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肇坚

位于东院道的东华东院

邓肇坚祖籍广东南海九江[1]，1901年3月21日生于香港[2]。父亲邓志昂绅士是银行家，乃香港早期的华人太平绅士。邓肇坚母亲章顺婉是邓志昂第四任妻子，他在家中四名兄弟中排名第二，所以又称「二少」[3]。邓肇坚早年先后入读皇仁书院及圣士提反书院，1919年为帮忙父亲打理邓天福银号的业务离校，同年成为香港中华总商会会董[4][5]。

礼顿道保良局

邓肇坚精通营商，把父亲的银号打理得井井有条，这使他成功在1924年，仅以23岁之龄成为东华医院总理，至1928年更成为历来最年轻的东华医院主席，任内主持修建东华东院[6]。在1927年，邓肇坚当选保良局总理，并在1932年出任保良局主席，任内将保良局总部迁到礼顿道现址[6]。为答谢邓肇坚对公共事务的贡献，港督金文泰爵士早在1929年8月9日委任他为非官守太平绅士[7]，及后英廷亦于1934年向他颁授MBE勋衔[2]。

在1937年，市政局华人首席议员李树芬宣布辞职，华人首席议员一职遂由另一议员周锡年医生接任，而邓肇坚则有机会填补周锡年的空缺，并在6月15日到任[8]。邓肇坚的任期本在1940年届满，但被港督罗富国爵士再续任三年[9]，其任期后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而中断，并被日方强迫出任华民各界协议会委员。

在1932年9月，港府有意将区内竞争激烈的巴士服务重整，并公开招标承办巴士专利权。邓肇坚与澳洲归国华侨雷瑞德医生合作下，结果成功投得九龙及新界地区巴士的专利权[10]。投得专利权后，邓肇坚与雷瑞德收购了启德巴士公司，组成一队拥有106部单层巴士的车队，并先后邀请商人林铭勋、雷亮及曾任东华主席的谭焕堂入股，最终在1933年成立了九龙汽车有限公司[10]，并由邓肇坚出任董事局主席兼车务总监督，邓肇坚此后一直担任两职近50年之久[11]。

1952年，一辆双层九巴停泊于尖沙咀火车站

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有鉴于局势不稳，邓肇坚结束邓天福银号，并专心打理九龙巴士的生意[12]，到1941年日本挥军入侵香港前夕，九巴已开办最少12条路线，业务十分蓬勃[13][14]。可是不久以后，香港保卫战爆发，邓肇坚亦险在战事期间被枪杀[15]。虽然邓肇坚最后大难不死，但九龙巴士旗下的所有巴士却悉数在日治时期遭日方占用，巴士公司的业务陷于停顿[13]。

香港在1945年重光后，由于九巴巴士在战时多已损毁，剩余的巴士亦被政府征用[14]，以致复业存在困难，而主要股东林氏及谭氏家族亦有退股的打算，九巴股东雷瑞德遂招揽两名台山同乡伍时畅及余道生入股九巴，九巴才不至面临结束[10]。

1950年代弥敦道上的九巴

邓肇坚在战后十分热心于九巴业务，并坚持每日上班工作，使九巴得到很大的发展[10]。随着1949年九巴引入载客量大的双层巴士[13]，以及战后人口急升，使得九巴的收益可观，业务大幅扩展，再加上邓肇坚在战后亦入股油麻地小轮[10]，这两项业务遂成为邓肇坚主要的财富来源[16]。

九巴在1960年获政府延续专利权后，即于1961年将业务分拆，其中巴士业务仍归九龙巴士公司管理，但原来的地产建设业务则由新成立的九龙建业掌控，并由九巴股东伍氏及雷氏家族持有[10]。业务分拆后，邓肇坚在同年将九巴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10]。此后，在邓肇坚管治下，九巴业务继续扩张，除了在1965年兴建设备先进的荔枝角车厂[17]、1972年海底隧道通车后进占香港岛市场外，又在1970年代引入节省成本的「一人控车」概念、载客量更大的后置引擎巴士和豪华巴士，以提升服务水平[13]。

