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文制
双文制(英语:)是一个社会语言学的术语,指一个语言使用多种文本的现象,[1]有的学者又将它分为两种。第一种为「共时性双文」,即一个语言同时有多种文本。第二种则是「历时性双文」,即一个语言转换文本的过渡时期。[2] 另外,因为双文制并不一定是一语双文的,所以也有学者把它翻译为「多文制」或「多文本」。
术语
共时性双文
库德语
地处中东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伊朗等国交界处之库德族所使用的库德语,由于不同国家的库德族人所使用的文本有所差异,因此库德语在土耳其境内采用的是跟土耳其语相同的拉丁字母,而叙利亚、伊拉克、伊朗境内的库德族人仍以传统的阿拉伯字母书写库德语。
蒙古语
蒙古国与内蒙古自治区两地的蒙古族人,最早在元朝创建之前使用了从回鹘字母改良的蒙古文本;而外蒙古独立后,由于外蒙曾在苏联势力范围内,苏联当局在外蒙境内使用西里尔字母,并成为今日蒙古国的官方文本。现今内蒙的蒙族人使用的蒙古语以回鹘式蒙古文书写,而外蒙的蒙族人使用的蒙古语则以西里尔字母书写,但两种版本的蒙古语可共通。然而,由于蒙古字母是纵排书写,其在互联网上的使用不如西里尔蒙古文广泛。
日语
日语书写系统是有一个十分复杂的双文制的。威廉·C·汉纳斯(William C. Hannas)将日文的双文制区别为两种:即并不常用的日罗混排(日文、罗马字)和现代日文中的「一语三文」。日罗混排,也就是日文、罗马字母并用,通常见于外来语,如DVD一词。日文的书写系统,则是同时使用汉字、片假名、平假名三者。汉字用于汉语词,平假名用于日语词,片假名则用于外来词和强调文意。[7] 譬如说,「日本」的日语发音是Nihon(IPA:/ni.ho.ɴ/),正常来说都会用汉字写作「日本」,但是偶尔也会用平假名写作「にほん」,片假名写作「ニホン」,或者甚至用日语罗马字写作「Nihon」。写日文是有多种选择的,而不同的写法也各有含义。[8]
历时性双文
土耳其在鄂图曼帝国统治时期,土耳其语以阿拉伯文书写;后来在一次大战后,凯末尔为求土国现代化并与国际接轨,引进了拉丁字母转写系统,后来拉丁字母取代了阿拉伯文,成为土国的官方文本。
中亚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塔吉克斯坦、阿塞拜疆等国,早年受伊斯兰文化影响,曾以阿拉伯文书写当地语言;后来并入了苏联控制范围,苏联当局也向这些国家推广西里尔字母;最后在苏联解体后,各国回复了自己的语言,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与土库曼斯坦改用了拉丁字母,而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则使用西里尔字母。
越南曾在早期从中国引入了汉字并依照越南国情改良为喃字,后来在法国殖民时期,法国殖民当局将原本的越南喃字全面改良为拉丁化书写方式,并成为今日的越南文。
满族人与其前身女真人,先后创建了金国与满清。在完颜阿骨打创立的金国时期,使用了模仿汉字的女真文,后来于蒙古人消灭金国后逐渐没落;女真人努尔哈赤创建了后金,并采用了改良自蒙古文本的满文做为女真人自女真文之后的书写方式,而北京的清朝古迹,如紫禁城、雍和宫等地,都有满汉双语并列书写的牌匾。
朝鲜半岛在李氏朝鲜末期一直到二战分裂前,曾将谚文与汉字一同混写,但在韩战结束后,半岛北方的北韩将汉字彻底废除,并实现纯谚文的书写系统;而半岛南方的韩国,一直到1976年前都以谚文与汉字的混写为主,直到朴正熙上台后才慢慢实现纯谚文的书写系统,但韩国至今仍会使用少量的汉字写在谚文旁边来解释歧意。
现代标准汉语的双文制
繁简中文是否双文制尚有争议,辩论者认为繁简中文属于多中心语言或双字形(diglyphia),而非双文制[9]。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国共内战在中国大陆的全面胜利,后来在1950年代末,为了解决教育水平偏低的农工阶层识字率不足的问题,当局提出了「汉字简化方案」,并创立了简体中文;后来在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曾试办了「二简字」的推广,但二简字并没有得到普及,最后仍未被接受。相反,当时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体制外的香港、澳门与台湾则通用繁体中文(台湾官方称作「体中文」),并沿用至今。不过随着两岸三地交流频繁,部分的书面和影视出版品、电脑软件都可兼容于繁简体中文,以供两岸不同文本用户使用。
参考
- Dale, Ian R.H.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1980, 26: 5–13.
- Cheung, Yat-Shing. . K. Bolton and H. Kwok (编). . London: Routledge. 1992.
- 张学谦.《行向多文本ê台语文——─文本态度kap政策论文集》. 睿煜出版社
- DeFrancis, John (1984). "Digraphia." Word 35, 59–66.
- Zima, Petr. 1974. Digraphia: The case of Hausa. Linguistics 124, 57–69.
- Zima (1974), p. 58.
- Hannas, William C. (1997). Asia's Orthographic Dilemma.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pp. 299-300.
- Sebba, Mark (2009). "Sociolinguistic approaches to writing systems research." Writing Systems Research 1.1, p. 38.
- Xieyan Hincha (2004). Two Steps Toward Digraphia in China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Sino-Platonic Papers 134.
外部链接
- New Perspectives on Digraphia(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Elena Berlanda
- Biscriptality – Sociolinguistic and Cultural Scenarios Conference(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Heidelberg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 Writing Systems and Society, "Scripts become flags", Ozideas
- Diglossia as a Sociolinguistic Situation, Harold F. Schiffm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