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婦女

在伊朗東南部錫斯坦和俾路支斯坦省的史前定居點Shahr-e Sukhteh（另稱被焚之城）的考古發掘所得，顯示這個地區在公元前4至3世紀，女性具有很高的地位。在很多女性墳墓發掘出泥板印鑑，每種印鑑代表不同的家庭，這些印鑑與統治機構所用的印鑑不同。表示在史前時代中，女性在家中經濟擁有甚高的發言權。[6]

在所發現早期阿契美尼德帝國時代的波斯波利斯皇室文件泥板（參見波斯波里斯皇室文件庫藏）上的楔形文字，有三個代表女性的字：mutu、irti和duksis。[7]第一字指平民百姓女性；第二字指未婚的皇室女性；第三字指已婚皇室女性。這種泥板上的文字對於同一性別有三種表達方式，顯示已婚，及與君主有關係的婦女具有重要的地位。泥板文字還顯示皇室婦女曾廣泛遊歷，而且經常親自管理自己的莊園。[7]有記錄顯示王后和宮女們曾組隊與皇帝及其朝臣們進行馬球競技。[8]國王母親所具有的權力由君主親自設定。[9]

在泥板文字紀錄中，“非皇室人員和普通工人沒個別姓名，只依照他們特定工作小組或是工作場所的等級作稱呼。他們的口糧是根據在工作場中的技能和擔負責任而配給。專業按性別分列，再按口糧配給數量列出。記錄顯示有些工作是男女都可從事，而有些則僅限於男性或是女性方可從事。在男女混合的小組中，有男性管理者，也有女性的，可由稍高的糧食配給中顯示出，兩性之間的口糧數量通常差別不大。在某些情況下，與男性處在在同一類別的女性有時會較男性獲得較少的口糧，但也有相反的情況。女性管理者的頭銜不一，或許反映出她們的技能和等級。等級最高的女性工人被稱為arashshara（工長），紀錄中經常出現這個名稱，這些女性管理者在不同地方工作，並管理大量女性工作者，有時也有兒童以及男性在這些小組中工作。這類女性管理者所收到的口糧配給（葡萄酒及穀物）數量通常會高於其他的工人（包括男性工人）。”[7]孕婦的口糧配給也比其他人高，生育新生兒的婦女也可得到額外一個月的口糧。

有些專家說居魯士大帝（公元前6世紀）在波斯受伊斯蘭化（公元7世紀）之前即確立婦女必須遮蓋，以保護她們貞操的習俗。根據這些人的理論，阿契美尼德帝國把婦女披戴頭巾的習俗傳給希臘化時期的的塞琉古帝國。之後再傳給拜占庭帝國，阿拉伯人將遮蓋物變成希賈布，並傳播到他們所征服的廣大穆斯林世界。[10]

薩珊王朝君主霍斯勞二世之女普蘭曾短暫統治帝國近兩年。在薩珊王朝統治期間，受羅馬人俘虜的波斯士兵中有許多是女性，她們與男人並肩作戰。[11]

許多精美的波斯細密畫中都繪有波斯女性。[12]這些畫作通常被用作“追溯早期女性時尚變化”的資料來源。[13]

發生在公元363年羅馬帝國和薩珊王朝之間的泰西封戰役中，戰勝的羅馬士兵特別喜歡年輕的波斯婦女，將她們掠奪當作戰利品。[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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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息帝國弗拉特斯四世之妻，安息的穆薩皇后的半身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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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金屬容器面上的五面同一女士浮雕，她的髮型顯示有可能是薩珊王朝君主納塞赫之妻。伊朗國家博物館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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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薩珊王朝古城比沙普爾具有薩珊王朝藝術風格的馬賽克地板上描繪的一位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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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12世紀波斯語詩人尼扎米詩篇作品Khamsa，在18世紀中葉繪成的薩珊王朝君主霍斯勞二世與亞美尼亞公主席琳之間愛情故事的場景之一，霍斯勞二世巧遇席琳正在水池中沐浴。[15]