但另一方面，九巴的业务亦处处受到制肘，到1975年更遭港府实施利润管制，规限每年回报率不得多于16%，使到九巴股价在此后陷入疲弱状态[10]。尽管邓肇坚身兼九巴董事局主席兼车务总监督多年，但事实上持股量并不多。在1981年11月11日，以郭得胜为首的新鸿基地产更宣布敌意收购九巴，并大手吸纳市场上的九巴股票，引起双方的收购战。最后，新鸿基地产在11月7日购得九巴共39.5%的股份，成为大股东[10]。

九巴易手新鸿基地产后，邓肇坚渐渐淡出了九巴日常业务，并在晚年改任九巴的名誉运行董事[1]。不同于九巴其他创办人，邓肇坚之子邓日燊在1992年离开九巴后，邓肇坚再没有后人投身参与九巴的内核业务[10]。

除了九巴及油麻地小轮外，邓肇坚也是多间大型公司的股东，但他在这些公司的持股量并不多，亦非他的主要业务。这些公司包括有恒生银行、商业电台、友联银行、美丽华酒店及投资公司、九龙发展、珠城地产、美居集团有限公司、泛印集团有限公司及中华娱乐置业有限公司等等[1][3][11]。邓肇坚曾任香港中华总商会的顾问，估计邓肇坚在去世时遗下逾2至9亿多港元财产[2][18]。

香港仔工业学校原名香港仔儿童工艺院

位于爱群道的邓肇坚中学

邓肇坚一向以热心捐款著称，受惠机构不计其数，有大慈善家之名[19]。据估计，他毕生捐款至少逾亿港元，以昔日的水平来衡量，款额算相当高[11][16]。

邓肇坚早在出任东华医院及保良局总理时已乐于慷慨解囊，在1929年，其父亲邓志昂为香港大学捐建邓志昂楼作为中国语文及文学科目的教学楼时，邓肇坚亦参与其中，带头向华人社群筹款，并任港大中文学院名誉副院长[20][21]。不仅如此，邓肇坚本人历年来亦在不同场合大量向港大捐款，支持港大各项学术计划及研究。邓肇坚对港大的贡献良多，这使他自1933年起成为香港大学校董，1961年获港大颁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后来更成为港大终身校董[2][20]。

除了香港大学外，邓肇坚也非常乐于捐助教育事业，曾在1955年及1961年先后捐巨款设立葛量洪奖学基金以及柏立基爵士信托基金奖学金[22]，以资助有需要的学生。至于他有份筹建或捐助的学校则包括有1935年建校的香港仔儿童工艺院（即香港仔工业学校）、1961年建校的圣公会邓肇坚中学和成立于1977年的邓肇坚维多利亚工业中学等等，他亦为圣士提反书院、香港仔儿童工艺院及圣保罗男女中学等校的校董[20]。

位于湾仔摩理臣山的肇坚里

邓肇坚在1969年捐建邓肇坚医院

在医疗事务上，他在1935年曾带头与华人社群筹建贝夫人健康院，后曾捐助荃湾葛量洪夫人健康院的建造费用及1954年的扩建费用[20]。到1969年，邓肇坚鉴于香港岛只有一所玛丽医院，未能应付需求，于是决定出资一半，在东区兴建医院一所，院方为答谢邓肇坚，遂将医院命名为邓肇坚医院[4][23]。未几于1973年，他捐出百多万予香港社会服务联会，让该会在湾仔兴建温莎公爵社会服务大厦作为总部[24]。

在1976年，邓肇坚甚至一口气捐出360万港元，分别用以兴建邓志昂专科诊疗所、邓肇坚牙科护士训练学校及邓肇坚学童牙科诊所，三者都配备有精良的仪器[4]。邓肇坚与另一殷商何添太平绅士在1977年联合成立邓肇坚何添慈善基金，并交由社会福利署管理，以向遭遇突变而陷入经济困难的人士及家庭提供即时经济援助，该基金成立时共筹得港币600万善款，虽然只可动用基金利息，但到1986年时，基金利息亦已滚存至港币3,000万[25][26]。

