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研究

综观历史，翻译研究一直是规范性的（prescriptive，告诉译者如何翻译），甚至到了讨论翻译并非规范性一事，会被视为与翻译无关的地步。举例来说，翻译研究的史学家回溯早期关于翻译的西方思想时，会将西塞罗对自己如何通过将希腊文译为拉丁文，以精进其演说能力的注解，视为滥觞——这是耶柔米之后称为意义对意义翻译的早期描述。在更早几世纪前的埃及，对口译者的描述性历史是由希罗多德所提出，这多半不被视为翻译研究——据推测这是因为其中并未告诉译者如何翻译。在中国，对于如何翻译之讨论始自汉朝对佛经的翻译。

1958 年，于莫斯科召开的第二届斯拉夫大会上，对于翻译该采用语言学方法还是文学方法的争论达到了高峰，以致于出现应将翻译视为独立学科以研究所有形式的翻译之倡议，而不是将翻译完全置于语言学研究或文学研究之内。[3] 在 1960 年代的美国大学中，例如爱荷华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翻译研讨置于比较文学之下。[4] 1950 与 1960 年代间，对翻译的系统性、以语言学为导向的研究开始兴起。1958 年，法国语言学家 Jean-Paul Vinay 和 Jean Darbelnet 对法文和英文进行了对比性的比较。[5] 1964年，Eugene Nida 出版了《翻译科学探索》（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这本手册讨论了圣经翻译，在某些程度上受到了 Harris「转换文法」（transformational grammar）的影响。[6] 1965 年，John C. Catford 从语言学的角度，将翻译理论化。[7] 到了 1960 年代与 1970 年代早期，捷克学者 Jiří Levý 与斯洛伐克学者 Anton Popovič 和 František Miko 致力研究文学译者的风格。[8]

这些开创文学翻译研究的事迹，都收录在 1972 年于哥本哈根举办的「第三届国际应用语言学大会」（Third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pplied Linguistics）上，James S. Holmes 所发表的论文里。在这篇名为〈翻译研究的名与实〉（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的论文中，Holmes 建议收拢散于各处的学科，为翻译领域设一类别。1995 年，Holmes 所提出的「地图」见于 Gideon Toury 的《描述性翻译研究及其它》（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又译《描述翻译学及其他》）一书。[9]

1990 年代之前，翻译学者—尤其是规范学派（prescriptive）、描述学派（descriptive，亦称描写学派）和目的论学派（Skopos）的学者—倾向成立专门的思想流派。自1990 年代开始了「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翻译学科开始分为独立的研究领域，这些领域并行不悖，不但相互借鉴研究方法，也参照其它学术学科。

1950 和 1960 年代期间，翻译研究者都倾向讨论如何以最佳方式获致「对等」（equivalence）。「对等」一词有两个独特的意义，对应到不同的思想流派。在俄罗斯的传统中，「对等」通常是一对一的对应，介于语言形式中、或介于严谨的科技词汇或词组里，因此「对等」会与一系列的「取代」相对。然而，在 Vinay 与 Darbelnet 等学者取自 Bally 所代表的法国传统里，「对等」是相同的功能值所获致之成品，通常这需要在形式上有所改变。 Catford 于 1965 提出的对等见解，亦属法国传统。到了 1970 年代间，俄罗斯学者采用了更广泛的「对等」概念，取语言转换（linguistic transformation）所导致之物作为对等。

如 Fedorov (1953) 和 Vinay & Darbelnet (1958) 所述，对于对等的讨论多伴随着「翻译方案」（translation solution，亦称步骤 (procedure)、技巧 (technique)、或策略 (strategy)）一起讨论。1958 年，陆殿扬（Loh Dianyang）的《英汉翻译理论与技巧》（Translation: Its Principles and Techniques）借鉴了 Fedorov 和英语语言学家的想法，针对中英翻译提出了翻译方案之分类。

在这些传统中，获致对等方法的讨论通常是规范性的，且与译者的训练有关。

「描述性翻译研究」（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是 Toury 于 1995 出版《描述性翻译研究及其它》（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又译《描述翻译学及其他》）一书时所创建的词汇，用来建构经验法则的描述性学科，以填补 Holmes 的地图。科学方法可用于文化产物的想法，由俄罗斯的形式主义者在 20 世纪初提出，之后被比较文学的多名学者再次阐明。现在科学方法应用于文学翻译上。其中一部份是 Even-Zohar 于 1990[10] 年提出的「多元系统理论」（theory of polysystems），其中指出，翻译文学会被视为接收方或目标文学系统的子系统。Gideon Toury 根据他的理论，表示在以研究为目的时，考量译文是否为「目标文化的事实存在」是必要的。讨论文学翻译时，「操控」（manipulation[11]）和「赞助人」（patronage[12]）等概念也同时开展。