在卡扎爾王朝時期，婦女在經濟中扮演的是重要的後備勞動力角色。她們所做的一直讓家庭、企業主和國家受益，農村和下層婦女大多從事織毯和刺繡的工作，還有生產服裝、紡織品、奶油、水果和茶。她們也從事絲綢、棉花和其他手工藝品的製造。婦女還受僱於太平間、公共澡堂以及在富裕家庭中擔任女傭、乳母和褓姆。[16]在人口眾多的城市，婦女擔任藝人，舞者或是娼妓。雖然女性有許多工作機會，但她們取得的工資較低。此期間在紡織業工作的女性，平均收入是男性的3分之1。[17]雖然女性具有工作賺錢的能力，但她們並沒多少權利，農村女孩仍有可能被一家之主當作貨品賣掉。

這段時期，尤其是在1905年至1911年間，是波斯女性“覺醒”[18]的開始。這種覺醒可被定義為女權運動和女性主義的濫觴，當時的女性逐漸進入公共領域，君主納賽爾丁沙阿的后宮也加入1891年的烟草抗議活動。而參與其中的不僅是富家女性，也包括普通女性。富家女捐獻珠寶，洗衣婦也隨著把自己的儲蓄捐出，用以贊助設立一家國家銀行。伊朗婦女在1911年衝入馬吉利斯（議會）的行動[18]展現出前所未有的女性政治意識和公共行動。而一般仍有讓女性行動受到限制的案例，這類情況讓女性被描繪成受到自己性別自卑情結束縛的囚犯。

經常有種東方主義觀點描述伊朗革命前的卡扎爾女性。伊朗女性作家巴德爾·莫盧克·巴姆達德（Badr al-Moluk Bamdad）[19]的經典作品《從黑暗到光明，英文版書名：From Darkness Into Light: Women's Emancipation in Iran [19]）在伊朗革命前出版，[19]作者提到波斯在烟草抗議之前的歷史是“黑暗的時代[20]”，當時女性是“可憐蟲[20]”和“無能為力的玩物[20]”，她們與社會隔絕，同時受到“厚重的面紗遮蔽，像寄生蟲般依靠他人[20]”。作者聲稱伊朗女性是“被侷限在家中或是頭巾和斗篷之下的囚犯[20]”。

作者西瑪·巴哈爾（Sima Bahar）在其1983年標題為《伊朗婦女運動的歷史背景（A Historical Background to the Women's Movement in Iran ）》的文章中指出，20世紀初期的波斯立憲革命時期是女性首次與男性一起參與公共行動。她認為在卡扎爾王朝時期，“女性活動範圍僅限於家庭。如果女性在農村地區參與生產活動，也只是為家庭生計。上流社會的女性的生活更為離群索居……她們若要外出，僅在有男性陪伴的情況下才能成行能。[21]”

在卡扎爾王朝（1789-1925年）時期，身為太后的瑪利克·賈漢·卡儂，終其一生（1848-1873年）一直對兒子納賽爾丁沙阿有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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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后瑪利克·賈漢·卡儂，納賽爾丁沙阿之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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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納賽爾丁沙阿之妻阿妮娑朵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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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卡扎爾王朝時期的女性

站在德黑蘭大學原子爐前的一群女性博士（1968年）。文字說明：參與伊朗核計劃的科學家中有兩成半是女性。

巴列維王朝（1925-1979年）歷屆君主引入許多有關婦女權利的改革（參見伊朗婦女權利）。禮薩汗早期引入改革的例子之一是頒布除去希賈布法令，從1936年1月開始，強制婦女除去希賈布（頭巾） ，顧名思義，警察甚至會從參與宗教活動的婦女身上強行把頭巾扯掉。[22]婦女參與社會活動總體上有所增加。伊朗婦女參與經濟、教育領域和勞動工作的數目逐漸增加，識字率也跟著提高。女性參與活動的例子有：女性獲得政府高職，如部長、藝術家、法官、科學家和運動員等。

禮薩汗之子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即位之後，導入更多重大改革。例如在1963年授予女性選舉權，不久後有女性的伊斯蘭議會議員，也有女性被任命為法官以及內閣的部長。[22]伊朗家庭保護法也在1967年進行改革，改善婦女在社會的地位，保護法被列入民法典中，目的在保護女性配偶、子女和遭受離婚的女性。改革的總體宗旨在促進社會的兩性平等。

