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貢

禹贡作者不详，旧说夏官之作、大禹亲笔等，都缺乏实证。成书年代历来多有争论，有夏禹说、西周说、春秋说、战国说、秦汉说，多数学者认为是战国时代著作，约成书于前5～前3世纪。主要的理由是禹贡中所记的不少地理状况都是战国时的现象，有的地名和水名甚至要到战国后期才出现；而且在《尚书》各篇中，禹贡的语言照理应比出现在它以后的盘庚等篇难懂，但事实恰相反，这说明禹贡问世的时间较晚。

王國維《古史新證》認為周初人所作。内藤虎次郎禹貢製作年代考主張战国末至汉初说[1]，史念海在论禹贡的著作时代一文中，则据禹贡中有“南河”、“西河”之称，认定作者为魏国人[2]。顾颉刚認為是戰國時代的作品[3]。

中文维基文库中相关的原始文献：

禹貢是《尚書》中夏書四篇最重要的一篇，全書共一千一百九十三字，分「九州」、「導山」、「導水」、「水功」和「五服」五部分。以山脈、河流作為標誌，將天下劃分為九个區域，即九州，对每一州範圍、山脈、河流、土壤、物產、貢賦、氏族部落、交通地理等情況作簡要描述。

九州：上古期洪水滔天，不辨区域，大禹治水以后，將中土分成九州，即冀州、兗州、青州、徐州、揚州、荊州、豫州、梁州和雍州，并扼要地描述了各州的地理概况。

導山：分九州山脉为三条四列，山系概念明确，所记的山真实可靠。以汧山、壺口山、砥柱山、太行山、西傾山、熊耳山、嶓冢山、內方山、㞶山為九山，並說明導山的目的是為了治水。

導水：叙述弱水、黑水、河水、瀁水、江水、沇水、淮水、渭水、洛水九条主要河流和各水系的源流、分布特征以及疏导情形。

水功：指出禹平水土後，九州統一，九山通行，九川疏通，四方土地皆可居住，民眾安居樂業，河川皆与四海相通，再无壅塞溃决之患。

五服：叙述在国力所及范围，以京都为中心，由近及遠，分为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五服。从此九州安定。[16]

禹貢全文一千一百九十三字。自西汉孔安国以后，历代注释、考证禹贡的人和著作甚多，形成禹贡学，其中以清代胡渭的《禹贡锥指》成绩最著，为集禹贡研究之大成。外国研究者也不少，成绩显著者有德国人李希霍芬，日本人小川琢治、饭岛中夫、内藤虎次郎等。

《史記‧夏本紀》及《漢書‧地理志》皆曾記載禹貢全文，始於「禹敷土」，終於「告厥成功」，自漢朝孔安國、鄭玄，到宋朝程大昌、毛晃，還有蘇軾、曽旼、葉夢得、張九成、薛季宣、黄度、呂祖謙、王炎、呉澄、王充耘、王樵、邵宝等專門注釋禹貢，二千年以來不知凡幾。

較為代表性的註疏作品有程大昌《禹貢論》，傅寅《禹貢說斷》，胡渭《禹貢錐指》，焦循《禹貢注釋》、張能恭《禹貢訂傳》、黃翼登《禹貢注刪》、夏允彝《禹貢古今合注》。

以胡渭的《禹貢錐指》最完善，最閎博。但歷代對於碣石[17][18]、黑水、三危、九江、陪尾、三江[19]、彭蠡[20]等地名之爭辯，至今猶不能止。[21]

自汉至唐，以解释禹贡经文为主，形成「禹贡汉学」。以唐孔颖达为代表，详于训诂，注重师承，失于墨守成规，抱残守缺。宋至清，以考注禹贡地理为主，形成「禹贡宋学」。以宋代学者蔡沈、清代学者胡渭为代表，敢于创新，时有批判，失于武断，牵强附会。

古人误认为禹贡是4,000年前的大禹之作，奉之为“经”，成为《汉书·地理志》、《水经注》、《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以及唐、宋以来许多地理著作征引的对象。禹贡被推崇到至尊的地位，成为人们必读的经典。明人艾南英在《禹贡图注·序》中说：“禹贡一书，古今地理志之祖者。”李振裕為《禹貢錐指》作序：“自禹治水，至今四千餘年，地理之書無慮數百家，莫有越禹貢之範圍者。”至清末仍有影響力[22]。

1930年代后，开始以现代学术视角研究禹贡，以顾颉刚发起的禹贡学会为代表。

今人视为研究中国历史地理的重要参考文献。 現代酈學家陳橋驛指出，禹貢說：“導沇水，東流為濟，入於河，溢為滎。”在《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垣縣下說：“禹貢，王屋山在東北，沇水所出，東至武德入河。”《水經注》又沿此誤說：“濟水出河東垣縣東王屋山，為沇水。”，濟水（或稱沇水）最後被誤引成為黃河的支流。又禹貢說：“嶓塚導漾，東流為漢。”，錯誤地把漾水以為是漢水的上源，《水經注》同樣的沿用此誤[23]。類似的錯誤還有很多，古人不敢批判經書，用各種牽強附會的解釋為經書圓場[24]，最荒謬莫過於濟水“三伏三出”，“在地理上絕不可能”[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