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笃之

杨德昌与杜笃之的认识始于《一九〇五的冬天》（余为彦执导，杨德昌编剧），两人相交27年，感情甚笃。杨德昌认为与杜笃之之间「在互相交友或工作的状态上，都给了对方非常多的信心。」[5] 在2001年坎城影展时，也是因为担任评审的杨 德昌向所有委员推荐，才让杜笃之拿下高等技术奖。[8] 杜笃之则认为杨德昌与侯孝贤是影响他最深的两个人。[5]

杜笃之与杨德昌的合作不断为台湾电影立下里程碑：从《海滩的一天》开始，先是追求具空间立体感的拟真声效，到了《恐怖分子》时，被国际影坛认为是突破了技术瓶颈，达到同步录音效果的巅峰。之后《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时，杜笃之激活了台湾第一套正规的同步录音设备，而该片也是当时唯一在台湾完成所有后制混音的作品。[5]

杜笃之与王家卫的合作是由《春光乍泄》开始，这次合作也是杜笃之首度使 用数字剪接。他认为王家卫的工作模式是「一定要把所有东西推到最极致，他才会停。」在两人合作的过程中，往往都是在赶工、修改中度过。不断修改造成一个作 品有多个版本，对杜笃之而言稍有找不到第一印象的困扰，在声音的录制与剪接上，也有或多或少的情绪衔接问题无法克服。[5]

杜笃之与侯孝贤在《悲情城市》中首度合作，这次合作经验中，杜笃之以简陋的设备，土法炼钢地完成了台湾第一部同步录音的剧情长片，也远赴日本，首度与国际级的后制公司进行跨国合作。该片在威尼斯影展夺下金狮奖的荣誉后，侯孝贤以一百多万巨资将整套完整的录音设备赠予杜笃之，该套设备也在《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派上用场。[5] 2003 年两人在《咖啡时光》合作时，杜笃之亦是在侯孝贤鼓励下，尝试使用全世界当时仅有五套，亚洲则是第一部的硬盘录音设备，追求更拟真、更有感情与空间感的录音效果。[9]

杜笃之将侯孝贤列为影响他最大的两人之一，认为在两人合作经验中，从侯导身上学到「信任」的做事态度。侯孝贤则赞誉杜笃之「是半夜听到好声音也会拿个录音机去录的『音痴』」。[5]

在声音技术方面，杜笃之一直处于台湾电影前端。1986年《恐怖分子》以事后配音的方式拟出同步录音效果；1991年《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则是首度使用同步录音技术，并以超越台湾水准的技术进行仿真处理。1992年《少年吔，安啦！》的杜比音效、1999年《想死趁现在》的杜比数字音效，以及2002年《双瞳》的7+1SDDS录音技术，都是率先引进最新科技。优异的成绩除立下台湾录音工程的里程碑外，也嘉惠香港导演。如2000年的台湾导演杨德昌的《一一》与香港导演王家卫的《花样年华》 同入坎城影展。是以影评人蓝祖蔚认为「杜笃之的声音处理，就是台湾电影得以蜚声国际的重要环节之一。」，对于「华语电影进军国际，功不可没」。[10]

杜笃之长期以来，一直进行台湾电影扎根的工作。包括从技术上协助台湾重要导演的作品、纪录片、动画片和创作短片的制作[11]，也在政大广电系担任兼任教师，培育技术人才。曾经针对台湾录音人才的训练问题，提出产学合作模式的建议[12]，每年暑假期间也提供机会，让电影科系的学生免费到他的工作室实习。[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