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恭

约翰·马尔科姆爵士

麻恭祖籍苏格兰，1810年1月21日生于印度孟买，[1][2]他的父亲约翰·马尔科姆爵士是军人和外交官出身，[3]长年任职于英属东印度公司，1827年至1830年担任孟买总督，[4]1812年、1815年和1819年先后获英廷颁授爵士勋衔、KCB勋衔和GCB勋衔。[5][6][7]麻恭的母亲依莎贝拉·夏洛特（Isabella Charlotte，1789年－1867年）是第一代从男爵亚历山大·坎贝尔爵士（Sir Alexander Campbell）的次女。[3][4][8]作为家中唯一男丁，麻恭有一名胞姊和三名胞妹。[4][8]

麻恭所受正规教育不多，15岁的时候就在1825年12月31日以捐官方式带半薪加入英国陆军担任步兵少尉，[9][1]其后于1827年3月21日调入第6步兵军团，[10]同年6月7日又通过捐官方式转入第3步兵军团担任中尉。[11]麻恭从军后长年在印度服役，他的父亲在1827年至1830年出任孟买总督期间，他更获指派担任总督副官。[3]1831年12月30日，麻恭捐官升任上尉，[12]期间于1832年4月20日和1835年12月18日先后转调到英皇皇家来福枪兵团和第3轻龙骑兵团，[13][14]并于1839年12月13日再一次捐官升任少校。[15]

砵甸乍爵士

1839年，清朝与英国爆发第一次鸦片战争，及后英国驻华商务总监兼全权公使义律和清廷钦差大臣琦善在1841年1月私拟《穿鼻草约》；[16]同年1月26日，英军率先占领香港，标志着香港开端口，并由英方对香港作出实际管治。[17]惟义律后来被指未能为英方争取最大利益而遭撤换，改由砵甸乍爵士于1841年8月抵达澳门接任。[16][18][19]长年在印度服役的麻恭也在这个时候被抽调支持在华英军，他于1841年6月获任命为公使馆秘书官兼驻华英军总司令歌赋爵士（后为歌赋子爵）的副官，[3]并随砵甸乍一同于8月抵澳。[18][19]此后，麻恭在战事中一直追随砵甸乍和歌赋两人，而事实上出身于英属东印度公司的砵甸乍，早年也曾经是麻恭父亲的部下。[20]

砵甸乍于1841年8月履新后驻扎澳门，即指派麻恭前赴广州，向当局投书公告其履任一事。[21]广州知府余保纯随即于同月回访澳门，寻求拜会砵甸乍，但被砵甸乍以其官位太低为理由拒见，结果改由麻恭代为接见。[21]未几，砵甸乍北上用兵，先后攻占厦门、定海、镇海和宁波等地，道光帝遂以身兼协办大学士的皇姪奕经为扬威将军还击，但却大败而回。[22]战事踏入1841年12月后因为英军回防补给而有所暂缓，但军事行动依然持续；[23]期间砵甸乍曾于1842年3月22日下令禁止广州行商重修虎门至黄埔沿途的防御工事，并派遣麻恭到当地严加视察，明言任何重修工事将被英方视为敌对行为。[24]

砵甸乍最初在1841年8月履新后，只曾匆匆到访香港两天一晚，停留时间不足24小时，此后他由于要率军北进，香港的日常事务要由驻华商务副总监庄士敦代为打理。[19][25]期间，庄士敦未经砵甸乍同意下大举出售香港土地，除了英商和其他外商受惠外，甚至于庄士敦本人和其他英方官员也获批土地。[26][27]事实上，麻恭也是得益者之一，他与公使馆助理秘书吴思南同获庄士敦批出皇后大道中近美利操场以东海军军营附近的一幅土地。[28]该幅土地原本由庄士敦售予一名英商，但后来该名英商无法出示有效的土地业权证明文档，结果被当局没收。[29]麻恭得手后把土地辟作专门售卖杂货的广州市场（Canton Bazaar），[29][30]虽然广州市场后来被并入海军军营而消失，但至少直到1873年的一幅香港地图，仍可见到广州市场屹立原址。[31][30]

由广州市场往东望向皇后大道，图右中式建筑属市场一部份。作品由梅铎·布鲁斯绘于1846年。

1841年12月战事稍息后，砵甸乍返回澳门视事，翌年2月正式迁到香港办公。[32][33]他虽然对庄士敦未经许可出售香港土地的越权行为加以谴责，但也未有深究。[25]1842年3月29日，砵甸乍委任麻恭等人组成一个土地委员会，负责厘清皇后大道中沿途土地的业权问题，为每幅土地标明地界，以及拓阔道路。[34][30]英国政府其后也就事件展开调查，并于1844年1月致函已成为香港总督的砵甸乍，指出英政府没有计划为港督以外的其他香港官员提供官邸，而且极其反对向官员免费批出土地。[35]然而，英政府却同时选择采取妥协路线，容许官员只要缴交地租，其业权便可获得承认。[35]至于港府虽然在官方记录中找不到庄士敦把广州市场土地售予麻恭和吴思南的凭证，惟最终仍对两人的业权予以承认。[36]