目的论是翻译理论的另一个典范转移，可追溯至 1984 年的欧洲。那年德国出版了两本书：一是 Katharina Reiss（亦拼写为 Reiß）和 Hans Vermeer 合著的《翻译通论基础》（Foundation for a General Theory of Translation），[13]一是 Justa Holz-Mänttäri 所写的《译者行为》（Translatorial Action，德文书名为 Translatorisches Handeln）。[14] 这两本书提出了「目的论」（Skopos theory），这理论表示，达成译文该有的目的最为重要，甚于「对等」。

「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指出，在翻译研究上还有发展的空间。André Lefevere 在其编着的《翻译、历史与文化论集》（Translation - History - Culture: A sourcebook）中对此有所描述，他与其他学者如 Susan Bassnett 也快速呈现了翻译研究和其它领域及概念的交流，包括性别研究、后殖民主义[15]及文化交流等。

「文化翻译」（cultural translation）的概念在极大程度上来自霍米·巴巴对 Salman Rushdie 之解读，这记录于前者的《文化地位》（The Location of Culture）一书中。[16] 文化翻译是文化研究里的概念，用以表示在所指涉的文化中，不管是语言上的、或其它方面的转化过程。这概念使用了语言上的翻译，作为分析文化里的转化与交流之工具或隐喻。「但是，尽管翻译拉近了不同文化，但翻译中一定会在文化间造成形变。」

生态翻译学（Eco-translatology）是澳门理工学院的胡庚申教授发展的研究方向。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会涉入文化间的适应与选择过程，进而专注在翻译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译者的中心角色。其内核概念为「译者中心」（translator-centeredness）、「生态平衡」（eco-balance）、以及翻译即「文本移植」（textual transplants）。国际生态翻译学研究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Eco-translatology Research）已针对生态翻译学举办了五次讨论会，并于 2011 年创立了《生态翻译学学刊》（Journal of Eco-Translatology）。[17]

译史研究（translation history）关注的是译者身为专业人士与社会族群的历史，也关注翻译历史在文化的发展、交互、甚至消亡时的指针意义。关于译史的部分原则，已由 Lieven D'hulst[18] 和 Pym 提出。[19] 译史研究的主要项目包括牛津英文文学翻译史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Oxford History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in English）和法文翻译历史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Histoire des traductions en langue française）。

西方翻译理论的历史文选已由 Robinson (2002)[20] 编纂，收录人物至尼采为止；法文理论（1748–1847）由 D'hulst (1990)[21] 编纂；西班牙文由 Santoyo (1987)[22] 编纂；波兰文（1440–1974）由 Edward Balcerzan (1977)[23] 编纂；中文由张佩瑶 (2006)[24] 编纂。

翻译社会学（sociology of translation）包括了译者是谁、和译者工作型态（工作场所研究）的研究，及何种翻译数据可以用来解释语言之间的思想流动。

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postcolonial translation studies）专注于发生在殖民宗主国与前殖民地之间的翻译，或介于众多前殖民地之间的翻译。[25] 它们从根本上质疑「翻译在完全分离的文化和语言之间发生」的假设。

性别研究（gender studies）研究译者性别方面之事、[26]译者翻译的文本所呈现的性别本质、[27]也许与性别相关的翻译过程、以及用来描述翻译的性别隐喻。早期研究者有 Luise von Flotow、Sherry Simon 和 Keith Harvey[28]。

在伦理道德（ethic）领域中，Antoine Berman 和 Lawrence Venuti 发表了许多与众不同并引起诸多讨论的论文，但这些论文均同意以下观点：翻译时应强调译入语和译出语、译入文化和译出文化的不同。两人都对「文化上的差异〔……〕能最好地保存〔……〕差异性」该如何达成感到兴趣。[29] 在之后的研究中，学者使用了 Emmanuel Levinas 的道德伦理和主体性的哲学著作。[30] 鉴于对他著作的多种诠释，在翻译的道德伦理研究中，他对伦理责任的概念有着多种结论。有些研究假定翻译本身在道德上是有疑虑的；而其它研究则认为作者或文本与译者之间的关系，是更人际间的，因此翻译是平等、交互的过程。

与这些研究相映成趣的，是对译者责任的普遍认可已有所增加。许多笔译者与口译者都被视为区域政治冲突的积极参与者，他们如何从自身的身份认同与判断中独立出来，以合乎伦理道德的方式工作，已成为问题。研究导出的结论，是笔译者与口译者不但被视为语言的传递者，还是社会与政治运动者。[31]

