襦裙

襦（）裙，又称裙襦、衫裙，是中国女性传统服装类型之一，由上襦（襦为短上衣）与下裙（裳）组成[1]，这种上襦下裙的女服样式早在战国时代已经出现，并且一直持续到清末民初[2]。

历史

中国

上古时期，中国服装大多分成两截，上体称“衣”，下体称“裳”，俗称［上衣下裳］。其中的“襦”指长不过膝的短衣，“裙”指布帛拼制而成上连于腰的下裳[3]。从出土文物看，西周时晋国贵族已出现上身右衽短衣，下佩裙裳的衣着[4]。后来成为几千年中汉族妇女最常见的衣着。有学者认为襦裙最初流行于白狄族所创建的中山国[5]，而另有学者认为中山玉人俑所穿的服饰其实是改良的深衣[6]。

西汉时期人们普遍以上衣下裙的深衣为尚，穿襦裙的妇女较少，但没有完全摒弃且在文献中亦有所记载，东汉汉献帝时女子好为高腰襦裙[7]。

到了东汉至魏晋年间，襦裙重新被人们所重视且占据了当时服饰的主导地位[8]。晋朝晚期有妇人流行内衣裲裆套在交领襦裙之上的记载[9]。南北朝时出现衣在裙外、在衣上束上腰带的襦裙，下裙多为间色裙，并传至朝鲜半岛和日本。唐代流行齐胸襦裙和高腰襦裙，常会配上披帛，晚唐至五代宋初出现诃子裙，是在上襦外加诃子，外穿大袖罩衫或半臂，还有去了上襦只穿诃子配大袖罩衫的穿法，大袖裙襦也是当时女性礼服。宋代中后期汉族女服以襦裙为主，最常见的是对襟襦裙以及只穿内衣和裙再外加褙子，也有把对襟上襦穿成交领者。元代后期至明代汉族妇女的服装以袄裙为主，与前代襦裙的主要差异在于上衣并不束在裙子内，但妇女劳动时也常会把上衣束在裙内或在衣外系上围裙[10]。襦裙的历史从战国时代一直沿续到清代且一直流行至民国初期，前后历经二千多年，尽管长短宽窄时有变化，但基本形制仍保持着原始形态[8]。

在清代的易服令下，清初汉族女性依然穿着明代的服饰，最迟至雍正年间部分清代汉女服饰也受到满族服饰影响，由交领变成字领式的大襟、琵琶襟等，大襟延续汉族传统的「右衽」形式[11]。有人因此认为清代汉女袄裙领型是因强制易服而来，并非正常的演变、衔接、传承，认为这并非「汉服」[12]；然而有台湾学者指出清代袄裙维持汉族女性两节穿衣的传统，可视为明装或明朝样式的服饰[13]。

汉族妇女袄裙的领缘、袖口以及开衩处，镶绲刺绣配布或花边，称为「绲边」，符合传统正式服装的必备形式。[14]嘉庆年间，汉族女子的衣饰镶滚者渐多，至咸丰、同治年间，京师汉族妇女服饰镶滚之风更趋时尚，不惜费时费力费材地在衫、袄上加镶多道，晚清时镶绲复杂化，出现多种织带花边，以至有镶十余道者。[15]

东汉交领中腰襦裙
甘肃出土的前秦襦裙
穿大交领高腰襦裙（内有圆领中衣）的北齐女子
唐乾陵永泰公主墓壁画中的仕女襦裙，部份为低胸装
晚唐至五代宋初贵族妇女大袖裙襦衫配诃子、披帛
穿襦裙并在襦外加上诃子裙、半臂的五代女子
穿对襟襦裙的宋代妇女
穿主腰、袄裙的明初妇女
穿袄裙、半臂的明代正统年间老妇及穿袄裙的侍女

日本

复原的日本奈良时代交领襦裙

现代日本把裙视为袴的一种，在古坟时代已出现上襦在外的襦裙，飞鸟时代出现类似中国南北朝式样、衣在裙外的襦裙，至奈良时代又从中国唐朝传入高腰襦裙及齐胸襦裙，一直至室町时代，高腰襦裙都在各阶层女性中流行。平安时代由于部份服饰转为多层式，原来的裙子已不够宽围着腰部，演变成只围后方。室町时代后期襦裙开始在平民和武家绝迹，但公家女性服装依然以襦裙为主，至今襦裙制和服虽然不见于平民服装，但日本皇室女性礼服依然是襦裙制，最高等礼服十二单也属于襦裙制，而巫女的服装也是白襦红裙，称为「白衣绯袴」。襦裙也是现代的女性的弓道服装。现代日本卒业着的穿着效果虽然类似襦裙，但上身所穿的其实是长至小腿的长着而不是襦。