邓肇坚步入晚年以后，每年捐款的款额更有不断上升的趋势，在1981年庆祝80岁大寿时，就一次过捐出港币1,000万元兴建北葵涌邓肇坚体育馆[27]。在临终前数年，他每年捐款都不下于港币1,000万元。邓肇坚曾自言因为取诸香港，所以也要用诸香港，故此通过大力捐输的方法来达成自己的理念[4][27]。

纪律部队及制服团体也是邓肇坚的主要捐款对象，这是因为他认为两者对维持社会稳定十分重要[28]。邓肇坚曾经为皇家香港警务处职工捐助兴建铜锣湾警察会所、各类康乐训练用地、警员宿舍、以至于警队博物馆[28]。此外，每有纪律部队人员因工殉职，邓肇坚亦乐意向家属发放抚恤金以示慰问。在1978年，他进而捐出100万港元到军人福利及教育基金，以照顾有需要的踞喀兵，同时又捐出港币100万予伦敦帝国战争博物馆[4]。

邓肇坚与警队的交情尤其深厚，在他于1986年逝世后的翌年，其遗孀特别将一枝镀上白银的权杖致送予邓肇坚生前好友，时任警务处副处长白立本。自1987年起，该权杖每年由警察风笛队用于所有官式会操和典礼，警队每年更会于香港警察学院举行权杖展示仪式，以纪念邓肇坚对警队的贡献[29][30]。

除了热心捐款外，邓肇坚也是各社会机构的活跃人物。邓肇坚早年曾任东华医院和保良局的总理及主席，后来又任东华三院顾问局永远顾问。邓肇坚在1977年成立东华三院历届主席会，并自任主席至1986年逝世为止。另一方面，邓肇坚曾于1928年至1941年出任团防局局绅，1934年至1964年接连获港督委任为华人庙宇委员会委员，亦曾任华人慈善基金委员会委员[2][6][20]。

邓肇坚其他担任过的公职包括英国香港红十字会荣誉副主席兼信托人、香港童军总会荣誉副主席、香港圣约翰救伤会理事及行政委员会委员、雅丽氏何妙龄那打素医院行政委员会委员、香港露宿救济会信托人兼委员会委员、香港保护儿童会及大埔圣基道儿童院委员、南华体育会副主席、葛量洪奖学基金委员会委员、以及香港青少年培育会、孔圣会及钟声慈善社的顾问等等[2][20]。值得一提，为促进香港妇女界权益，邓肇坚曾在1930年代协助护督修顿爵士夫人创立香港国际妇女会，对香港妇女界的发展有一定影响[20][31]。

邓肇坚在日常生活中也以乐于助人而闻名。据称，他有次排队等候汽车轮渡渡海时，见到有一名背着小孩的妇人兜售报纸。邓肇坚眼见妇人可怜，就亲自摘下妇人的姓名及地址，并亲自代为向市政局申请报贩经营执照，让妇人一家过着更安稳的生活[26]。又有一次，邓肇坚到德记俱乐部消遣时，得悉某厨师的友人将行退休，他遂为代为向市政局申请烧腊牌照，让那位友人退休后能够谋生[26]。

踏入晚年以后，邓肇坚助人的热诚丝毫没有减退。他不单止连年在新春时节探访长者，大派利是以外[26][32]。邓肇坚只要收到来信要求援助，都会一一详细考虑，加以调查，如果情理俱顺，更会向事主寄出支票，以尽可能接济有需要的人[4]。

为彰显邓肇坚热心公益，英廷曾多次向他受勋。继在1934年获授MBE勋衔后，他在1949年获OBE勋衔，1957年获CBE勋衔[20]，在1964年更获英女皇伊利沙伯二世册封为爵士[3]。

