、彭华英、徐乃昌等人组织「上海台湾青年会」，并担任出版部干部，后来青年会发生财政问题，在蔡孝干的主持下搬离原址。[3]1924年蔡孝干受左倾思潮影响前往中国（中华民国），进入国共合作所产出的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就读[4]，受业于瞿秋白、任弼时等教授，此时期受社会主义薰陶，加上感受到台籍菁英受到日本总督府的压制，蔡孝干逐渐成为台湾左翼尖兵，在新旧文学论战中与张我军唱和[4]，并在报纸上展开中国前途的论战。同年4月，再与蔡惠如、彭华英、徐乃昌等人创立平社，出版《平平旬刊》；同年6月17日，在上海台湾自治协会所举办之反对台湾始政纪念会中登台控诉日本暴虐的台湾统治与其治下台湾民众的悲惨。[4]同年11月和其他人将「上海台湾自治协会」改组成「旅沪台湾同乡会」。[3]1925年，为宣扬共产主义，和陈炎田、谢廉清等人合组「赤星会」，出版《赤星》杂志。同年在台湾民报一九二五年三卷五号发表〈为台湾的文学界续哭〉，主张台湾的文学家应亲自从中国、日本的新文学界中汲取养分。[2]1926年蔡孝干任台湾文化协会中央委员，参加反日本帝国主义运动。并在上海与张深切、林维金、洪缉洽成立了「台湾自治会」结识谢雪红，蔡孝干加入「台湾黑色青年同盟」，简吉等另组台湾农民组合，1920年代末期东京台湾青年会左倾之后，台湾黑色青年同盟这个左翼组织与台湾文化协会连温卿结合，台湾文化协会彻底左倾，1927年，蔡孝干与王万得等在彰化天公坛宣扬共产主义，不久遭日警检举，1927年2月蔡孝干被捕入狱，12月获释。

1925年，负笈上海求学的蔡孝干被吸收加入中共共青团，并参与了台湾文化协会的左倾活动，1928年4月台湾共产党在上海成立，蔡孝干虽未出席，但被选为五位中央委员之一并成为中常委，自此由中共党员转为台共党员，后来担任中央委员兼宣传部长。[2]台湾文化协会分裂后由上大派王敏川主导，台湾文化协会成为台湾共产党外围组织。台湾共产党成立不久就遭到日方搜捕，谢雪红上海被捕引渡回台，为了躲避日警搜捕，1928年6月，蔡孝干偷渡前往福建厦门转往漳州，化名杨明山，任教于龙溪县立女子中学、石码中学[5]。1929年10月左右，与刘月蟾结婚[1]。1930年国民政府开始剿共，1931年台湾农民组合加强与台共的合作，遭日警检举搜捕而瓦解。

1931年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瑞金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1932年4月中共红军占领漳州，蔡孝干受上海大学时的任弼时教授推荐，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战士报》编辑[6]，1931年5月国民政府在福建第四次剿共，蔡孝干随红军撤回江西「苏区」，此时蔡孝干化名蔡干，担任列宁师范学校教员与反帝总同盟主任[5]。1934年，蔡孝干当选中华苏维埃中央委员，随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入延安，是唯一参与长征的台湾人。在遭围剿的一年内，蔡孝干的妻子刘月蟾与一对孪生子在逃难中失踪[7]。1935年10月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到达延安，蔡孝干任内务部长。1937年，对日抗战爆发后蔡孝干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政治部敌工部长。1940年担任解放军政治部敌工部长[2]。[5]

1945年九月，中日战争结束后，中国共产党派遣蔡孝干回台，准备进行对台工作。该年十二月，蔡孝干抵达苏北淮安，成立「台湾省工作委员会」，选任洪幼樵、许闵岚、张志忠、林英杰、唐海光等人为干部。1946年，台湾省工作委员会诸干部先后抵台，蔡孝干于七月来台后，开始与日治时期旧台共如谢雪红等人联系，并陆续联系廖瑞发、王天强、杨克煌、简吉等人。 由蔡孝干担任最高负责人，陈泽民担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 洪幼樵担任宣传部长，张志忠担任武装工作部长。

二二八事件前，全台参与台湾省工作委员会者仅七十余人，二二八事件后快速成长。截至1950年蔡孝干被捕之时，全台省工委成员约九百人。[8]

1948年六月，蔡孝干与内核干部奉中共当局指示，前往香港参与工作会议，会议出席者包含刘晓、章天鸣、蔡孝干、洪幼樵、陈泽民、张志忠、计梅真、郭琇琮、孙古平、李妈兜、李武昌、陈福添、朱子慧、李伟光、谢雪红、杨克煌、唐海光等17人。该会议决议对台工作需从长计议，以「台人治台」的名义号召台湾人，并应团结外省人共同支持台湾解放工作。同时，该会议也针对省工委未于二二八事件时把握时机串连老台共、扩大组织进行检讨，要求需加强党组织工作。

