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之岳

沈之岳生于1913年（民国2年）2月18日生于浙江省仙居县下阁乡西陆村，家境宽裕，1933年入上海复旦大学就读，在校期间因缘际会下被戴笠收编为复兴社特务处（军统前身）特务员[1]，送入浙江警官学校接受训练[3][4]。

1930年代，时籍实行「安内攘外」政策，国民政府全力剿共，沈之岳自学俄语、英语与马列主义，以「李国栋」[2][1]之名，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外围地下组织。据《王芳回忆录》记述，沈曾诱杀七、八位中国共产党党员[5]。

1938年，对日抗战爆发，沈之岳伪装为中央大学学生，化名「沈辉」[2][1]，以助手身份陪同中大教授到延安考察，要求留下来「参加革命」，并通过共军保卫部门的审查[6]。沈在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2][1]，获康生的赏识，随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度进入中共中央机要部门担任收发工作[5]。

沈之岳曾以「李国栋」的化名[2][1]，在1939年于军统汉中训练班见过汉训班班主任程慕颐，并对训练班的工作作过指点。

1939年，沈奉命离开延安，到浙江白区工作，随叶挺赴皖南收编八省红军和游击队，整编成立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奉行「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一方对日军作战，一方又图扩展势力；1940年10月初，新四军发动黄桥战役（今江苏省泰州市内），成功占为根据地。[1]

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发出「皓电」令，由何应钦、白崇禧发电报给朱德、彭德怀、叶挺和项英，以调停国民政府军与新四军及第十八集团军的连日冲突为由，令两军团接电报后1个月内全部撤到旧黄河以北，毛泽东授意「朱彭叶项」同意新四军调到长江以北；新四军未依期北上。延至1941年1月，叶挺和项英率领新四军9,000名军士经泾县北上；1月5日，部队行至茂林地区（今安徽省宣城市内）时，遭到由顾祝同带领的国军包围和袭击，是谓皖南事变，史学家认为这可能是沈之岳提供相关情报[6]。

皖南事变后，沈之岳重返戴笠系统，1941年7月被任命为军统局第一处科长；1943年，军统局成立东南特侦站，沈当站长，并兼任军事委员会忠义救国军淞沪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共军至此才得知他已经为国民党工作，从此视之为叛徒[5]。[1]

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旋之进入国共内战，当时沈任国防部保密局第二处科长，国军败退台湾前任苏浙情报站站长。

1950年，沈之岳奉派至蒋经国主持之革命实践研究院石牌训练班，任副主任兼训导组长； 1951年9月化名王明，随胡宗南（化名秦东昌）以国防部视察组的名义抵达大陈[7][8]，10月任江浙反共救国军总部政治部主任，兼中国国民党大陈特派员办公室秘书长、中华民国浙江省政府委员兼代省主席、大陈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等要职。1953年，大陈岛总部改组为大陈防卫司令部，沈留任。

在大陈期间，沈之岳做了一件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十分感激的事：他派人潜回蒋家故乡奉化，将蒋母墓、丰镐房、报本堂、雪窦寺的诸多景物拍成照片，献给蒋介石。

1955年，沈协助蒋经国运行「金刚计划」与「飞龙计划」，安排大陈、南麂、渔山列岛军民撤退至台湾，并裁撤中华民国浙江省政府。

1956年，沈任司法行政部调查局督察室主任，后改任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副局长，党职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南方工作组组长，负责整顿中统；1958年调任国防部情报局副局长。

1963年，沈之岳时任情报局副局长兼中二组副主任[9]，化名孙子超，4月20日秘密潜入葡属澳门，部署对大陆的行动破坏，试图刺杀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2]。沈在澳门新新酒店、同盟酒店各开一个房间，实际上住在「中二组」澳门特一组的驻地。沈行踪被共产党完全掌握，华南办事处将数据直送北京[5][10]。

当时，中共高层曾考虑将沈之岳从澳门捉拿回大陆归案[1]，给蒋介石父子以颜色看看；最后采取较缓和的做法，由公安部通过外交途径通知澳葡政府。澳葡政府逮捕了一批特务，将沈驱逐回台湾，沈因此受到撤职查办的处分[5][10]。

1964年，沈之岳在蒋经国的极力推荐下，负责改组调查局，出任局长[1]，一手创建了调查局的制度，并培育大量有别于军统、中统特务，规定调查局干员必须有大专以上学历、最好能通一至二种外语。同时，沈之岳也一手创建了预算、决算外的调查局小财库，在戒严时期通过两岸地下贸易（如中药材）及炒股票，替调查局开辟了预算外的工作经费来源。沈之岳上任时发生人事斗争，使《台湾新生报》沈嫄璋等人被杀与坐冤狱[11]。

1972年2月22日，台湾独立运动人士辜宽敏在沈之岳安排下，秘密从日本取道泰国返回台湾，与后来接任行政院院长的蒋经国对话。[12][13]

1978年1月，沈之岳从调查局卸任，调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社会工作会主任，并曾任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与第十、十一届中央委员；1979年受聘为中华民国总统府国策顾问。

1990年，沈之岳因患肾病曾到北京治疗，并获邓小平接见。

1994年2月24日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享寿81岁；同年3月11日，获颁褒扬令[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