家庭保護法要求丈夫到法院辦理離婚手續，而不能依照傳統伊斯蘭教法規定的三遍塔拉克（triple talaq）- 喊“我休了妳”三次的做法。女性可主動提出離婚要求，男子要娶第二任妻子，必須取得嫡妻的同意。離婚後的子女監護權由家庭保護法庭決定，而非如從前自動交給男方。女性結婚的最低合法年齡在1967年從13歲升至15歲，到1975年再升至18歲。[23]

在整個巴列維王朝時期，女性在教育和勞動方面的進展相當顯著。在1965年到1966年間，女性文盲比例下降11%，但下降主要發生在城市地區，下降比率達到20% ，相較之下鄉村地區只降3%。原因很可能是在此段期間，教育中心和大學均在伊朗城市（主要是德黑蘭和阿巴丹）增加所導致。[24]女性接受更多的教育後，在1956-1966年期間紛紛加入勞動市場。她們開始進入如生物、農學、醫學、教學、法律和經濟等領域，因而獲得更大的政治影響力。在大型都會，如阿巴丹、大不里士和伊斯法罕的女性就業人數增加，後兩城市的女性勞動力顯著增加。有趣的是德黑蘭的女性就業人數反而略有下降。[24]

伊朗生育率低下，表示當地婦女較不願意生育子女。

1979年的伊朗革命後，伊斯蘭共和國成立。在新政府統治下，伊朗婦女在某些領域有更多的機會，而在另些領域則有更多的限制。革命的顯著特點之一是有傳統背景的婦女大規模參與，而推動巴列維王朝倒台，在巴列維王朝時代獲得信任和接受高等教育的伊朗婦女參與反對沙阿的示威，君主制因此遭到顛覆。在革命之前，為婦女提供教育的文化已經形成，並且延續到革命之後。有大量婦女擔任公務員及接受高等教育，[25]在1996年，伊斯蘭議會中有14位女性議員。

大阿亞圖拉霍梅尼掌權後，給女性帶來許多矛盾性問題。女性在某些領域獲得相當大的影響力，但仍面臨不少政治障礙，而難以達成與男性地位平等。例如女性得以服兵役，通常在準軍事組織服務，被限制在學校研究領域。兩伊戰爭爆發後，婦女逐步獲得政治權力。婦女在前線和家鄉都被動員起來。她們參與基本的步兵角色，但也參與情報計劃和政治競選活動。在兩伊戰爭的高峰期間，女性佔有伊朗國內勞動力甚大部分，取代參與戰鬥、受傷或死亡的男性。[26]

霍梅尼上台後經常表達對婦女表現的讚賞。他在1979年5月發表講話，談到被什葉派尊為聖母的法蒂瑪：“法蒂瑪（願主福安之）在她父親（穆罕默德）過世後，活了七十五天。對她而言，這個世界充滿悲傷和苦楚。天使長加百列來拜訪並安慰她，並預告她未來會發生的事。“所以，按照這個傳統，在她與加百列接觸的七十五天裡，我不相信除了偉大的先知之外，會有別人有過類似的經歷，在七十五天裡，加百列來來去去，談論將在日後發生的事，以及日後對她的祖先將發生的事“[27]霍梅尼的講話中凱切深以法蒂瑪作為女性的榜樣。他說，雖然並非加百列的拜訪而讓法蒂瑪特別，對霍梅尼而言，法蒂瑪讓人欽佩之處有二：她特殊的精神特質 ，和她優秀的道德品質，這些受加百列來訪而更彰顯。霍梅尼進一步解釋，法蒂瑪可能天生就有具有這種精神特質，或是法蒂瑪經歷過一種獨特的神秘體驗。這讓霍梅尼認為法蒂瑪是理想的女性榜樣。法蒂瑪的卓越道德品質透過三個相互關聯的活動：奮鬥、鼓舞男性和苦難而體現。[28]法蒂瑪啟發她的丈夫阿里（也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堂弟）作為虔誠的穆斯林。霍梅尼把這種靈感與伊朗婦女以及她們應該如何努力效法法蒂瑪，追隨自己的宗教使命相提並論。

