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得时
黄得时（1909年11月5日—1999年2月18日），台湾中国文学、台湾文学研究者、记者、作家、翻译家，新北市树林区人。曾为台湾大学教授。在创作上体例上跨越新旧文类，在书写语言上涵括汉文与日文。历史研究方面更多方扩及至台湾文学史、台北区域史、台湾寺庙史、五四运动研究及日本文化史建构研究。除此之外，其先后任职多家文艺报刊杂志，提携许多文艺创作后辈，对儿童文学的重视、民间歌谣与歌仔册的研究整理，以及布袋戏的研究，在在显示出他学术的全面与多元，其一生历经三次中风，但仍力学不辍，令人感佩，有「台湾文学的活字典[1]」之称。
生平
黄得时出生于新北市树林区，父亲黄纯青（1875ㄧ1956）是海山郡莺歌长及台湾总督府评议会会员，黄得时与其父皆受教于秀才王作霖于树林创设之仰山书房（树林国小前身），习经史子集传统汉学[2][3]。
1917年进入树林公学校。1923年进入板桥公学校高等科。1924年考入台北州立第二中学（台北二中，现在的台北市立成功高级中学）。1929年曾负笈前往日本就读早稻田第二高等学院，半年后因无法适应气候而返台。1930年进入台北高等学校文科甲类就读，主修英文。1933年考入台北帝国大学文政学部东洋文学科，专攻中国文学、日本文学。[2]
1937年3月，黄得时自台北帝国大学文政学部毕业。同年4月起，任职《台湾新民报》学艺部，主编汉文、日文副刊，其后更成为该报文化部长、社论委员，此外还曾推出以日文改写的《水浒传》，于《台湾新民报》连载长达五年。[2][3]
1944年3月，全岛六家报纸遭官方统合为《台湾新报》，并曾任职该报文化部，不久离职。1945年 12月，国民政府接收《台湾新报》后改名《台湾新生报》，遂重返岗位担任副总编辑，同时受聘为台湾大学先修班教授及教务主任。1946年，获聘为台大文学院副教授。1947年，离开《台湾新生报》，专心投入教育与著述事业。[2][3]
1948年8月1日转任中国文学系本科副教授。1955年升中国文学系正教授，1980年退休，转为特约教授，兼任到1983年。自台大中文系退休后，投入台湾文学史的研究与撰写，然因年老体衰，三度中风，于 1999年2月18日逝世，享寿91岁[4][5]。
文学活动
黄得时在高等学校、大学期间即展现对文学的热忱，积极投入各式文艺活动。1933年初，以高校生的身分在《台湾新民报》先后连载随笔〈乾坤袋〉（50回）、论文〈中国国民性与文学特殊性〉（32回）。1933 年10月，与廖毓文、郭秋生等组成「台湾文艺协会」，于隔年7月发行机关刊物《先发部队》，并有文章登于该刊；1935年1月，《先发部队》更名为《第一线》，其中仍发表不少作品。1934年5月6日，黄纯青、黄得时父子连袂出席在台中召开的全岛文艺大会，与全台作家一同组成「台湾文艺联盟」； 1935年11月，杨逵等人因为理念不同而退出台湾文艺联盟，另组 「台湾新文学社」，发行 《台湾新文学》，黄得时曾在该刊发表短篇小说〈橄榄〉、评论等。1936年12月，中国新文学作家郁达夫访台，黄得时除出席相关会议外，也在《台湾新民报》上连载二十余回〈达夫片片〉的专论。1937年2月完成毕业论文《词的研究》，惜因战时局势紧张而无法出版[6]。
1939年，《台湾日日新报》文艺栏编辑西川满与诗人北原政吉、台籍作家吴新荣、杨云萍、黄得时、龙瑛宗等人组成「台湾诗人协会」，发行《华丽岛》诗刊，并于其中发表日文短诗；次年，西川满将该会改组为「台湾文艺家协会」，并发行《文艺台湾》，黄得时亦有多篇文章刊登。[2]
1940年7月，《民俗台湾》创刊，黄得时名列六位发起人之一，陆续在该刊发表有关台湾民俗的文章。[2]
1941年5月，张文环、黄得时、王井泉、中山侑等人退出台湾文艺家协会，另组「启文社」，发行《台湾文学》，成为战争时期与《文艺台湾》分庭抗礼的代表刊物；其研究台湾文学史的几篇重要著作均发表于此。[2]
战后，黄得时持续对文史的高度关注，长期活跃于文艺界。曾加入「台湾文化协进会」，并担任台北市文献委员会委员，致力保存台湾文献与文化，历任《台湾新生报》副总编辑、《国语日报》董事、台北瀛社副社长等要职。在学术上，黄得时潜心研究台湾文学、中日比较文学；另着有散文集《台湾游记》（商务，1967）、古典诗集《黄得时诗选》（瀛社，1969）、台湾史论如《台北市发展史》（台北市文献会，1981）、《台湾的文化与文献》（台湾风物，1990）、《南明研究与台湾文化》（台湾风物，1993）等。此外，黄得时也注重儿童教育和儿童文学，出版《千里寻母记》、 《圣经的故事》等儿童读物，并创办《东方少年》杂志，广受读者欢迎。[4]
获奖与文物捐赠
黄得时于1988年得到中国文艺协会颁发的中国文艺奖章荣誉文艺奖的文艺教育奖。[3]同年将其父亲黄纯青之手稿日记等千余件，悉数捐出，其中包含「二二八日记」手稿、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臂章、梁启超游台所作诗词原稿、梁启超致林献堂之亲笔信等珍贵史料[2]。1995年得国家文艺奖。[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