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营

它与监狱最大的区别在于被拘留者未经正常法律判决，集中营中关押的人由于具有「某种特定的身份」，往往不经过审判即遭拘留，而且没有确定的拘留期限。有些被关押者虽有法律判决，而且可能有确定的关押期限，但这些判决大多是不经司法进程的个别讨论便直接全数运行「监禁判决」，这些被关押者也往往不被关在监狱而是关在集中营中。此外，不同于监狱是为了惩罚犯罪而将相关人员关押于牢房中限制自由，集中营是非法限制相关人员于特定区域。

集中营不等同于聚集区，聚集区是指都市中特定族群聚居的区域，一开始被用在威尼斯来描述一个犹太人聚居的地区，另外又可以指二战期间在纳粹德国掌控区域内的犹太区。有些情况下难民营会被视作集中营的一种，但实际上它们更像是一种聚集区。在二战期间盟军创建了难民营收容轴心国人员。

集中营有别于灭绝营，灭绝营指用来作工业式人口灭绝的设施。如海乌姆诺灭绝营，被带到灭绝营的人大多不会生存超过二十四小时。

二战时期的1942年9月，纳粹党卫队医生目睹了整个灭绝营毒气毒杀过程，并在其日记中写道：“他们不会无端称奥斯威辛为灭绝营（das Lager der Vernichtung）！”[1]阿道夫·艾希曼的一名代理人迪特·威斯里舍尼（Dieter Wisliceny），于纽伦堡审判受审时，被问及灭绝营的名称；他的答复提及奥斯威辛和马伊达内克等。当被问到：「那你对毛特豪森、达豪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又如何分类？」他答复：「于艾希曼部门的角度来看，它们是一般的集中营。」[2]

然而纳粹德国集中营的艰苦条件使得死亡率偏高，但还是应将两者加以区分，因为集中营并不是为了工业式屠杀而设计的。

1838年，美国总统范布伦签署法令，将切洛基人集中关押，以便将他们集体迁至西部地区。1868年至1878年的西班牙十年战争、1899年的美菲战争都出现过集中营。[3]

布尔战争时期，为了消灭南非阿非利卡人的游击活动，英军统帅基钦纳在南非设立了31所集中营，将散居在乡间的阿非利卡平民集中押至这些集中营内关押。此前由于英军采取焚毁敌人军属家园的报复措施，为了收容住宅被焚毁的敌国军人家属，在开普殖民地、德兰士瓦、奥兰治自由邦和纳塔尔省的铁路沿线创建了50多座难民营。基钦纳将其改为关押阿非利卡平民的场所，先后关押了13.6万名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邦平民。集中营周围设有铁丝网，试图逃跑者一律射杀。集中营内人口密度极高，缺乏医疗设施，生存条件恶劣，死亡率一度高达40%，引起了英国和其他国家的抨击。整个布尔战争期间，约有28,000名阿非利卡人平民死在集中营中。

德意志帝国有1904年的纳米比亚沙克岛集中营。[4]

俄罗斯帝国政府在北极和西伯利亚地区设立了流放地（卡托加）制度，将政治犯押送到这些地区集中居住。在其中一些流放地里，使用政治犯进行强制劳动，比如东西伯利亚的科雷马金矿。

1917年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设立了集中营。苏联称这些集中营为лагерь，即“营地”。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小说《古拉格群岛》出版后，这些集中营被西方称作“古拉格”（ГУЛАГ）。在其高峰时期，这些集中营里囚禁有2,750,000名囚犯。苏联使用这些囚犯进行开挖运河、修建城市、开采矿山等强制性劳动。集中营的犯人包括政治犯、富农、宗教人士、乌克兰等民族的民族主义者，以及苏联侵占波罗的海三国和波兰后逮捕并流放的当地平民。根据正式登记的死亡记录，从1934年到1952年，约有1,050,000名犯人死在集中营中，另有约800,000人被处决。非官方的统计认为，从1917年到1957年，有4,000万名苏联人死于集中营、强制流放、饥荒和大清洗。

中华民国政府从20世纪20年代初至80年代末设立了集中营关押对其不满的人士、共产主义者等，例如皖南事变后于关押新四军人员的上饶集中营。

纳粹德国在1934年成立的达豪集中营是最早创建的纳粹集中营，开始时集中营只用来关押犯了法的罪犯、同性恋者与政治犯，与监狱唯一的区别是集中营关押的犯人密度较大，而且设有刑场。许多纳粹集中营的入口处都有「劳动带来自由」标志（对犯人保护性看管）。