另一方面，麻恭随砵甸乍抵港视事期间，鉴于香港街头充斥售卖新鲜粮食的小贩，缺乏统一管理，影响市容，他于是在皇后大道中近阁麟街和嘉咸街呼出一幅临海土地作为政府街市。[37][29]街市于1842年6月落成激活，并交由一名华人合约承办商韦宽负责日常打理和营运，而该址即是后来中环街市的前身。[38][39]1842年7月，砵甸乍把街市交予总巡理府坚伟监管，但日常营运继续由韦宽承办。[39]韦宽在1843年逝世后，街市的营办权由其子韦贵接手，1846年韦贵逝世后再由其弟韦天福接手。[39]韦氏后来于1847年控诉坚伟的华人手下敲诈勒索，惊动时任港督戴维斯爵士，甚至闹上法庭，成为香港开端口初年轰动一时的新闻。[39]

1842年6月，在港视事已有数月的砵甸乍再度北上会合英军，[40][41]当时英军进犯长江口，攻克吴淞、宝山和上海，至1842年7月占领镇江后，于8月兵临南京城下。[17]鉴于局势严峻，道光帝最终同意议和，派钦差大臣耆英和伊里布由北京前赴南京商谈。[17]8月14日，英方首先派出麻恭带同汉文官马儒翰和译员罗伯聃等人往静海寺，与江苏按察使黄恩彤和四等侍卫咸宁草拟条约。[42]黄恩彤文质彬彬，谦恭有礼，令麻恭等人留下深刻印象。[43]席间，对于英方向清廷提议开放内陆，黄恩彤指出，他认识麻恭已有一个月，当然可让他到访任何地方，但始终中国人2,000年来的成见不可能一天就可破解。他希望英方能满足于眼前的香港和五个通商口岸，只要中英加深交流，国人慢慢改变观念，将来英人要进入北京或中国任何一处地方，也非不可能。[44]据麻恭后来忆述，黄恩彤是他平生见过最聪明的人之一。[44]

此后，双方再就条约进行数轮会谈，当中包括在8月19日由耆英、伊里布和两江总督牛鉴登英舰康华丽号与砵甸乍等人展开磋商，[45]8月22日由砵甸乍一行前往静海寺与满清钦差继续磋商，[46]以及8月26日由砵甸乍一行前往南京城内的江上考棚，与钦差就条约内容作最后谈判。[47]在历次的会谈，麻恭均有参与其中。[48]1842年8月29日，砵甸乍一方与耆英及伊里布等清廷代表于康华丽号上正式签订《南京条约》，标志着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49]条约除了正式将香港割让英国，又令清廷赔款2,100万银圆，以及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和上海五处港口作为通商口岸等。[17]

战事结束后，麻恭停任驻华英军总司令副官，但仍留任公使馆秘书官。[3]同时间，道光帝确认《南京条约》的消息于9月15日传到南京后，麻恭即受命于翌日启程把条约文本带返英国，[50]而砵甸乍则于同年12月返抵香港等候英政府的进一步指示。[51]1842年12月9日，麻恭抵达英国普利茅斯德文港，[52]随即把条约送呈在温莎堡过冬的维多利亚女皇于12月28日确认，[53]条约及后于12月31日在大法官官邸盖上国玺。[54]同年12月24日，麻恭获英廷颁授CB勋衔，以作回报。[55]此外，为肯定他在战事中的表现，他在战事结束后于1842年12月23日升任名誉中校，[56][57]并获颁授一面中国战争奖章，后来又获准在勋章加上一条铸有「中国1842」（China 1842）字样的横条。[3][58]

1842年8月29日，英国与清廷双方代表在康华丽号签订《南京条约》，身为公使馆秘书官的麻恭也参与其中（画中前排右三名安坐者）；围绕画中央圆桌安坐的四名人士，由左至右依次为黄恩彤、伊里布、耆英和罗伯聃。砵甸乍爵士坐于黄恩彤身后，而站立于伊里布身后的是马儒翰。[59]

1843年1月5日，麻恭带同《南京条约》的确认本，启程离开英国，取道法国巴黎和马赛，然后循海路于3月16日返抵香港。[54][60]同年4月5日，维多利亚女皇签发《英皇制书》（Royal Charter）和任命砵甸乍爵士为香港总督的《皇家令状》（Royal Warrant），为香港成为英国殖民地提供宪制上的法理基础。[61]6月4日，再度获委任为钦差大臣的耆英来到广州接替病故的伊里布，准备到香港参与《南京条约》的换约仪式；[62]两日后，麻恭与马儒翰等人亲赴广州城会见耆英，安排打点。[63]6月23日，耆英在黄恩彤和咸龄等人陪同下乘英舰阿克巴尔号（HMS Akbar）抵港，而换约仪式则于6月26日在砵甸乍的官邸举行。[64][62]仪式当天，缔约双方代表各自接收《南京条约》中英文本各两套，然后由麻恭宣读《英皇制书》和《皇家令状》，稍后砵甸乍即宣誓就任为首任香港总督兼英军总司令，意味清廷正式依据《南京条约》割让香港成为英国殖民地。[65][66]同日晚上，砵甸乍设宴款待耆英一行，席间两人曾经交换礼物示好，其中由砵甸乍赠予耆英的一把佩剑和一件皮带，便是由麻恭奉命由英国带来。[67]

