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论

中国最早探讨人性论为孔子，即「性相近，习相远也」。

孟子则提出了四端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从四端心构成了性善论，他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4]孟子的人性论可区分为「道德天性」跟「非道德天性」。当中的「天性」为天赋、本能。「道德天性」指我们不须别人教导我们如何为善，因为善就是一种本能反应。而「非道德天性」则指感官欲望的本能。[5]

荀子则主张性恶论，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他认为人是好利，需要受教育才会有向善的可能。[6]牟宗三则将其解读为「天生人成」，在荀子以前人们大多说有天道，有人道。如孔孟都说与天合德。而荀子则只言人道以治天。而天却无所谓道，纵有道亦只是自然之道。故此荀子在此意义下的人性是人为，由此得出「其善者伪也」。[7]

董仲舒对性的解说为：「性者，天质之朴也」[8]。他把人性分作上、中、下三品，分别为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又称作性三品说。[9]圣人之性不教而善，中民之性则待教而善，斗筲之性则教而不善。[10]

张载把人区分作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气质之性则谓人的本性由「气」所赋予，由此形成了刚柔缓急的个性，同时具有贤愚差别的道德品格。[11]天命之性则为由「天」所赋予人的本性，张载认为天命之性是纯善的，是人的道德内在依据。但人性亦可以受其他因素所影响（如气），天命之性可能会受到屏蔽。[12]然而，以上的学说亦受到清初学者颜元的著作《四存编‧存性编》批评。颜元以眼睛作为比喻：不论眼眶、眼睑和眼球都是眼睛的「气质」，能看见东西则是眼睛的「性」。能见物的性质是天赋予的，而眼眶、眼睛、眼球也是天赋予的，不应该区分那个是「天命之性」，那个是「气质之性」。[13]

王阳明认为人之本心自发地知仁义，这个就是人的良知。他提出了良知只是是非之心和好恶，好恶就尽了是非，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14]王阳明把孟子的四端之心总结成良知，而真诚就是良知的本体，本体就是自体，这就是内在的自性。[15]除此以外，他还把自己的学说总括成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牟宗三则把王阳明的良知总结为：良知是天理之自然明觉处，如此，则天理虽客观而亦主观;天理是良知之当然而必然处，如此，则良知虽主观而亦客观。[16]

牟宗三认为，孟子所说的性善论为「可以为善」，亦「即实有其足可为善之能力」，意谓「良能之才」。牟宗三对「良能之才」亦有详细解说：才字即表示人之足够为善之能力，这解说就是孟子所说的「良能」。可以为善就是人有其足可为善的力量，「才」字就是对这种力量作一呼应，而此力量就是「良能」。而性本就是本有的性能，但性善之性不等如「生之谓性」的性，所以牟宗三所说的「性」不是固有亦不是「生而有」的意思，而是「人之为人之实而纯义理地或超越地来规定」。[2]

根据文艺复兴时期的医学，人体分为四种基本体液：血液、黏液、黄胆汁以及黑胆汁，此四种体液主宰了人的气质。当其中一种体液占多就会形成独特的气质。如血液太多会使人爱好血腥、黏液则使人冷淡、黄胆汁则使人易怒、黑胆汁则使人忧郁。此学说起源于古希腊的四体液说。[17]

西方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主张人性善，人们天生就会关心别人，且具备同情心与怜悯心。他认为『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这种本性就是怜悯或同情，就是当我们看到或逼真地想象到他人的不幸遭遇时所产生的感情。我们常为他人的悲哀而感伤，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不需要用什么实例来证明。这种情感同人性中所有其它的原始感情一样，决不只是品行高尚的人才具备，虽然他们在这方面的感受可能最敏锐。最大的恶棍，极其严重地违犯社会法律的人，也不会全然丧失同情心。』[18]

西方政治学家马基维利对于人性持悲观态度，他于《君王论》论述道：「因为关于人类，一般地可以这样说：他们是忘恩负义的、容易变心的，是伪装者、仿冒品，是逃避危难、追逐利益的。」甚至他认为被人畏惧比被人爱戴更安全。[19]

佛光山的释星云认为，佛教中的人性论除了善、恶之外，还有无记性，无记性则是介于善与不善之间。而对于善恶论的解说，可囊括于四点：无善无恶是人的本性，有善有恶是人的真情；改恶迁善是人的功夫，从恶昧善是人的习气。[20]

圣严法师则认为，佛教的善恶观念没有永恒性，认为善恶行为是受业所影响。他认为孟子是偏重了理性价值所以说性善；荀子则着眼于物性的改变所以说性恶，但他们都忽略了事物另一面。从这点来说，佛教既不主张性善、亦不主张性恶。但又不同扬雄所主张的善恶混合论、亦不同公孙子所提出的无善无恶。而是主张受无明烦恼所影响所致。当进入了涅槃后，就再没有善恶可言[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