一般咸信，伦理规范（ethical code）提供了部分指引原则，以降低不确定性、提高专业水准，这在其它学科中已有所述（例如军医伦理规范或法律伦理规范）。然而，在翻译研究中对於伦理道德的概念尚无清晰的认知，因此对于此规范的意见形成，还有极大的差异。

影视翻译研究（audiovisual translation studies，简称 AVT）关注的是声音和（或）影像环境下的翻译，包括电影、电视、电玩、和一些现场活动，例如歌剧。[32] 这领域中各项研究的共同起源，是翻译会在多符号系统（multiple semiotic system）中发生，要翻译的文本（多符号文本—— polysemiotic text[33]）会通过不只一种符号频道来传递消息，亦即不仅仅通过书写或语言，也通过声响和（或）画面来传递。[34] 此研究下的翻译模式有字幕（subtitling）、配音（dubbing）、和旁白（voice-over），但在歌剧或戏院的现场演出中，也有歌词字幕（surtitling）。[35]

通常传播媒介的可用性研究（media accessibility studies）也被归类在影视翻译研究之下，[36]例如为全盲与弱视者准备的口述影像和听障者专用的字幕，是这类研究的主要目标。在影视翻译研究中，不同的媒体形式与翻译模式所加诸的多种条件与限制，都会影响翻译该如何进行；同时，这通常也是大部分 AVT 成品或过程的研究内核。许多 AVT 学者和从业人员都是「欧洲影视翻译研究协会」（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Studies in Screen Translation，简称 ESIST）的一员。

非专业翻译（non-professional translation）指的是非专业译者所进行的翻译活动，这类活动通常会通过互联网进行。[37] 伴随着近年开展的科技民主化、以及互联网的盛行，这些实践活动如雨后春笋般开展。自发的志愿翻译活动已在世界各地兴起，涵盖了多种书面与多媒体产品类型的翻译。

正常来说，并未接受过翻译训练的志愿者即可加入，但受过训练的译者也可能参与其中，例如「无国界译者」（Translators without Borders）。[38]

由于每位学者对非专业翻译应具备的重要特性有不同想法，非专业翻译的描述也不一而足。O'Hagan 使用的是「用户产生的翻译」（user-generated translation）[39]、「汉化组」（fan translation）[40] 和「社群翻译」（community translation）。[37] Fernández-Costales 和 Jiménez-Crespo 倾向使用「协同翻译」（collaborative translation）[41][42]，而 Pérez-González 称之为「新手翻译」（amateur subtitling）。[43] Pym 认为，非专业翻译与专业翻译的基本差异，在于金钱上的报酬，因此他建议称为「义务翻译」（volunteer translation）。[44]

最受欢迎的几种非专业、且由爱好者控制的翻译活动，有「字幕组」（Fansubbing）、「配音组」（Fandubbing）、「ROM 黑客组」（ROM hacking）或「游戏汉化组」（ fan translation of video games）、以及「扫描组」（Scanlation）。这些实际活动多半有着强而有力、凝聚力十足的爱好者基础；而更大型的非专业翻译项目常使用「众包」（crowdsourcing）模式，由公司或组织所控制。自 2008 年起，Facebook 已通过众包让用户翻译其网站，而 TED 大会则设立了开放式翻译项目（Open Translation Project）[45]，让志愿者使用 Amara[46] 平台在网络上创建 TED 演讲的字幕。

本地化研究（localization，又称「在地化」或「本土化」）关注的是当代语言产业的翻译，在语言之间采用技术文本（即「进行本地化」），然后修改、以符合特定的「地区设置」（locale，即通过语言类型及多种文化变因所定义的目标地区）。本地化多半与软件、产品文档、网站、和电子游戏有关，在这些领域中，科技组件是关键。

本地化有个关键概念，称为「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在国际化过程中，产品中带有特定文化象征的事物会被去除，以便同步本地化成多种不同的语言。

口译研究（Interpreting Studies）多半与翻译研究相提并论。这是因为两个学科之间的相似性，两者都包含了从一个语言转换到另一个语言的过程。的确，口译活动长期被视为翻译的特别形式，一直到 20 世纪下半叶引入科学方法后，口译研究才逐渐从翻译研究中独立出来。虽然口译研究大量使用翻译研究的理论架构，[47]但前者一直专注在口译活动的实务与教学法上。[48] 这让口译研究稳健地从翻译研究中解放出来，同时，跟后者一样根基于跨领域的前提下，不断地发展出独立的理论架构。口译研究已经发展出数种方法，也经历过多次典范转移，[49]引领至最近的口译者、口译工作、和口译环境之社会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