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
计划经济（英语：），又称指令型经济，是一种经济体制，在这种体系下，生产、资源分配以及消费等各方面，都是根据经济计划进行的。「指令型经济」通常和计划经济用法相同，但是详加区分的话，指令型经济是指生产工具公有的经济体制。所以指令型经济必定是计划经济，但计划经济却不必然为指令型经济。
| 经济学 |
|---|
_per_capita_in_2019.svg.png.webp) |
 经济学主题首页 |
| 经济体系 |
|---|
|
时至今日，世界上的经济体系大多是市场经济体系和混合经济体系。但仍有部份国家如朝鲜（但朝鲜黑市经济的规模和影响力占优[1]）、古巴（现已宣布进入市场化的改革）采用计划经济；而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越南、老挝[2][3][4]则在改革开放与革新开放后逐渐走出了另一条发展道路。
渊源与发展
计划经济的起源是与对市场经济的批判开始。一般来说，最早出现计划经济构想的是李斯特对于亚当·史密斯的《国富论》的批判，当时是作为政府干预经济行为的第一次理论阐述，之后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更是系统的阐述了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必要性和对经济发展的主导性。受其影响德国诞生了经济历史学派，大力宣扬政府控制经济行为，同时以这种思想主导德国的经济发展，实现了德国的快速经济发展，这类主张被称为国有社会主义，或是马克思、列宁口中的“国家资本主义”，这种靠政府干预执行计划目标的经济发展模式，本质上与计划经济的精神相近。之后由于一战德国战败，政府失去了对国际经济关系有效的控制能力，历史学派走向消亡，但是之后德国经济依旧保留很强的政府干预特色，纳粹上台以后，重拾了历史学派的做法，恢复了德国经济。所以德国的混合经济实际上是脱胎于早期的计划经济，但最后走向了市场。
苏联出现以后，计划经济的理论发展得到了提高，苏联经济学家普列布拉津斯基写了《新经济》，系统完善的树立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干预经济的模式。苏联虽然经历了特定方面的发展，但后又陆续开放计划经济的市场程度，勉力维持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经济实力直到被日本超过，苏联以经互会为媒介通过计划经济方式影响他国经济，使得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成为世界上影响力最大也最主要的计划经济模式，可是1991年后随着苏联解体，经互会解散，国际化下无力竞争的计划经济集团市场彻底崩溃，纯粹的计划经济实行失败，影响力便逐渐式微。中共则从早先的依样照抄再到宣称该体系与社会主义之间不存在必然关系，计划经济让路并证明可行后便与之脱钩，即使是现在引入的经济计划也是完全基于市场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其中便是进一步创建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5]。
特点
在计划经济下，三个经济问题都是根据经济计划决定的。所谓的三个经济问题是指：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和为谁生产。计划经济下的大部份资源根据经济计划分配，而不是由市场价格来决定。举例来说，经济计划要求种植苹果，在计划经济下，被选中的个人集体（一般为符合该类生产的要求）都要按指示进行种植苹果的工作，但事实上实际生产的产品可能不符合实际需求。
计划经济中的私人企业也要受经济计划指示运作。私人企业要生产甚么，由经济计划作主；私人企业以甚么方法生产，由经济计划决定；生产出来的东西又如何分配，也是经济计划决定。受操控着的生产供应、价格以至销售渠道，都是由经济计划决定。
计划经济是部分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常见的属性之一，因此有时候计划经济又常被解释与共产主义相通。随着苏联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扩大，受到苏联影响的地区都或多或少的实行计划经济政策。主要根据马克思的资本论（要有意识地计划控制生产），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理论来开展，提倡和实践计划经济是在列宁时期（斯大林时期）。最典型的计划经济例子数以苏联。而现存的少数例子则是朝鲜（但黑市经济的规模和影响力占优[1]）、古巴（正在废除）等。
中央计划经济
计划长远
一个政策在自由放任环境下，可能会不受人为控制地产生不可预知的问题。但在中央计划经济里由政府计划、预先设计好，一些可预期的问题就有机会避免。举例来说，政府规划一个城市的交通网络时，管制个人私家车拥有数目，便可减少如塞车等交通问题。对于国家发展的长远规划较完善，比较不会有短视近利的缺点。
倾斜优先，发展快速
实行中央计划经济的国家，常是后发的落后国家想要赶超先进国的发展，基本上都是把有限的经济资源不计收益的倾斜于某方面的发展。比如教育、交通、重工业、医疗等等，使其短时期内实现飞跃。苏联于1930年代将私人消费上限设为全国生产总值的50%[6]，继此苏联于重工业实现了飞跃性的发展，但同时其农业板块亦遭到巨大打击。
社会福利
某些社会福利措施不适合完全以市场价格来分配或是市场机制不容易出现，例如教育、医疗、交通、老人照护。实行中央计划经济的国家，得以直接且公平的配置合适的资源，而不会受到市场影响。成功的中央计划经济国家，其公共福利水平都是较高的，而具体福利则需要视政府能控制资源多寡而决定。国际比较显示，实行中央计划经济的国家的某些生命指标，例如儿童死亡率和预期寿命都高出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尽管这些数字经常是由这些国家自己公布的数据并且具体标准也有不同之处。[7]
弊端
如果有某个人或者相对小规模的机构，能完全知道社会中每个人对所有物品的需求强度，然后根据这些强度总和迅速反应，精确的分配所有资源、人力、财力进行各种所有物品生产，这样理想状态下的中央计划经济，的确是所有经济形态中最高效的。但当然，显而易见的，这个人或者这个小规模机构在人类可预见的将来都是不可能存在的，算上家庭这种极小的人口经济体才可以勉强达到计划经济的理想状态，甚至许多父母对家庭成员都做不到这样的分配，而且家庭团体扩张下会更困难，而社会也是如此。所以现实上的中央计划经济，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低效率社会资源分配，与造成显而易见的产能失调。而这还是私有化的状态，如果资产彻底公有化更会导致生产力大幅下降与资源的过度浪费。
资源分配无效率