飞鸟时代穿襦裙的宫女
奈良时代穿齐胸襦裙的贵族妇女
复原的奈良时代交领襦裙配半臂、披帛、蔽膝
复原的奈良时代交领襦裙配披帛
复原的奈良时代齐胸襦裙配披帛
穿着襦裙制女房服饰的清少纳言
复原的平安时代末期白拍子盘领襦裙
镰仓时代穿襦裙的庶民女子
穿襦裙的镰仓时代妇女
穿交领襦裙的镰仓时代妇女
穿交领襦裙的镰仓时代妇女
穿襦裙表演书道舞的日本少女

朝鲜半岛

高丽王朝后期至朝鲜王朝初期穿襦裙配褙子、披帛的贵妇（摹本）

新罗、百济从唐朝引入齐胸襦裙和高腰襦裙。至统一新罗后期至高丽王朝前期则流行中腰襦裙，高丽后期受到元代汉服影响，出现衣在裙外的袄裙，但到朝鲜王朝初期至中期仍有衣在裙内的襦裙，而袄裙则模仿明代袄裙样式制作，至朝鲜王朝后期袄裙上衣变短，裙腰变高，一直流传至今。

穿着齐胸襦裙的新罗女俑
高丽时代贵族妇女与侍女襦裙配披帛
朝鲜初期的袄裙
朝鲜王朝中期穿襦裙的妇女

越南

穿交领襦裙配四身袄的越南女性

襦裙也是越南女性传统服装的常见款式，后黎朝女性会穿着襦裙，并再加上褙子，至阮朝时褙子演变成一种称为四身袄的外套，礼服襦裙则在外穿上披风，又有些女性去掉上襦，以肚兜配搭下裙再穿上四身袄。阮朝时曾一度禁止穿裙，但后期又再流行，至今越南女性于传统节日和庆典中仍会穿着襦裙，尤其是北部地区。

《世界人物图卷》中穿襦裙的越南女性（左）
阮朝末年穿交领襦裙配四身袄的妇女
穿肚兜裙配四身袄的女性

琉球

穿红型上衣配白裙的琉球女舞者

琉球国于第二尚氏王朝出现衣在裙外的袄裙，成为女性服装之一，至今一些琉球传统文化相关活动中仍见到这种款式的袄裙。琉球式常服袄裙的下裙多为白色，婚服则多穿黑裙或数层不同颜色的下裙。