砵甸乍宣誓就任港督当天，港府率先公布原驻华商务副总监庄士敦改任驻华商务总监助理兼注册官，翌日6月27日又再公布一系列的人事任免，当中包括由麻恭兼任辅政司、原公使助理军医兼公使馆助理秘书吴思南兼任港督私人秘书和副辅政司，以及原汉文官马儒翰留任原职等。[68]同日，麻恭在内44人获任命为香港首批太平绅士。[69]不过，麻恭的辅政司任命并非受到所有人的欢迎，其中《华友西报》就在7月6日刊出读者来函，对麻恭的公使馆秘书官身份加以质疑，又认为曾多次代麻恭署任公使馆秘书官的马儒翰更胜任辅政司一职。[70]

从九龙远望开端口初年的香港岛。

另一方面，麻恭在英期间，曾受砵甸乍所托，考察成立于1829年的伦敦警队。[71]由于香港开端口之初尚未有正式警队，而且罪案频生，当局甚至要派驻英兵在城内各点驻守以维持治安，因此砵甸乍希望能够仿傚伦敦的新式现代化警队，在香港设立正规警队，以改善香港的治安问题。[71]麻恭返港后，向砵甸乍详加汇报，并提出通过开征差饷以维持警队开支，促成香港警队后来于1844年5月1日成立，由时任总巡理府坚伟担任首长。[71][72]

1843年7月22日，砵甸乍颁布《五口通商章程及海关税则》，作为《南京条约》的附约，[73]有关税则由麻恭于7月31日乘搭阿克巴尔号启程带返英国。[74]此后，砵甸乍于8月21日委任马儒翰在麻恭离港期间署任辅政司一职；[75]同日，又委任庄士敦、马儒翰和坚伟出任议政局和定例局首批议员。[76]然而，这个组合的议政局和定例局从未召开，原因是庄士敦在同年10月因病返英，而马儒翰更在任命后数天于8月29日病逝澳门。[77][78]事实上，麻恭自1843年3月自英抵港后，仅在港逗留四个半月，实际担任辅政司的时间也只有大约一个月。[18]他于7月31日离港返英后，于同年11月卸任公使馆秘书官一职，[79]但名义上仍然是辅政司。[80]他此后未曾返港回任，直到戴维斯爵士在1844年5月8日继砵甸乍成为第二任港督后，于两日后的5月10日才正式命任卜鲁斯为新任辅政司。[81]

麻恭返回英国后，于1845年5月16日复员领取半薪，并脱离原属的第3轻龙骑兵团。[82][1]1847年，英国下议院中英商务关系专责委员会展开一连串聆讯，期间麻恭曾被委员会传召就香港开端口初年发展的种种情况作供。[18]当中，麻恭向委员会指出英方选择以香港作为据点是义律的原意，理由是香港水深港阔，人口只有5,000人，是广州附近最理想的位置。[83]相反，英政府一直希望取得的舟山却太接近满清的军机要地，而且人口多达30万，相对而言更难管治，有关的决定后来也得到砵甸乍和不少在华英方官员的赞同和附议。[83]

关于香港的土地问题，麻恭向委员会强调砵甸乍从来没有强迫澳门的英商迁居香港。[84]事实上是香港开端口和成为英国殖民地以后，澳门英商争相寻求向砵甸乍获得香港土地。[84]不过，砵甸乍从没有像义律和庄士敦一样私自拍卖土地，并以等候英政府进一步指示为理由拒绝。[84]至于其他较早时已购入香港土地的商家，已看准当地将来成为自由港所带来的商机，于是立即大兴土木。[84]麻恭又认为，香港土地价格高昂，地契有效期定于999年是合理的安排，并宣称太短的地契年限，将不符殖民地的长远利益。[84]

麻恭后来于1854年6月20日升任上校，[85]1857年印军哗变后，他曾于1858年至1859年奉派到埃及亚历山大港担任副军需总长（Deputy Quartermaster-General），[3][1]负责监督英军在埃及过境前往印度的安排，[79]期间又于1858年10月26日升为少将。[86]此后，他于1867年3月8日升为中将，[87]1874年5月16日晋升上将，[88]并于1866年3月10日起终身荣任第105步兵军团（1881年后改组为英皇直属约克郡轻步兵团第2营）上校。[1]晚年的麻恭在1880年1月21日正式列入退伍名单，[89]他于1888年6月2日在伦敦斯隆街87号（Sloane Street）寓所逝世，终年78岁。[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