微观资源无法有效分配，是中央计划经济里最受批评的要点。因为国家所有资源都由政府决定，私人不掌握生产资料，于是乎国家可以罔顾私人的实际需要而进行经济计划。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主张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必然会失败，因为经济计算问题（economic calculation problem）注定了政府永远无法正确的计算复杂万分的经济体系。只要缺乏了价格机制，社会主义政府因为信息不对称而无从得知市场需求的情报，而随之而来的必然是计划的失败和经济的彻底崩溃。
举例而言，当国家要求全国广种苹果时，事实可以是民众对芒果需求高于苹果。如是者，多种出来的苹果就会形成浪费，而芒果便形成短缺。但政府却没有合适的机制（取代货币机制）可以准确而迅速的知道民众对芒果或苹果的正确需求。这便是说，即使知道了芒果需求较高，政府仍不知道应该少种多少苹果，多种多少芒果。即使知道了现在少种了多少芒果，多种了多少苹果，政府仍然不知道半年后芒果成熟时，广大人民的需求有没有转变。这可能导致浪费和短缺。
缺乏积极进取的诱因
即使政府有效率的分配了资源，但中央计划经济下的效率通常还是低落的，主因是经济决策缺乏私人参与，而是由政府一个全权决定。即是说，中央计划经济下缺少私人竞争。缺少私人竞争，就难以有效提高效率，以至价格也不能通过竞争而有所调整，个人的收益或物质回报也无从改变。个体的努力并没有相应的物质回报，反而个体的怠惰无能的经济仍然能得到整体平均的物质回报，由整体来共同承担怠慢，共同享受努力的成果，从而演变成为平均主义。这便使得中央计划经济下的微观个体缺乏积极进取、争取效率的诱因。因此发展缓慢，如苏俄开始在1980年代技术落后美国，尽管武器产量差不多甚至更高，却无法带动足够的创新，庞大的总体国力也停滞不前了，直到21世纪后才开始复苏成长。 这也是中国1978年决定开始改革开放，1992年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因素之一。
减少个人自由
中央计划经济意味着经济活动多由政府决定，而不是个人决定，个人的经济决策自由就被牺牲。对于重视个性化的消费者，这造成负效用。经济决策上的个人自由被压抑有可能进一步导致其他领域的自由被破坏。1980年代，左翼理论家麦可·阿尔伯特（Michael Albert）和经济学家罗宾·汉内尔（Robin Hahnel）为了平衡这个缺点便提出参与型经济的设想，希望能解决这个问题。然而参与型经济还没有在任何一国范围以上实施的例子。
寻租、不公平、腐败
中央计划经济下政府拥有管制生产活动的权力，官员便因此得以利用管制权力从中获利。这种获利的型态，有的是非法贪污、有的是合法但不合理的规费税捐，也有的是政策选定重点发展的对象以外被牺牲的弱势者的利益。这些原本应属于社会大众的共同利益，因为计划管制的关系而落入政府或官员私人的手里、或是不公平的剥削。这不但妨碍了资源的公平运用、扭曲经济发展的规律，也形成特权阶级，产生社会矛盾，甚至冲突。 市场经济体制的合法剥削和高层腐败也因为类似的原因产生。
造成的结果
易造成均贫现象（实质是消费品不足、经济落后而非资本主义的贫富分化）、在经济落后的条件下可能造成政治经济体系崩溃。例如苏联解体。
分散计划经济
分散计划经济是计划经济的一种类型，其中消费品和资本品的投资和分配根据广泛的经济计划明确说明，并通过分散的经济主体甚至是生产单位本身的分布式网络来创建和运作协调。这通常与中央计划经济形成对比。[8][9][10]
现今常见中央计划经济行为
就广义而言，凡是政府对市场进行干预时，或者说是违反自由经济时，就是一种中央计划经济的实现，故严格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或是市场经济国家事实上并不存在。这行为为的是弥补资本主义自由经济下的弊端，通常是长期的限制，而且若不限制即有可能导致一个国家自由经济的崩盘。以下皆是现今常见政府计划经济中限制的对象：
参考文献
- . [2023-01-3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01-31）.
- . [2020-05-3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5-10）.
- . [2020-05-3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4-13）.
- Prayaga, M. (2005). Renovation in vietnam since 1988 a study in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change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PhD thesis). Sri Venkateswara University. Chapter IV: The Metamorphosed Foreign Relations, p. 154.
- . 财新网. [2020-11-1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4-23）.
- Kennedy, Paul. .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322–3. ISBN 0-394-54674-1.
- Michael Ellman(2014). Socialist Plann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ISBN 1107427320 p. 372.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 Lange, Oskar. . Calculemus.org. 1979 [12 September 201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4-17）.
- Cottrell, Allin; Cockshott, W. Paul (1993). Towards a New Socialism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Nottingham, England: Spokesman. Retrieved 17 March 2012.
- Medina, Eden. . J. Lat. Am. Stu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38 (38): 571–606. S2CID 26484124. doi:10.1017/S0022216X06001179.
- Wetzel, Tom. "Workers Power and the Spanish Revolution"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 Dolgoff, Sam, ed. (1974). The Anarchist Collectives (1st ed.). Free Life Editions. p. 114. ISBN 97809141560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