穿袄裙的琉球女性
穿袄裙的琉球士族女性
穿襦裙制婚服的琉球士族新娘

类型

襦裙按领子的式样不同，可分为交领襦裙、直领对襟襦裙、斜领对襟襦裙、圆领襦裙、褂裙等。按裙腰的高低，可分为中腰襦裙、高腰襦裙和齐胸襦裙。

参见

衣裳 (东亚服装)：男子的上衣下裳形式

注释

裙 ,裹衣也。古服裙不居外 ,皆有衣笼之。《太平御览》
郑惠美《「行政院客家委员会研究奖助客家学术研究计划」客家传统服饰溯源调查研究报告书》（2012年11月），页20。
周汛高春明着《中国衣冠服饰大辞典》（1996年12月），上海辞书出版社，第3页、第220页、第278页
田小娟着《从出土文物看西周的服饰与发型》（1998年），碑林集刊，第250页
阮卫萍《从今话古谈襦裙》，《紫禁城》1992年第05期
徐海斌着《考古所见白狄中山的饮食与服饰——兼论胡服人俑器足的定名》（2015年），文物春秋，第27页
《后汉书》“献帝建安中，男子之衣，好为长躬而下甚短，女子好为长裙而上甚短。”
故宫博物院《紫禁城》（1992年第05期），紫禁城杂志编辑部，第28-32页
《搜神记》“至元康末，妇人出两裆，加乎交领之上。此内出外也。”
《Q版大明衣冠图志》，董进（撷芳主人）着，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ISBN9787563525010
林成子主编，《台湾地区民俗调查研究─服饰篇》，（台北：中华民国文化资产维护学会，1989年）。
《汉服》，蒋玉秋、王艺璇、陈锋编着，青岛出版社，ISBN9787543645219 / 7543645211
林成子主编，《台湾地区民俗调查研究─服饰篇》，（台北：中华民国文化资产维护学会，1989年）。陈佩婷，《台湾衫到洋服－台湾妇女洋裁的发展历史》，逢甲大学历史与文物研究所硕士论文，2009年2月：「台湾汉族女性的衣饰制度，在男降女不降的规约下则完全未遵循满族的服饰，女子仍穿明装。所以台湾妇女日常服为明朝样式的大襟衫、大裆裤，而非满清的旗装。」
郑惠美，《「行政院客家委员会研究奖助客家学术研究计划」客家传统服饰溯源调查研究报告书》，页25：「清代汉族妇女服装的装饰特色就是在领缘、袖口以及开衩处，镶绲刺绣配布或花边，绲边是中国传统正式服装应有的形式（深衣的特征中「纯」即为绲边，右衽、绲边几乎是中国服装中，正式礼服必备的要件）。」王宇清，《中国服装史纲》，（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1989年）。
竺小恩，《论清代满、汉服饰文化关系》，载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四期，2008年12月，第42页：「嘉庆年间，汉族女子的衣饰镶滚者渐多，至咸丰、同治时期，京师汉族妇女服饰镶滚之风更盛，为趋时尚，人们不惜费时费力费材一道又一道地在衫、袄上加镶，不少妇女都以镶滚数道为满足，以至于竟有镶十几道者。」徐珂《清椑类钞》「十八镶」条：「咸、同间，京师妇女衣服之滚条，道数甚多，号曰十八镶。」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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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裙 ,裹衣也。古服裙不居外 ,皆有衣笼之。《太平御览》

[2] 郑惠美《「行政院客家委员会研究奖助客家学术研究计划」客家传统服饰溯源调查研究报告书》（2012年11月），页20。

[3] 周汛高春明着《中国衣冠服饰大辞典》（1996年12月），上海辞书出版社，第3页、第220页、第278页

[4] 田小娟着《从出土文物看西周的服饰与发型》（1998年），碑林集刊，第250页

[5] 阮卫萍《从今话古谈襦裙》，《紫禁城》1992年第05期

[6] 徐海斌着《考古所见白狄中山的饮食与服饰——兼论胡服人俑器足的定名》（2015年），文物春秋，第27页

[7] 《后汉书》“献帝建安中，男子之衣，好为长躬而下甚短，女子好为长裙而上甚短。”

[紫禁城-8] 故宫博物院《紫禁城》（1992年第05期），紫禁城杂志编辑部，第28-32页

[9] 《搜神记》“至元康末，妇人出两裆，加乎交领之上。此内出外也。”

[10] 《Q版大明衣冠图志》，董进（撷芳主人）着，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ISBN9787563525010

[11] 林成子主编，《台湾地区民俗调查研究─服饰篇》，（台北：中华民国文化资产维护学会，1989年）。

[12] 《汉服》，蒋玉秋、王艺璇、陈锋编着，青岛出版社，ISBN9787543645219 / 7543645211

[13] 林成子主编，《台湾地区民俗调查研究─服饰篇》，（台北：中华民国文化资产维护学会，1989年）。陈佩婷，《台湾衫到洋服－台湾妇女洋裁的发展历史》，逢甲大学历史与文物研究所硕士论文，2009年2月：「台湾汉族女性的衣饰制度，在男降女不降的规约下则完全未遵循满族的服饰，女子仍穿明装。所以台湾妇女日常服为明朝样式的大襟衫、大裆裤，而非满清的旗装。」

[14] 郑惠美，《「行政院客家委员会研究奖助客家学术研究计划」客家传统服饰溯源调查研究报告书》，页25：「清代汉族妇女服装的装饰特色就是在领缘、袖口以及开衩处，镶绲刺绣配布或花边，绲边是中国传统正式服装应有的形式（深衣的特征中「纯」即为绲边，右衽、绲边几乎是中国服装中，正式礼服必备的要件）。」王宇清，《中国服装史纲》，（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1989年）。

[15] 竺小恩，《论清代满、汉服饰文化关系》，载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四期，2008年12月，第42页：「嘉庆年间，汉族女子的衣饰镶滚者渐多，至咸丰、同治时期，京师汉族妇女服饰镶滚之风更盛，为趋时尚，人们不惜费时费力费材一道又一道地在衫、袄上加镶，不少妇女都以镶滚数道为满足，以至于竟有镶十几道者。」徐珂《清椑类钞》「十八镶」条：「咸、同间，京师妇女衣服之滚条，道数甚多，号曰十八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