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高俊

何高俊祖籍广东南海，1878年8月10日生于香港，与香港开端口早期的华人牧师何福堂同宗，[1]而何高俊也是虔诚的基督徒。[2]何高俊早年曾在皇仁书院念书，后来凭借优异的学习成绩，荣获庇理罗士奖学金，得以于1896年考入香港大学医学院的前身香港华人西医书院接受专业训练。[3]他在1901年以最优等成绩毕业，并获颁发香港华人西医书院医药及外科证书（L.M.S.H.），从而取得行医资格。[3]毕业之后，何高俊曾返回香港华人西医书院兼任骨学和外科导师，[3]并着有《初级急救要法》和《疟疾病源及治法》等以中文写成的医学著作，是香港早年重要的中文医科参考书之一。[2]

何高俊与中国革命家孙中山同为香港华人西医书院校友，两人也彼此认识。[4]何高俊行医初年正值晚清，孙中山正在积极组织反清革命事业，并在香港设立革命基地，何高俊也从中提供协助，为反清革命份子提供和传递秘密情报。[2]在1910年，他还加入中国同盟会的分支广东医学共进会，进一步支持革命活动。[5]

自西医书院毕业以后，何高俊最初在1901年获聘任为东华医院署理驻院医生，同年获港府认可为公众牛痘接种员。[3][6]未几，他在1902年转任政府细菌学家威廉·亨德医生（Dr. William Hunter）的第一实验室助理，[7]复于1903年出任那打素医院及何妙龄医院驻院产科医生。[3]任内他在医院首创产科班，协助培训不少本地的产科医生。[8]

何高俊曾于东华医院任职署理驻院医生

何高俊在1907年到华民政务司署华人公立医局委员会辖下的东约公立医局出任医务官，未几于翌年转为私人执业。[3]当时香港的华人执业医生为数甚少，需求甚大，因此何高俊的私人业务也相当兴旺。[3]虽然如此，他仍继续在公立医局义务工作，为当地居民提供义诊服务。[2]此外，有鉴于医局位于湾仔皇后大道东地下205号的院址细小不敷应用，他更率先提出迁址以应付区内殷切的需要。[2]有关倡议旋获东约居民踊跃捐款以示支持，香港政府最终答应在石水渠街拨地兴建新的医局，复于1911年落成激活，为当地华民提供更有效率的医疗服务。[2]

1911年，清廷随辛亥革命覆亡，孙中山在1912年1月受任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以来自香港的李树芬医生出任广东省卫生司，而何高俊也凭借与孙中山的关系出任卫生司副司长，任内曾于1913年发表〈广东省政府取缔医务之原因〉一文。[2][5]及后，革命党人与袁世凯的北洋政府关系决裂，爆发二次革命，袁世凯即派龙济光于1913年8月出任广州都督，大捕革命党人，并在1915年称帝施行洪宪帝制。[2]何高俊在事件中也受牵连，曾一度遭到拘禁，几经外间斡旋下才获释返回香港。[2]

何高俊返回香港后重新义务担任东约公立医局主任医官，当时他有见传统的接生方法欠缺卫生，而且死亡率高，于是提出在医局内增设西式产房，实行以西法接生。[2]有关建议在得到地区居民的支持下得以落实，增建的产房复于1919年落成激活，因收费廉宜，广受一般市民欢迎，每年在医局留产者达千人以上。[2]此后何高俊继续在公立医局主持义诊和义务接生，[9]工作从不间断，而历年来在医局就诊者累计在百万以上，留产者也累计达数万以上。[8]

在1922年，何高俊又与尹文楷、关心焉、黄菖霖、赵学、马禄臣及吴天保等本地华人西医合作，把跑马地的愉园游乐场改建为香江养和园（养和医院前身），为较富裕的华人社区提供私家西式疗养服务。[10]董事会最初由何高俊担主席，负责对养和园的草创和早期发展奠下基石，在任一年后于1923年卸任，由周怀璋医生接替。[10]养和园早期仅为疗养院，到1926年李树芬医生接任董事会主席后才改名为养和医院，继续发展医院的医疗业务。[10]

