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方语言教学

「明清时，各地用方言教书是普遍现象。」[1][2]明清时，游走各州县蒙学（儿童启蒙学堂）的教书先生，常备该县的正音字典，协助他以当地母语对学童母语教学。[1]清末，赵元任 「六岁 (1898年) 从私塾老师学会用常州方言诵读四书五经」。[5]1955年教育部指示「学校必须逐步用普通话教学……首先从语文科做起」，当地母语教学开始被取代。[6]浙师大王洪钟教授：「从前人们不但交流用方言，而且在私塾里用方言朗读文章；而现在年轻一代由于从小学普通话，方言对他们来说仅用于乡邻交流，看到汉字根本想不到它的方言读音，用方言说话时也想不到对应的字，就使方言和书面语之间的联系割裂了」。[7]

中国留下有声电影记录的讲学，1929年摄于上海，师生在8分钟视频里皆以吴语对答。[8]2018年浙江湖州德清县某老人回忆，由村小升上县城初中，自然而然学习县城的语言，「进了中学，必须讲德清方言，否则就难以与他人交流。」[9]1932年章太炎（浙江余杭人）访问北京大学国文学系以吴语开讲《广论语骈枝》，[10]同年访问江苏吴县律师公会以吴语开讲《尚书》。[11]王国维1925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以吴语开讲《古史新证》（含《殷周制度论》）、先秦《仪礼》、《说文》等课，并以吴语指导研究生西北史地学和元朝历史，[12][13]均以吴语为主。[14][15]

「以母语为教学语言」方面，研究得最多的是香港的粤语教学、[16][17][18]台湾闽南语教学[19][20]、台湾客家话教学、[21]新加坡的闽南语教学、马来西亚的闽南语（泉漳话）教学、[22]、马来西亚的潮州语教学、[23]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语教学。[24]

中国普及义务教育以后，校园生活占据6岁以上学生的大量时间，小学是否以母语为授课语言，关乎该母语的自然习得时数。1986-2000年间逐步严格运行以普通话为媒介语的义务教育，从小学一年级起所有科目都以普通话授课。

在语言教学，「教授母语与教授外语的方法是完全不同的。……外语通常默认受教者在学校教育之前没有或较少机会接触这种语言」，[25]由于中国儿童属于「较少机会接触」的情况，母语课大抵教该母语的入门听力和口说。然而，官方对母语课的态度微妙，认为教母语只应在于传承乡土（传统）文化，而不应是学习母语本身。

在具有国家语委官方背景的学者的观点中：

• 王莉宁博士[注 1]认为「不教，但允许还会说的人在课外说」（注：按教育部规定课上不允许说），她指「不是让方言成为教学用语，也不是提倡把地方话学习纳入教学体系[...]应允许中小学、幼儿园在课外说方言，让方言成为青少年日常用语之一」。[30]
• 李佳博士[注 2]尤其提出现代的科技和政治概念应以普通话表达，指「不能喧宾夺主，用方言教学去取代文化教学，因为使用方言进行交际并不属于课堂教学应该承担的主要内容。尤其是使用方言诵读现代文或进行即兴演讲时，由于语料本身承载的传统文化因素较少，师生双方的注意力就更容易聚焦到方言本身，如字音是否标准、遣词造句是否地道[...]。受自身发展程度和规范化程度的制约，绝大多数汉语方言都无法精确、顺畅地表达现代科技术语和政治社会概念，只能将普通话词汇变为方言发音来表达现代名物，这种处理对传统文化传承的意义并不大」。[3]

正式发行的母语教材主要在大、中城市才有，小城市以自编校本教材为主。自编教材大多是某一家学校的几位教师，编写难免有问题。[32]四川大学教授俞理明[注 3]指出市场上的方言教材未达大学水准，大学定须新撰教材，这笔准备成本就不少。[35][36]在浙江温州，一周一课时，多为语文课老师兼任。[37]

课纲方面，四川大学教授杜晓莉[注 4]指「语言学研究生的研究方向有方言学的内容。在本科教学中，方言纳入课堂的不多」。[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