在革命期間，婦女所戴的頭巾被視為抗議的象徵，但許多婦女談到強制披戴希賈布的話題時，都感到震驚，而導致1979年發生在德黑蘭的反對強制戴頭巾國際婦女節抗議活動。當霍梅尼被引述說，他更喜歡看到女性穿著樸素的伊斯蘭服裝，這個話題更被擴大。[29]1981年，伊朗強制要求婦女披戴頭巾，禁用化妝品，道德警察還引入嚴厲的懲罰，例如用鋒利刀片刮除唇上的口紅。[29]1980年代初，婦女被禁止擔任法官，不鼓勵成為律師。伊斯蘭政府把1967年和1973年的家庭保護法廢止（原因是這些法律限制一夫多妻制）、禁止婦女主動提出離婚、降低最低結婚年齡。政府禁止避孕，把女孩結婚年齡從15歲降低到9歲。他們還禁止女性涉入多項科目和專業。

霍梅尼過世後，許多對於婦女的限制受到取消。政府經常透過免費分發避孕藥具來穩住人口增長率。結果是每名婦女從平均生3.2個子女下降到2.3個，是中東地區最低的數字。[29]1992年，伊朗政府通過一套女性就業政策，鼓勵女性加入勞動力，也同時強調家庭角色對女性的重要性，鼓勵女性進入婦科學、藥理學、助產學和實驗室工作。但不允許她們進入“於伊斯蘭教不妥”的領域。1990年，女性再度被允許進入法律領域，她們可在特別民事法庭工作，但不能擔任法官。[30]

霍梅尼去世後繼任的拉夫桑賈尼總統對婦女進行更實務的改革。拉夫桑賈尼強調在伊斯蘭教中，“婦女可在任何領域不受影響而接受教育。”拉夫桑賈尼所關注的三大領域是教育、計劃生育和健康。1986/87年的統計數據顯示，在進入牙醫學、聽力學、統計學、視光光、影像診斷學和放射治療學方面，女性與男性數目相當。據宗教政治領袖稱，伊朗婦女被認為可同時具備傳統和現代特質，她們在受教育時即被灌輸如此概念。表示婦女的核心角色發生在家中，要照顧子女、家庭和處理家務，同時也能進入社會並參與公共生活，而又不會把家庭的社會地位降低。婦女被束縛在家，而創造她們的傳統私領域，有外出融入社會的自由，而創造出現代的社會現象。伊斯蘭共和國從未刻意把婦女束縛在家中，以盡為人妻為人母的職責，實際情況是由公眾的宗教概念所造成。伊斯蘭教並未禁止婦女參與公共生活，而是伊朗的政治和文化氛圍鼓勵婦女從事家庭的私人生活。現在許多學校都鼓勵入學年輕女孩為為人母為人妻，同時又為積極參加社會和政治實務做準備。然而伊斯蘭共和國的教育計劃，對於教育男孩和女孩之間仍有明顯的區別。這包括介紹給她們在家庭所擔任的角色，以及男性和女性在婚姻生活中的角色。但女孩們有信心將自己投入到她們希望進入的教育領域，同時仍能維持個人家庭生活。[31]拉夫桑賈尼所關注的，除教育之外，還特別注重伊朗的計劃生育和健康，婦女在這部分扮演著核心角色。縱然發生過兩伊戰爭，伊朗的人口仍在整個1980年代中飆升，1983年出生率達到每千人有3.9人，是當時世界平均水準的兩倍。伊朗在在全國建立婦女衛生診所；到1994年，伊朗全國有10,000多個衛生中心，提供避孕藥具給予婦女，而之前這種藥具曾遭到禁止。[32]伊斯蘭議會在1986年通過一項包含12條文的法律，讓婦女享有許多婚姻權利。其中包括婚前協議、離婚婦女分享財產的權利和增加贍養費的權利。確定國家利益委員會在1992年通過一項法律，允許遭受“不公義和不公正”離婚的婦女向前夫取得她們在婚姻期間所從事家事服務的補償。[33]

到1999年，伊朗有140名女性刊物發行人，數目之多，足以單獨舉辦一次全由女性出版的書籍和雜誌的展覽。[34]截至2005年，伊朗有65%的大學生和43%的受薪族是女性。[35]截至2007年初，伊朗理工科學生中有近70%是女性。[36]

