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主义

英语的「恐怖」（Terror）一词来自拉丁语动词「terrere」，即「惧怕」的意思[15]。在公元前105年，「terror cimbricus」一词是当辛布里战士逼近罗马时用以形容罗马的紧急状态和忙乱的状况。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援引此例实施恐怖统治[15][11]。在雅各宾派失势后，「恐怖分子」一词成为了贬义[11]。虽然恐怖统治是由政府施行的，但现代的「恐怖主义」通常是指私人团体对无辜者的滥杀，以吸引媒体注意[16]。这可追溯至谢尔盖·涅恰也夫，他自称为「恐怖分子」[17]，他在1869年成立了俄罗斯恐怖组织「民意党」[18]，这一组织和其继承者、社会革命党战斗队（此外还包括大量的无政府主义者）策划了大量的刺杀、爆炸行动，目标是沙俄的将军、大臣、省长乃至沙皇本身，“恐怖分子”一词在沙俄知识分子阶层之中也就成为褒义词，即便在十月革命之后，持不同意识形态的布尔什维克政府仍给这些恐怖分子以很高评价。

2004年11月，联合国秘书长的一份报告形容恐怖主义是「意图使平民或非战斗人员死亡或受到严重身体伤害以达到恫吓人民或胁迫政府实行或取消某些行动」的行为[20]。

恐怖主义的定义一直引起争议，各种法律体制和政府机构在他们的国家法规当中对恐怖主义采用不同的定义。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罪行定义一致性的进程一直停滞不前，这是基于「恐怖主义」一词含有政治和情感意味[8]。安格斯·马丁就这一点向澳洲议会说明“国际社会一直未能就恐怖主义创建一套可被接纳、全盘的定义。在1970至1980年代，联合国曾经试图对此作出定义，但成员国对民族解放和民族自决所引起的冲突而使用暴力的情况上有分歧，最终不了了之。”

这些分歧使联合国不能订立包含单一、全面、具法律约束力的恐怖主义定义在内的《关于国际恐怖主义的全面公约草案》[21]。不过，国际社会己采纳了一系列的部级公约，列明各种恐怖活动的定义及就此立法管制。自1994年，联合国大会再三以这样的言词谴责恐怖活动：「企图引起公众恐慌的犯罪行动，不管是个人还是团体为追求政治目的而从事这些行为都是不可接受的，不管其背后的性质是政治、意识形态、哲学、种族、宗教等都不能使之合法化」[22]。

著名学者布鲁斯·霍夫曼评论道：

不过，霍夫曼也认为恐怖主义的一些主要特征是可以辨识的，他提出将恐怖份子与其他罪犯作出区分，也将恐怖主义与其他犯罪作出区分，结果得出恐怖主义是：

• 不可避免地以政治为目的或动机
• 诉诸暴力或扬言要诉诸暴力
• 计划要对目标或受害人以外的人物或团体造成深远的心理影响
• 由具备可被识别的指挥系统及隐蔽细胞系统的组织指挥行动，其成员穿着制服或佩戴可被识别的徽章
• 由亚国家组织或非国家行为者干犯[24]

马歇尔欧洲安全研究中心的卡斯滕·博克施泰特提出的定义强调了出恐怖主义的心理和策略层面：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沃尔特·拉克尔提到「恐怖主义唯一广被认可的特质是涉及暴力行为或其武力威胁」[26]。不过这说法并未为恐怖主义提供一个可用的定义，因为恐怖主义的许多暴力行为并不视为恐怖主义，如战争、暴动、有组织犯罪，甚至是普通的袭击。不涉及人命伤亡的财物毁坏一般不被视为暴力罪行[27]，但地球解放阵线和动物解放阵线却将财物毁坏形容为暴力和恐怖主义[28][29]。 恐怖袭击通常以这种手段将心理影响的程度和受影响的时间提到最高[30]，恐怖主义的每次行动都是一个「演出」，影响许多的观众。恐怖份子会袭击国家的标志性对象[31]，以展示威力及试图动摇敌对国家的根基，这对政府有负面的影响，反之能提升操纵恐怖活动的恐怖组织的声望及其意识形态[32]。

恐怖主义通常带有政治目的[33]，如同抗议和写信一样，恐怖主义也是一种政治手段，当激进分子认为别无他法去达成目的的时候便会采取这种手段[34]。他们认为如果诉求无法得到实现会比平民伤亡带来更严重的后果[35]。宗教与恐怖主义便因此经常连上关系，当政治斗争融入在宗教的框架里，例如祖先故土及圣城的控制权（以色列、耶路撒冷），而政治目的的失败便会变成宗教上的失败，这比起他们失去生命或平民失去生命来得更严重[36]。

通常来说，恐怖主义的受害人被当成目标不是因为他们是威胁，而是因为他们是恐怖份子眼中特定的「象征、工具、人物」[37]。他们的受害让恐怖份子散播恐慌的目的得以达成，使他们的消息得以传达开去，达成他们的宗教及政治诉求[38]。