香港会议上，原先认为「西螺事件」是台湾党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禁止日后再进行武装活动。然而，随着1949年国共局势改变，台湾省工委认为解放在即，各地开始准备武装活动。此时，部分省工委组织已因《光明报》曝光而被破获，但因省工委内部皆采单向联系，未即时接获消息，蔡孝干等人的活动持续。1949年底，因高雄省工委的破案，保密侦防组组长谷正文通过对案件当事人之一陈泽民的供词，掌握蔡孝干住处，随后，于1950年1月29日捕获蔡孝干。

1949年四六事件后蔡孝干妻子马惠玲返回中国大陆，1949年8月光明报事件爆发，从台大法学院、基隆市工委会，全台大搜捕从台北到嘉义、台南、高雄、屏东，陈泽民于1949年10月31日遭逮捕。谷正文通过对陈泽民的侦讯，掌握蔡孝干在台北的住处及省工委组织的相关线索。

1950年1月蔡孝干在阿里山高一生处召开会议，会后让简吉带妻妹马雯鹃到台北市中山北路躲藏，之后又把她送到竹崎林立的医院，1月29日返回泉州街住处时遭到逮捕，供出计梅贞与朱谌之及洪幼樵出境计划。2月6日从台北大桥头趁机脱逃，经由省工委多位干部合作，在北部多处暂居数日，又辗转匿居嘉义。期间多往返居住竹崎、番路等乡。藏匿期间对于台北、台南及山地工作常派人联系指导，但无甚进展。4月27日再度被保密局逮捕。被捕后导致当时栖身的阿里山一带的山地工作委员会也遭曝光。

蔡孝干在受讯问时交代了省工委的组织情形、人事状况等，同时供出以下多位省工会干部：陈泽民、洪幼樵、许敏兰(洪幼樵之妻)、张志忠、季沄(张志忠之妻)、林英杰、唐海光、庄五洲、崔正忠、林昆、谢富、孙古平、简吉、林伟光等人。

蔡孝干等主要领导人遭捕后，陈福星于1949年重整省工委会成为省工委首脑，退入苗栗三义山区持久对抗，1952年组织遭政府瓦解，并于1952年召开记者会宣布组织瓦解，1953年底获得国防部核准自新。

蔡孝干与省委等四人受执政当局要求，联名发表为宣布解散中共台湾省工委组织告全省党员书。此书由蔡孝干拟纲要、洪幼樵起草，四位省委共同署名。内容提及省工委会从成立到遭破的过程，以及失败的原因。该文劝告尚未遭捕的党员迅速向政府自首与坦白一切组织关系，并停止组织活动。[9]

蔡孝干之后加入中国国民党，任中华民国国防部保密局设计委员会委员；1952年又任职于国防部情报局匪情研究室，后升任该室少将副主任兼中华民国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副局长。蔡和另外向中华民国政府投诚的陈泽民、洪幼樵等人长期被严加警卫，深居简出。[6]

1982年10月在台湾的台北荣民总医院病逝，葬于阳明山公墓[1]。

根据口述历史，谷正文表示蔡孝干初遭到严密审讯指甲遭拔除，后给予优待，谷正文观察认为蔡孝干重视享乐，因此后来给予较优待的对待后使他很快变节，供出大批中国共产党在台特务人员[10]。

据龚德柏指出，蔡孝干为「台共四大金刚」蔡孝干、陈泽民、张志忠、刘志敬（洪幼樵之化名）中最无用、最无志之人：蔡孝干被关在南所时，即曾大呼与其有染的小姨马雯鹃，蔡被捕时，马亦被捕，并在蔡家搜得保险套，法官问这是同谁用的，马答不知，法官打她一个嘴巴，马即供认系同蔡孝干用的；后来特务谷正文即以将其与蔡孝干同囚一室，以监房为阳台，以寻旧欢。保密局先使马雯鹃投降，及后在马雯鹃持续怂恿之下，不久蔡孝干亦招供变节。[11]

根据《消失的台湾医界良心》，根据苏友鹏医师口述，蔡孝干落网后就在郭琇琮对面的牢房，蔡孝干曾经很有自信认为不会有太多受到牵连，郭琇琮对此很佩服。但随着蔡孝干及洪幼樵变节后，将组织悉数供出，每次提审蔡孝干，就会多一批人进到军法处，随着越来越多人落网，郭琇琮在一次提审蔡孝干时说：「蔡大哥，不要再说了，不要再扩大下去了」[12][13]。

白色恐怖受难者、隶属中共中央华东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张金爵认为：「因案坐牢的人，批评他在被捕之后，为了活命而出卖同志。这一点是见仁见智，因为如果真是那样，他就不致于被拔指甲又被逼疯了。说他英俊潇洒、精明能干、很能吃苦；这一点是公认的，尤其是他早年抗日文本的英勇表现，使『工委会』里的领袖们服服贴贴。又说他太过好色，不会节制；这一点也是公认的。」[7]

马雯鹃被当局以「知匪不报」的罪名判处7年有期徒刑，后获特赦减为2年10个月，2018年10月5日，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促转三字第1075300110B号函文，正式撤销受难者林庆云君等1,270人之刑事有罪判决暨其刑，其中（39）安澄字第 3634 号，有关马雯鹃参加叛乱之组织之有罪判决暨其刑之声明正式撤销[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