伊朗在2000年代初的女性部會首長佔27.1%，世界排名第23位，[37]但女性議員的比率只有2.8-4.9%，讓伊朗在過去15年中的世界排名，屬於末段班的25個國家之內。[38]2009年，法特梅赫·博達吉女士成為負責法律事務的副總統，也是阿赫瑪迪內賈德總統的高級顧問。[39]負責婦女與家庭事務的副總統瑪炎·莫塔西薩德女士也被選為總統顧問。[40]

至少有位美國政治觀察家（羅伯特·D·卡普蘭）評論說，伊朗有相當多的女性官員，與其他中東國家相比，表現得沒那麼傳統。“在伊朗，你可把相機對著一位女性照相……她的反應是微笑”而在其他較保守地方的女性會為此介意，兩者形成鮮明的對比。[41]

在伊朗，警察部隊中也有女性，負責處理婦女和兒童犯罪事務。[42][43]根據伊朗最高領袖阿里·哈梅內伊的看法，在家庭和社會中提供機會讓女性發揮才能，才是尊重女性的做法。[44]

2019年5月14日，伊斯蘭議會通過一項伊朗國籍法修正案，其中一項是伊朗女性與具有外國國籍的男性結婚時，應為這類女性所生，年紀在18歲以下的子女授予伊朗國籍，而伊朗男性的子女和配偶則被自動授予國籍。[45]伊朗憲法監護委員會於2019年10月2日把修正案簽署為法律，[46]但要把外國籍父親的背景列入考慮。[47]

伊朗足球協會在2019年8月解除伊朗女性進入足球場的禁令（40年來首度）。[48]2019年9月8日，一位伊朗年輕女性薩哈爾·霍達亞里因試圖進入體育場被捕，之後自焚而身亡。此次事件後，國際足球聯合會保證伊朗婦女從2019年10月開始可進入體育場。[49]在2019年10月10日有超過3,500名伊朗婦女進入阿薩迪體育場，觀賞伊朗對陣柬埔寨國家隊的世界杯足球外圍賽。[50]

國際特赦組織報告稱他們收到幾起被關在伊朗監獄中女性及男性遭受強姦的案件報告。2020年1月17日，國際特赦組織的伊朗問題特別記者拉哈·巴赫里尼 (Raha Bahreini) [51]披露一起被拘留在德黑蘭的伊朗女性遭性侵案。這位伊朗婦女在烏克蘭客機受攻擊墜毀（參見烏克蘭國際航空752號班機空難）後，因參與抗議活動而遭到逮捕。[52][53]

個人的文化身份可由他們的服裝展現。伊朗在遠古伊斯蘭化（參見伊朗歷史#伊斯蘭對波斯的征服）之前的幾個世紀，披戴頭巾一直是大伊朗女性的著裝守則。這個地區首次出現的頭巾在遠古美索不達米亞歷史上被證明是一種輔助服飾， [96]但後來在亞述成為具有排他和特權的性質，甚至有社會法的約束。頭巾是上流社會和皇室婦女享有的身份象徵，而法律禁止農民婦女、奴隸和娼妓披戴頭巾，違反者將受懲罰。[87][96]遠古伊朗人在公元前612年征服新亞述帝國和在公元前539年征服新巴比倫帝國後，伊朗的統治精英就採用那些美索不達米亞習俗。[96]在隨後伊朗各王朝統治期間，頭巾首先是富貴階級的專屬，但逐漸散布，最後成為一般平民的標準服飾。[97]

後來當穆斯林阿拉伯人征服伊朗薩珊王朝之後，當時的穆斯林受到伊朗強大的文化影響，也採用頭巾。[98][99][100]

採遊牧生活的卡什加人，是伊朗人中的少數婦女不披戴頭巾的族群。

這種普遍的情況在中世紀中亞的突厥游牧部落來伊朗後確實發生一些變化，這些族群的婦女不戴頭巾。[[100][101]然而在16世紀薩法維王朝實施中央集權，頭巾成為伊朗帝國各地城市地區婦女的標準頭飾。[102]例外情況僅在村莊和游牧民族中可見，那兒的女性不披戴頭巾（譬如卡什加人）。 [103]

