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方语言教学

「明清時，各地用方言教書是普遍現象。」[1][2]明清時，游走各州縣蒙學（兒童啟蒙學堂）的教書先生，常備該縣的正音字典，協助他以當地母語對學童母語教學。[1]清末，赵元任 「六岁 (1898年) 从私塾老师学会用常州方言诵读四书五经」。[5]1955年教育部指示「学校必须逐步用普通话教学……首先从语文科做起」，當地母語教學開始被取代。[6]浙师大王洪钟教授：「从前人们不但交流用方言，而且在私塾里用方言朗读文章；而现在年轻一代由于从小学普通话，方言对他们来说仅用于乡邻交流，看到汉字根本想不到它的方言读音，用方言说话时也想不到对应的字，就使方言和书面语之间的联系割裂了」。[7]

中國留下有聲電影記錄的講學，1929年攝於上海，師生在8分鐘影片裡皆以吳語對答。[8]2018年浙江湖州德清縣某老人回憶，由村小升上縣城初中，自然而然學習縣城的語言，「进了中学，必须讲德清方言，否则就难以与他人交流。」[9]1932年章太炎（浙江餘杭人）訪問北京大學国文学系以吳語開講《广论语骈枝》，[10]同年訪問江蘇吴县律师公会以吳語開讲《尚书》。[11]王国维1925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以吳語開講《古史新证》（含《殷周制度論》）、先秦《儀禮》、《說文》等課，並以吳語指導研究生西北史地學和元朝歷史，[12][13]均以吳語為主。[14][15]

「以母語為教學語言」方面，研究得最多的是香港的粵語教學、[16][17][18]台灣閩南語教學[19][20]、台灣客家話教學、[21]新加坡的閩南語教學、馬來西亞的閩南語（泉漳話）教學、[22]、馬來西亞的潮州語教學、[23]中國少數民族地區的少數民族語教學。[24]

中國普及义务教育以後，校園生活佔據6歲以上學生的大量時間，小學是否以母語為授課語言，關乎該母語的自然习得時數。1986-2000年間逐步嚴格執行以普通話為媒介語的义务教育，從小學一年級起所有科目都以普通話授課。

在语言教学，「教授母语与教授外语的方法是完全不同的。……外语通常默认受教者在学校教育之前没有或较少机会接触这种语言」，[25]由於中國兒童屬於「较少机会接触」的情況，母語課大抵教該母語的入門聽力和口說。然而，官方對母語課的態度微妙，認為教母語只應在於傳承鄉土（傳統）文化，而不應是學習母語本身。

在具有國家語委官方背景的學者的观点中：

• 王莉宁博士[註 1]认为「不教，但允許還會說的人在課外說」（註：按教育部規定課上不允許說），她指「不是讓方言成為教學用語，也不是提倡把地方話學習納入教學體系[...]應允許中小學、幼兒園在課外說方言，讓方言成為青少年日常用語之一」。[30]
• 李佳博士[註 2]尤其提出现代的科技和政治概念應以普通話表達，指「不能喧宾夺主，用方言教学去取代文化教学，因为使用方言进行交际并不属于课堂教学应该承担的主要内容。尤其是使用方言诵读現代文或进行即兴演讲时，由于语料本身承载的传统文化因素较少，师生双方的注意力就更容易聚焦到方言本身，如字音是否标准、遣词造句是否地道[...]。受自身发展程度和规范化程度的制约，绝大多数汉语方言都无法精确、顺畅地表达现代科技术语和政治社会概念，只能将普通话词汇变为方言发音来表达现代名物，这种处理对传统文化传承的意义并不大」。[3]

正式发行的母語教材主要在大、中城市才有，小城市以自编校本教材为主。自编教材大多是某一家学校的幾位教师，编写難免有問題。[32]四川大學教授俞理明[註 3]指出市場上的方言教材未達大學水準，大學定須新撰教材，這筆准备成本就不少。[35][36]在浙江温州，一周一課時，多為語文課老師兼任。[37]

課綱方面，四川大學教授杜晓莉[註 4]指「语言学研究生的研究方向有方言学的内容。在本科教学中，方言纳入课堂的不多」。[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