除了医务工作外，何高俊还参与其他社会工作，当中包括在1908年与李自重、林藻庆和胡尔栋等人创立体育学校。[11]体育学校校址最初设于中环荷里活道，晚间开设成人体育训练班，日间兼办小学，该校是早期少数取得团体法人地位的华人组织，以确保学校的办学宗旨不变。[2]何高俊在创校后获推举出任校董会主席及小学义务校长，兼教卫生，任内发起筹款建校，促成在1910年购入中环铁岗1号独立屋作为新的校址。[3][2]体育学校虽是一所以教习中文为主的学校，但学校不单设有体育科，校名也特别冠以「体育」一词，希望通过教育推广体育活动。[11]

为了向华人上流社会推广体育活动，何高俊与何启爵士等华人绅商复于1910年筹组中华游乐会，并由他出任会长。[12][13]游乐会初年规模细小，只设有中华游泳会，会员仅20人，泳会也没有会址，只有一个用竹棚搭建的简陋泳棚。[13]经何启爵士和韦宝珊爵士等华人代表向港府争取后，港督卢嘉爵士才于1912年于大坑村拨地，让中华游乐会兴建永久会址，此后中华游乐会才逐渐发展成类似香港会一类西式绅士会所，但对象为上流社会华人的私人会所。[12]

何高俊除了私人执业外，同时在东约公立医局义诊多年。及至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展开三年零八个月的日治时期后，何高俊创办的体育学校被迫停办，但为了照顾湾仔贫苦大众的医疗需要，他仍坚持在医局的义诊工作。[2]当时医局未能得到日治政府资助，再加上战时局势紧张，物资短缺，使医局面临极大的营运问题。[2]尽管如此，何高俊却不惜变卖家财，为医局提供必要的营运资金，而且还独自寓居于医局楼上，坚持留守医局，使基本服务得以维持。[8][2][14][9]

何高俊晚年曾每日于大坑的红卍字会赠医处担任义工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标志着香港重光，英国重新恢复管治，但何高俊的义诊工作仍不间断。为了表扬他多年来的义诊工作，特别是香港沦陷期间的表现，他在1949年6月的英皇寿辰授勋名单中获颁OBE（名誉）勋衔，同年12月30日在港督府由港督葛量洪爵士亲自授勋，以示褒扬。[15]同年9月，年届71岁的何高俊始告从东约公立医局退休，结束与医局前后约40多年的工作关系，退休时更获院方特别颁发纪念品，以作纪念。[8][2]

何高俊从公立医局退休后，仍每日于大坑的红卍字会赠医处担任义工，至1950年因患高血压才停止工作。[2]=1951年5月，何高俊的病情恶化，纠缠两年后，至1953年4月病况加剧，终于在同年6月6日下午8时58分病逝于东约公立医局旧寓内，终年74岁。[2]何高俊身后，遗体即于6月7日大殓，翌日下午4时15分于万国殡仪馆举行安息礼拜，由中华基督教会湾仔堂主任谭志天牧师和合一堂李贞明牧师主持，并由湾仔堂诗班和香港真光中学高中部诗班合唱哀歌，场面肃穆。[16]

由于何高俊生前坚持在公立医局义诊多年，到场致悼者除有港府医务总监杨国璋医生、已故华人公立医局委员会副主席曹善允博士的夫人及家属成员外，还包括不少华人士绅、医学界人士、甚至是湾仔区街坊和曾与何高俊共事的医局员工，出席人数逾千。[17][16]安息礼拜过后，悼念队伍出发护送遗体到扫杆埔印度火葬场举行火葬仪式，至晚上才告结束。[16]虽然何高俊的遗属事前已发声明仅受花圈赙金，但在安息礼拜当日仍收到各方致送的花圈320余份，至于所收的赙金约4,100港元，则全数拨捐喜灵洲痲疯病院，以体现何高俊生前行善的精神。[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