用頭巾遮住頭髮和整張臉的情況在伊朗人中甚為罕見，這種遮法主要限於阿拉伯裔伊朗人（有尼卡布、巴托拉 和波希亞三種）和阿富汗人（波卡）。後來在19世紀後期卡扎爾王朝統治時的經濟危機期間，由於紡織品價格高昂且稀少，城市婦女中極窮困者根本無力購買頭巾。[103]由於前述的歷史原因，用頭巾遮蓋頭髮一直被當作是女性穿著的規範，將之摘掉被認為是失禮，甚至是種侮辱。[104]20世紀初，伊朗人把不披戴頭巾當作是農村的、游牧者、貧窮和非伊朗人的穿著方式。披戴頭巾為女性提供某種程度的道德滿足感。女性最好披戴頭巾，因為這樣才算穿戴妥當。[105]

伊朗女性在19世紀中期開始對披戴頭巾公開挑戰。如塔荷蕾、呼妲·莎拉威和賽亞·娜巴拉維等在公共場合公然揭下頭巾，而引發政治和宗教爭議。[105]這些女性辯稱披戴頭巾是對她們自由的侵犯，甚至是種自卑的象徵。[106]伊朗政府改變著裝規範（以及對它的看法）的嘗試在1930年代中期發生，當時親西方的獨裁統治者禮薩汗完全禁止伊朗婦女披戴頭巾。[106]在同時許多種男性傳統服裝也以“西方人將會嘲笑我們這樣穿著”為由遭到禁止。[107][108][109]西方歷史學家指出，如果女性確實自己選擇這樣做，則是種進步做法，但出於禁令，反而會羞辱和疏遠許多伊朗婦女，[110][111]因為這樣做的效果如同假設歐洲婦女突然被命令裸體上街的情況相似。[107][108][109]最後事態發生激烈轉變，警察受命在公共場合中，看到任何披戴頭巾的女性，即強制將之摘下。這種做法對女性造成精神和身體上的傷害。例如，婦女遭到毆打，而頭巾和罩袍被扯下，這是種侮辱和公開羞辱的做法。[106]婦女家中被強行搜查，在1941年禮薩汗退位之前，許多婦女選擇寧可待在家中，以免外出會遭遇強制執行及羞辱。[106]有些人甚至為此而自殺。[107][108][109]

1935年夏天發生更大規模的暴力事件，導因是禮薩汗下令所有男人必須戴上歐洲風格的博勒帽，這是種西方衣著典範。在7月，馬什哈德市發生大規模的非暴力示威，但政府採取殘酷的鎮壓，估計因此死亡的人數在100至5,000人（包括婦女和兒童）之間。[112][113]在禮薩汗的繼承人登基後，官方措施略有放鬆，戴頭巾或穿罩袍不再是違法行為，但對統治者而言，這種穿著被認為是屬於低下階層的落後標誌，這類人在攀登社會階梯會遇到重大障礙。 [96]對戴頭巾或穿罩袍的婦女仍普遍存有歧視，公家機構積極勸阻使用，有些餐飲場所拒接待如此穿戴的女性。[114]

一位穿著頭巾和罩袍的伊朗女性。這兩種衣物是伊朗婦女最重要的希賈布。[115]

在伊朗革命發生前幾年，一種質疑以歐洲為主的性別角色作為伊朗社會模式的風潮在大學生中獲得很高的支持，這種情緒體現在街頭示威中，許多來自原本不戴頭巾的中產階級婦女刻意戴上頭巾，[116][117]象徵性地揚棄巴列維政權的性別意識形態及其激進的去文化做法。許多人認為女性應該恢復披戴頭巾以阻止伊朗身份和文化遭到進一步瓦解，[118]從伊朗的角度來看，露出面孔的女性被視為是受到西方唯物主義和消費主義的剝削。[118]參與者披戴頭巾和穿罩袍是革命當時的主要標誌之一，其他傳統伊朗服飾和穿著也在此時出現。所有女性都披戴頭巾和穿罩袍作為宗教和/或民族主義的象徵，甚至許多在革命前的世俗和已經西化，不再這樣穿著的女性，也開始如此穿著，以聲援絕大多數這樣穿著的女性。披戴頭巾和穿罩袍被用作重要的民粹主義工具，而這樣的伊朗婦女在革命成功中發揮重要的作用。[119]