一些官员及政府机构以行动的合法性或不法性来定义恐怖主义[39]。在这个定义下，如果在政府的规范下，一般被视为恐怖主义的行动也会因此而变得不被认为是恐怖主义[40]。如在政府的许可下实施炸弹袭击以争取支持不会被视为恐怖主义。这种尺度的定义产生了不少问题，不是被一致地被接纳，因为这个定义否定了国家恐怖主义的存在。这些行动会否被视为恐怖主义取决于其背后是否得到国家支持。「法定」和「合法」可以是主观的，政府的观点具决定性的作用[41][42][43]。

在各种定义当中，有些定义并没有考虑到平民在被占领地区使用合法暴力的可能性[44]。另一些定义认为抵抗运动的暴力行为无差别地伤害平民或非战斗人员才被视为恐怖组织，区分出合法和非法的暴力行为[45]。据学者阿里·卡恩所说，这种区分是从政治上作出判断[46]。

与之有关连但又不完全相等的是暴力非国家行为者[47]，语义包括恐怖份子，但并不包括国家恐怖主义。根据联邦调查局，恐怖主义是指非法对人物或财产实施暴力以恫吓或威逼政府、平民，以促成其政治或社会目的[48]。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认为恐怖主义，是指通过暴力、破坏、恐吓等手段，制造社会恐慌、危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财产，或者胁迫国家机关、国际组织，以实现其政治、意识形态等目的的主张和行为[49]。

香港法例第575章《联合国（反恐怖主义措施）条例》对恐怖主义有清楚定义，指作出怀有达致以下结果的意图而进行，或该恐吓是怀有作出会具有达致以下结果的效果的行动的意图而进行的行动，这些行动包括：针对人的严重暴力、对财产的严重损害、危害其他人的生命、对公众人士健康或安全造成严重危险、严重干扰或严重扰乱电子系统、基要服务、设施、公共或私人系统，以及包括意图是强迫特区政府或国际组织，或是为推展政治、宗教或思想上的主张而作出的行动[50]。

「恐怖主义」及「恐怖份子」二词带有强烈的负面意思[51]，常用作政治标签，以谴责实施暴力或暴力威胁的行为者不道德、恣意妄为和不当，又可用以谴责某类群体[52]。被反对者标签为「恐怖份子」的人们甚少自视为恐怖份子，他们通常以其他的词汇或与其状况关联的词语形容自身，如分离分子、自由斗士、解放者、革命分子、民团、好战分子、准军事部队、游击队、武装起义、爱国者或在各种语言和文化当中其他相似的词语。圣战、圣战者、费达因（Fedayeen，「敢死队」）来自阿拉伯语。冲突双方都以「恐怖份子」来形容对方是颇寻常的[53]。

关于特定的恐怖活动如杀害平民在特定的情况下是否可不被视为罪恶，哲学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学者大卫·罗丁指出，事实上「破坏非战斗人员豁免条约的害处，被认为大于恐怖活动追求的正面影响」，但功利主义哲学家可设想到不能以道德途径追求的良好影响超过恐怖主义所带来的罪恶的情况[54]。非功利主义哲学家迈克尔·沃尔泽表明恐怖主义只在一种情况下在道德上成立：当「国家和社群面临完全毁灭的严峻威胁而唯一求存的办法是要故意针对非战斗人员，这在道德层面上是可取的」[54][55]。

布鲁斯·霍夫曼所着的《恐怖主义内幕》解释了「恐怖主义」一词为何会被曲解：

「恐怖主义」的负面含义可用「吾之蜜糖，彼之毒药」这个格言概括起来[53]。举例说明，一个采用非正规军事形式的组织联合一个国家去对付共同的敌人，但后来与盟国的关系转差并采用同样的手段对付原来的盟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马来西亚人民抗日军与英军结盟抗日，但在马来西亚危机时，继承「抗日军」衣钵的马来亚人民解放军为了追求独立，被英国烙上「恐怖份子」的标签[58][59]。更近期的例子是，美国总统里根及其他政府官员在对抗苏联的阿富汗战争期间往往以「自由斗士」来称呼圣战者[60]，而在二十年后阿富汗人抵抗他们认为是外国傀儡的政权时，他们的袭击行动被小布什视为「恐怖主义」[61][62]。被指奉行恐怖主义的团体自然更倾向采纳反映其军事活动合法或其意识形态的词汇[63][64]。渥太华卡尔顿大学的加拿大情报及安全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恐怖主义的学者马丁·鲁德纳将「恐怖活动」定义为因追求政治和意识形态目的而向平民发动的袭击，他又说：

一些组织在牵涉到「自由」抗争时被西方政府或媒体称为「恐怖份子」，后来抗争成功而作为国家领导人却被相同的组织称为「政治家」，包括诺贝尔奖得主梅纳赫姆·贝京及纳尔逊·曼德拉[66][67][68][69][70][71]。另外，美国共和党人莎拉·佩林及美国副总统乔·拜登指维基解密创办人朱利安·阿桑奇是「恐怖份子」[72][73]。