由于邓肇坚历年来捐款无数，社会上以邓肇坚命名的事物逾40项[5]，当中包括：

据称，邓肇坚笃信风水命理，并被告知要一生行善积德，抵受历练，才会事事顺境，所以每有建筑物以他名命时，邓肇坚都要求将他的名字显露于建筑物当眼的地方，以便受尽「日晒雨淋」[5]。

邓肇坚晚年曾患膀胱癌，但身体仍然十分健康，并经常出席公开场合[3]。但在1986年6月17日，邓肇坚晚上于铜锣湾出席宴会后，腹部突然感到不适，在6月18日凌晨二时决定入住养和医院，并于当晚接受割肠手术，惟手术后一直陷入昏迷状态，最后在6月19日上午九时因为动脉出血流入腹腔逝世，终年85岁[3][33]。

邓肇坚爵士身后安葬于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

据了解，邓肇坚腹痛前的身体状况仍显得非常正常，他除了在去世三星期前出席公开场合，捐赠25万港元予消防处福利基金外[11]，亦曾与朋友到澳门旅游，并在6月17日上午才返抵香港[34]。不过，邓肇坚在出事前数天曾在会所门外绊倒，可能是病发前的先兆[3]。

邓肇坚身后，当日的圣约翰救伤会周年大会在港督带领下全场默哀[35]，而东华三院、九巴及恒生银行都参与了治丧工作[36]。邓肇坚在6月24日于香港殡仪馆出殡，当日各界出席者上2000人，港督尤德爵士、东华三院历届主席及总理均特别前来吊唁[36][37]。邓肇坚的遗体在上午11时30分大殓，并由港大校长黄丽松博士宣读行状，遗体随后于12时30分出殡，扶灵人士包括首席按察司罗弼时爵士、布政司钟逸杰爵士、电影大亨邵逸夫爵士、汇丰银行主席沈弼爵士、商人冯秉芬爵士、前行政、立法两局议员简悦强爵士及罗保爵士、九巴主席胡百全博士、以及恒生银行主席何善衡博士[37]。

邓肇坚灵柩离开灵堂后，由警方电单车队及仪仗队护送下抵达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安葬，落葬时特别由皇家香港警察乐队号角手奏出哀号，以为悼念[37]。

• 邓肇坚，Esq（1901年－1929年）
• 邓肇坚，JP（1929年－1934年）
• 邓肇坚，MBE，OStJ，JP（1934年－1937年）
• 邓肇坚议员，MBE，OStJ，JP（1937年－1941年）
• 邓肇坚，MBE，OStJ，JP（1941年－1949年）
• 邓肇坚，OBE，OStJ，JP（1949年－1952年）
• 邓肇坚，OBE，CStJ，JP（1952年－1957年）
• 邓肇坚，CBE，CStJ，JP（1957年－1962年）
• 邓肇坚，CBE，KStJ，JP（1962年－1964年）
• 邓肇坚爵士，CBE，KStJ，JP（1964年－1986年）

• J.P. （1929年8月9日）[7]
• 感谢章 （1933年，女童军）[3]
• M.B.E. （1934年元旦授勋）[49]
• O.St.J. （1934年*）[20]
• 银禧勋章 （1935年）[3]
• 加冕勋章 （1937年）[3]
• O.B.E. （1949年英皇寿辰授勋）[50]
• 银橡实奖 （1949年，圣约翰救伤队）[3]
• C.St.J. （1952年*）[20]
• C.B.E. （1957年元旦授勋）[51]
• K.St.J. （1962年元旦授勋）[2]
• Kt. （1964年元旦授勋）[52]
• 英国红十字会荣誉奖章 （1967年）[3]
• 英国红十字会终身会员及一级荣誉证书 （1967年）[2]
• 银橡实奖 （1977年，童军）[3]
• 瑞宝章　（1981年，日本）[11]

代表以准成员资格取得。

• 荣誉法学博士
  • 香港大学 （1961年港大金禧）[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