伊朗自從1984年立法要求所有伊朗女性披戴希賈布以來，已開始看出當時的女性時尚試圖在伊斯蘭謙虛守則的狹窄限制內運作，典型的著裝逐漸從標準的黑色罩袍演變成rusari（簡單型頭巾），與其他服裝的色彩元素相結合[100][113]在2010年，有來自伊朗9個省份不同城市的531名年輕女性（年紀在15-29歲）參與一項研究，結果顯示，有77%較喜歡更嚴密的披覆，有19%喜歡寬鬆的披覆，只有4%根本不認為頭巾有必要。[120]人們習慣西方服裝的趨勢與有66%的不遵守著裝規範有關聯。[120]在德黑蘭，警察不再逮捕任何違反適度法規的婦女，而以罰款或上課來取代。[121]

在過去兩個世紀中，女性在波斯文學中發揮重要作用，但絕大多仍由男性盤踞。女性文學作品多年來受到壓抑甚至是否認。[105]當代伊朗女性詩人，如西敏·貝赫巴哈尼、法蘿·法洛克茲德、帕尔温·埃特萨米把女性文學帶入伊朗。西敏·貝赫巴哈尼寫下充滿激情的愛情詩以及充滿母愛的敘事詩，[131]她倡導個人權利，不論性別、社會階級和宗教。[132]此外，貝赫巴哈尼的作品不單獨強調女性，而是包含以及同時鼓舞女性及男性，她是伊朗作家協會主席，於1997年曾獲諾貝爾文學獎項提名。

當代女性作家包括有西敏·达内希瓦尔、馬什德·阿米薩伊、莫尼羅·拉瓦尼波和佐娅·皮尔扎德等等。西敏·达内希瓦尔的小說作品涵蓋伊朗革命前和革命後時期。她第一部短篇小說集tash-e khâmush (澆熄的火焰（Fire Quenched）) ，於1948年出版。這是伊朗首本由女性撰寫的短篇小說集。她在1969年出版反映20世紀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一個在設拉子地主家庭，名為萨巫颂的小說故事。這是首部由女性作者以波斯語撰寫的小說。达内希瓦尔是伊朗作家協會的第一任主席。莫尼羅·拉瓦尼波（伊朗裔美國人）在她的短篇小說於1980年代出版後於開始成名。她1990年的小說作品Zanân bedûn-e Mardân (沒有男人的女人（Women Without Men））描述的是性和身份的問題。許多人批評她的作品過於直言不諱，及挑戰許多傳統觀點，如性壓抑、女性童貞和性。[133]她的作品最終被伊斯蘭共和國列為禁書。拉瓦尼波的作品包括短篇小說集 Kanizu（女奴）和小說Ahl-e gharq（強迫婚姻者[134]）。拉瓦尼波的作品以關注沿海地區伊朗人的儀式、習俗和傳統而聞名。[135]

卡瑪-歐-莫魯克·瓦紫麗（生1905年，卒1959年）是第一位在伊朗上台與男士共同演唱，而且不披戴頭巾的伊朗女性。瓦紫麗長於演唱波斯傳統歌曲，以波斯音樂之后而聞名[136]

伊朗女性的創新不僅侷限在波斯音樂，例如古典吉他演奏者Lily Afshar[137]正研究將波斯和西方的古典音樂作結合。

古谷溪是伊朗最著名的歌手之一。她的傳奇始於伊朗革命前時期，那時她在伊朗的名氣極高。她在1979年伊朗革命之後有20年未曾在伊朗登台演唱。她在2000年離開伊朗，在歐洲以及北美從事巡迴演唱，重新獲得好評。

伊朗婦女在伊朗的藝術，尤其是在伊朗電影獲得國際認可上發揮重要的作用。

自伊朗波斯電影新浪潮興起後，伊朗的電影學院畢業生人數創歷史新高；每年有20多位新導演（其中許多是女性）發表他們的處女作。在過去二十年裡，伊朗的女性在電影導演中的佔比超過大多數西方國家。[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