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贡

禹贡作者不详，旧说夏官之作、大禹亲笔等，都缺乏实证。成书年代历来多有争论，有夏禹说、西周说、春秋说、战国说、秦汉说，多数学者认为是战国时代著作，约成书于前5～前3世纪。主要的理由是禹贡中所记的不少地理状况都是战国时的现象，有的地名和水名甚至要到战国后期才出现；而且在《尚书》各篇中，禹贡的语言照理应比出现在它以后的盘庚等篇难懂，但事实恰相反，这说明禹贡问世的时间较晚。

王国维《古史新证》认为周初人所作。内藤虎次郎禹贡制作年代考主张战国末至汉初说[1]，史念海在论禹贡的著作时代一文中，则据禹贡中有“南河”、“西河”之称，认定作者为魏国人[2]。顾颉刚认为是战国时代的作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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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贡是《尚书》中夏书四篇最重要的一篇，全书共一千一百九十三字，分「九州」、「导山」、「导水」、「水功」和「五服」五部分。以山脉、河流作为标志，将天下划分为九个区域，即九州，对每一州范围、山脉、河流、土壤、物产、贡赋、氏族部落、交通地理等情况作简要描述。

九州：上古期洪水滔天，不辨区域，大禹治水以后，将中土分成九州，即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和雍州，并扼要地描述了各州的地理概况。

导山：分九州山脉为三条四列，山系概念明确，所记的山真实可靠。以汧山、壶口山、砥柱山、太行山、西倾山、熊耳山、嶓冢山、内方山、㞶山为九山，并说明导山的目的是为了治水。

导水：叙述弱水、黑水、河水、瀁水、江水、沇水、淮水、渭水、洛水九条主要河流和各水系的源流、分布特征以及疏导情形。

水功：指出禹平水土后，九州统一，九山通行，九川疏通，四方土地皆可居住，民众安居乐业，河川皆与四海相通，再无壅塞溃决之患。

五服：叙述在国力所及范围，以京都为中心，由近及远，分为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五服。从此九州安定。[16]

禹贡全文一千一百九十三字。自西汉孔安国以后，历代注释、考证禹贡的人和著作甚多，形成禹贡学，其中以清代胡渭的《禹贡锥指》成绩最着，为集禹贡研究之大成。外国研究者也不少，成绩显著者有德国人李希霍芬，日本人小川琢治、饭岛中夫、内藤虎次郎等。

《史记‧夏本纪》及《汉书‧地理志》皆曾记载禹贡全文，始于「禹敷土」，终于「告厥成功」，自汉朝孔安国、郑玄，到宋朝程大昌、毛晃，还有苏轼、曽旼、叶梦得、张九成、薛季宣、黄度、吕祖谦、王炎、呉澄、王充耘、王樵、邵宝等专门注释禹贡，二千年以来不知凡几。

较为代表性的注疏作品有程大昌《禹贡论》，傅寅《禹贡说断》，胡渭《禹贡锥指》，焦循《禹贡注释》、张能恭《禹贡订传》、黄翼登《禹贡注删》、夏允彝《禹贡古今合注》。

以胡渭的《禹贡锥指》最完善，最闳博。但历代对于碣石[17][18]、黑水、三危、九江、陪尾、三江[19]、彭蠡[20]等地名之争辩，至今犹不能止。[21]

自汉至唐，以解释禹贡经文为主，形成「禹贡汉学」。以唐孔颖达为代表，详于训诂，注重师承，失于墨守成规，抱残守缺。宋至清，以考注禹贡地理为主，形成「禹贡宋学」。以宋代学者蔡沈、清代学者胡渭为代表，敢于创新，时有批判，失于武断，牵强附会。

古人误认为禹贡是4,000年前的大禹之作，奉之为“经”，成为《汉书·地理志》、《水经注》、《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以及唐、宋以来许多地理著作征引的对象。禹贡被推崇到至尊的地位，成为人们必读的经典。明人艾南英在《禹贡图注·序》中说：“禹贡一书，古今地理志之祖者。”李振裕为《禹贡锥指》作序：“自禹治水，至今四千余年，地理之书无虑数百家，莫有越禹贡之范围者。”至清末仍有影响力[22]。

1930年代后，开始以现代学术视角研究禹贡，以顾颉刚发起的禹贡学会为代表。

今人视为研究中国历史地理的重要参考文献。 现代郦学家陈桥驿指出，禹贡说：“导沇水，东流为济，入于河，溢为荥。”在《汉书·地理志》河东郡垣县下说：“禹贡，王屋山在东北，沇水所出，东至武德入河。”《水经注》又沿此误说：“济水出河东垣县东王屋山，为沇水。”，济水（或称沇水）最后被误引成为黄河的支流。又禹贡说：“嶓冢导漾，东流为汉。”，错误地把漾水以为是汉水的上源，《水经注》同样的沿用此误[23]。类似的错误还有很多，古人不敢批判经书，用各种牵强附会的解释为经书圆场[24]，最荒谬莫过于济水“三伏三出”，“在地理上绝不可能”[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