有时一些互为盟友的国家可因历史、文化及政治因素而在看待特定人物或组织是恐怖份子的问题上出现分野。如多年来美国一些政府部门不视爱尔兰共和军的成员为恐怖份子，但爱尔兰共和军运用各种方法对抗美国的亲密盟友英国，故英国视之为恐怖主义[74]。

基于这个原因或其他原因，媒介也尽量小心使用恐怖主义一词以维持公正的声誉[75][76]。

此外，亦要看到学界近年来备受讨论『国家恐怖主义』，例如，某国是否有权用原子弹杀害100万平民。如果某国认为3000人的死亡就是恐怖主义，按照此道理，100万平民死亡，应说是史上最大规模『国家恐怖主义』案例。

在1975年初，美国国家司法研究所就刑事司法准则与目标成立国家咨询委员会，在委员会写作的五册著作当中，其中一册名为《动乱与恐怖主义》，由动乱与恐怖主义的特别工作组所着，他们将恐怖主义的种类分为六类[77]。

• 内乱－干扰和平、安全及社会正常运作的集体暴力行为。
• 政治恐怖主义－为了追求政治目的而计划在社会制造恐慌的暴力犯罪行为。
• 非政治恐怖主义－不以政治目的为前提的恐怖主义，显示出「其有意的制造高度恐慌，最终为了争取个人或集体利益，但没有政治上的意图」。
• 类恐怖主义－暴力犯罪行为的附属品，其形式及表达方式类似真正的恐怖主义，但缺乏其要素。它的主要目的并非要引起恐慌，但类恐怖主义利用恐怖份子的形式及技巧以达成相似的结果[78]。例如在逃的重罪犯胁持人质就是类恐怖主义，模式与恐怖主义类同，但目的却大相迳庭。
• 有限政治恐怖主义－真正的政治恐怖主义采取革命的形式进行，有限政治恐怖主义是指「以意识形态或政治为动机的恐怖活动，但其活动并非是要夺取国家的控制权」。
• 国家恐怖主义－「指以恐怖或压迫手段进行统治的国家，其程度与恐怖主义相若」，又可指由政府为了追求其政治目的或其外交政策而进行恐怖活动。

攻击「合作者」是用以恫吓人民，削弱人民跟国家的合作关系。爱尔兰、肯尼亚、阿尔利亚、塞浦路斯及美国的独立战争都采用过这个方法。

攻击知名度高的象征目标是用以撼动目标国家的反恐活动，使其人民趋向两极化。基地组织在2001年9月用这些方法袭击美国。这种袭击也用以吸引国际的注意力以争取支持，如1970年的道森机场劫机事件及1975年荷兰的南摩鹿加人质劫持事件。

俱乐部模型认为会发展出恐怖主义的原因之一，是由于特定宗教互助组织掌握过多重要资源，为了避免太多人想来瓜分这个资源，必须通过激进化来排除只享受资源却不付出的人[79][80]。

民主政治与国内恐怖主义的关系非常复杂，有人认为恐怖主义在中度政治自由的国家最普遍，而在高度政治自由的国家最不普遍[81]。不过，有研究发现自杀式的恐怖份子却是例外，有证据显示这种恐怖主义的自杀行动会以有一定程度政治自由的国家为对象[82]。另外，有研究亦指1980年代至1990年代对恐怖份子的忍让增加了这种自杀式袭击的频率[83]。

非民主政治国家的恐怖主义包括西班牙弗朗西斯科·佛朗哥时期的埃塔[84]、秘鲁阿尔韦托·藤森时期的光明之路[85]、土耳其军人执政时期的库尔德工人党及南非种族隔离时期的非洲人国民大会[86]。

民主国家拥护公民自由，比起其他政权采纳更高的道德标准，在这种国家里发生恐怖活动会使之陷入两难：维持其公民自由但可被认为无力应对这种问题；限制公民自由但违背其支持公民自由的主张。因此，前任中央情报局主任迈克尔·海登认为本土恐怖主义开始造成更大的威胁[87]。一些社会理论家认为这种两难正好合了恐怖份子的意思，以贬损目标国家[88]。 

• 被认定的恐怖组织列表
• 伊凡四世（1530年－1584年）：莫斯科大公（1533年至1584年在位），1547年以沙皇之名实行恐怖主义。
• 国家恐怖主义（目前美国将伊朗、朝鲜、叙利亚及古巴列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
• 纳粹主义
• 法西斯主义
• 白色恐怖
• 原教旨主义、伊斯兰法西斯主义、吉哈德
• 基督教恐怖主义、伊斯兰恐怖主义、犹太恐怖主义
• 极端主义
• 种族主义
• 民族主义、分离主义
• 超限战
• 恐怖组织
• 恐怖活动（恐怖事件、恐怖袭击）
• 暗杀
• 非对称战争
• 伊斯兰恐怖主义
• 城市恐怖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