1936年意大利吞并埃塞俄比亚后，创建集中营，用于关押逮捕的埃塞俄比亚知识分子和其他平民。

将人口由集中营遣送纳粹占领下波兰及白俄境内的灭绝营的各条主要路线（各集中营以黑色方块标示，而各灭绝营则以髑髅标示）

在1939年以后，纳粹德国党卫队的骷髅总队和盖世太保在德国6个原有的集中营外增设了15个集中营，其中以规模最大和最有名的是位于波兰总督区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群，它由十几个大小不等的集中营组成。

纳粹集中营的被拘留者包括犹太人、苏联战俘、共产党和社会党党员、吉普赛人、耶和华见证人的信徒、男同性恋者、女同性恋者、女性主义者、节育女性、从娼女性、欧洲各国地下抵抗运动成员、保皇派、共济会成员、波兰人、索布人，以及敌国国民（包括英国、法国、美国等国）。这些人被用火车从欧洲各占领区运往集中营，实施“保护性拘留”。随着盟军的推进，各集中营开始陆续关闭。到了1945年5月上旬仅有奥地利与捷克地区的部分集中营尚未解放。意大利王国在该时期在国内设立了23所集中营，在意大利占领下的蒙特内哥罗，则有一所位于马穆拉岛的集中营，用于关押反抗者及平民。意大利的保护国克罗地亚独立国亦开设大量集中营，1941年8月意大利军队以乌斯塔沙政权在意大利势力范围开设的集中营加剧南斯拉夫抵抗运动为由，关闭了部份集中营及灭绝营，因此大部份克罗地亚集中营开设在德国势力范围，主要屠杀与迫害犹太人、塞尔维亚人和罗姆人。

1941年太平洋战争，日本帝国占领下的美国属地，及英国、荷兰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后，在荷属东印度、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和中国设立了拘留营。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在本土的马恩岛设立了敌侨拘留营。加拿大在安大略、魁北克、不列颠哥伦比亚和阿尔伯达省设立了关押敌侨的集中营[5]。

西班牙内战后，佛朗哥政府创建了一些集中营关押共和国支持者，将近500000人被关押

1950年代肯尼亚茅茅运动时期，英国在肯尼亚也设立了集中营。中华民国政府在国共内战时期曾于重庆设立的关押政治犯的白公馆看守所和渣滓洞看守所，在台湾白色恐怖时期设立的关押政治犯的绿岛集中营、景美看守所、安康看守所和仁爱教育实验所[6]。

中华人民共和国曾经通过劳动改造制度和劳动教养制度将公民关押在集中营内进行强迫劳动，目前劳动改造制度和劳动教养制度已全被废除。

2001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通过了《关于废止2000年底以前发布的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被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劳动改造制度被取消。

2013年12月2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废止有关劳动教养法律规定的决定，劳动教养制度被正式废止。同时，对正在被运行劳动教养的人员解除劳动教养[7]。

因收容遣送制度已于2003年废止，收容所也都已改为救助站。

纽约时报报道，中国大陆自2014年开始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下令兴建「新疆再教育营」，中国政府表示此类机构为“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8]，2016年陈全国到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后得到强化，2017年改称「再教育转化中心」，称其已扣押投入数以万计的穆斯林，且内部条件恶劣，被关人员常遭虐待和折磨。[9]、基督徒[10]，以及哈萨克斯坦族人，和一些哈萨克斯坦公民在新疆的亲属。[11][12]。在一些媒体报道里，有越狱者的陈述以及相关内部文档，2018年起美、英等国家开始关注此事件。但是中国大陆外交部多次驳斥集中营指控[13][14][15][16]。

来自朝鲜逃北者的数据声称在朝鲜有5到10座大型集中营，关押着约200,000名囚犯，其中6个属政治犯集中营，称管理所。其中只有位于咸镜南道耀德的第15号集中营允许外界探视。集中营内的犯人在早期为出身成分中的“敌对阶层”成员，即地主、资本家、宗教人士以及日本统治当局的合作者。朝鲜战争后，集中营的犯人主要包括政治犯的家人和亲属，朝鲜劳动党内部权力斗争中的失势者及其家人，以及试图逃离朝鲜的人员及其家属。朝鲜的集中营分为罪犯营及家属营。

1992年到1995年间，克罗地亚共和国、南斯拉夫、以及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都设立过集中营，其中绝大多数设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地区。

• Batkovica（波黑塞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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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enica（波黑穆族）

• 关塔那摩湾拘押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