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刑

亚述浮雕显示乌莱战役后两名埃兰酋长被活生生剥皮

酷刑在古时代、中世纪和早期现代社会的法律和道德上都获容许[16]。有考古证据表明在大约7,000年前的早期新石器时代欧洲就存在酷刑[17]。亚述和阿契美尼德波斯的历史数据常提及酷刑[18][19]。社会以司法进程和惩罚来实施酷刑，但部分历史学家区分开酷刑和痛苦的惩罚[20][21]。从历史上来看，酷刑被视为获取真相的可靠方式、适当的惩罚及制止未来犯罪[22]。当酷刑受到法律规范时，允许使用的方法会有限制[22]，例如欧洲的常用方法为肢刑架和吊刑[23]。大多数社会的公民只有在特殊情况和犯下叛国等严重罪行才会受到司法酷刑，而且通常要有实证。相比之下，外国人和奴隶等非公民常常遭受酷刑[24]。

酷刑在中世纪前期很少见，但1200至1400年间变得比较普遍[25][26][27]。因为中世纪的法官使用非常高的证据标准，当如果在没有供词的情况下定罪的目击证人少于两名，间接证据又将某人与死罪联系起来，他们有时会授权酷刑[26][27]。酷刑仍是为严重罪行保留的劳力密集过程，大多数受害者是犯下谋杀、叛国或盗窃的男子[28]。中世纪的宗教法庭和宗教裁判所根据与世俗法庭相同的进程法实施酷刑[29]。和卡扎尔伊朗在间接证据将某人与罪行联系起来的情况下会使用酷刑，但伊斯兰教法传统上认为酷刑下取得的证据不予接受[30]。

弗朗西斯科·戈雅约1812创作的《拘留罪犯不需要酷刑》

酷刑在17世纪的欧洲依旧为合法，但行动有所收敛[31][32]。酷刑于18世纪和19世纪初正式废除后，对欧洲刑事司法体系的重要性已经变得微乎其微[33][34]。为何废除酷刑的理论包括有关人类价值的启蒙思想之兴起[35][36]、降低刑事案件的举证责任、不再视痛苦为道德救赎的流行观点[31][36]，及延长监禁期来替代处决或痛苦的惩罚[35][37]。现在还未知酷刑在19世纪的非西方国家或欧洲殖民地是否也有所减少[38]。中国的司法酷刑已实行两千多年[22]，并与鞭打和凌迟等处决手段一起于1905年遭到禁止[39]，但中国的酷刑在整个20世纪和21世纪仍然存在[40]。

酷刑被殖民列强用来压制抵抗，并于20世纪的反殖民战争中达到顶峰[41][42]。在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1954-1962年）期间，估计有3万人惨遭酷刑[43]，而英国和葡萄牙也实施酷刑来尝试保住自己的帝国[44]。非洲、中东和亚洲的独立国家在20世纪常用酷刑，但与19世纪相比，这些国家的酷刑使用量是增加还是减少尚未清楚[41]。20世纪上半叶，随着秘密警察的出现[45]、一战和二战，及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国家的兴起，酷刑在欧洲变得更普遍[16]。

在拉丁美洲冷战期间，共产主义和反共产主义政府都使用了酷刑，估计有10万至15万人受到美国支持政权的酷刑迫害[46][47]。到20世纪，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国家为少数不太用酷刑的国家，但还是会用酷刑，主要针对少数群体或边缘阶层的犯罪嫌疑人，及海外战争时针对外国人口[41]。九一一袭击事件发生后，美国政府以反恐战争为由启动了海外酷刑计划[48]。

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于2015年12月9日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酷刑在国际社会被禁止使用，但在中国仍广泛存在。在中国遭受酷刑人群包括人权活动人士、律师、上访者、持不同政见者、宗教信仰团体，以及少数民族等。在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的一场会议中，出席会议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枚举了多年来中国律师为伸张正义所遭受的酷刑，包括暴力殴打、电击、灌食、注射药物、禁止进食和治疗、性暴力、禁止休息、关禁闭、烟熏、烫伤、侮辱、威胁[49][50]。对于少数民族，2019年一份外泄的文档证实，自2016年开始，中共广设「再教育营」，对新疆维族人士进行非法拘禁及思想改造[51]。2021年，1名逃到欧洲的前新疆公安在接受专访时坦承，中共以「系统性酷刑」虐待新疆维族，公安会使出各种不同的手段来逼供，包括将人铐在金属或木制的「老虎椅」、吊在天花板，并采取性暴力手段、电击、水刑等。囚犯通常会被迫保持清醒数天之久，期间完全没有食物和水[52][53]。

义和团运动中男子被车裂后的残缺尸体

用于惩罚的酷刑可追溯至古代，并于21世纪仍在使用[20]。在司法体系失调或监狱人满为患的国家，常见做法是警方逮捕嫌疑人，实施酷刑，并无罪释放[104][105]，类似酷刑可在警察局[106]、受害者家或公共场所进行[107]。有人观察到南非警方将嫌疑人交给义警实施酷刑[108]，这种类型的法外暴力经常在公共场合进行来威慑他人。其歧视性地针对少数和边缘群体，并可能会得到公众的支持，尤其是他们不相信官方司法体系[109]。

司法体罚被归类成酷刑在国际上产生争议，但日内瓦公约明确禁止这样做[110]。约翰·D·贝斯勒等著者认为死刑本质上是实施惩罚的酷刑形式[111][112]。处决可能会以残酷的形式进行，例如石刑、火刑或车裂[113]。死刑的心理伤害有时被认为是种精神折磨[114]。有人不认为固定处罚的体罚为酷刑，原因是其并不试图破坏受害者的意志[115]。

酷刑可能也用来不分青红皂白地恐吓直接受害者以外的人或阻止反对政府[116][117]。美国的酷刑是用来阻止奴隶逃跑或反抗[118]。酷刑被废除前，一些捍卫司法酷刑的人视其为威慑犯罪的有用手段，而改革者则辩驳酷刑是秘密进行，所以不能有些吓阻[119]。20世纪较有名的例子为红色高棉[116]和拉丁美洲的反共政权，他们折磨和谋杀受害者用作强迫失踪[120]。其他方面软弱的政权更爱采用酷刑来威吓反对者[121]。独裁政权会用不分青红皂白地镇压，原因是他们无法准确识别前在的反对者[122]。许多暴徒缺乏实施酷刑计划所需的基础设施，所以通过杀戮来作恐吓之用[123]。研究发现，国家酷刑可延长恐怖组织的寿命、增加叛乱分子使用暴力的动机，及让反对派变得激进[124]。研究人员詹姆斯·沃勒尔（James Worrall）和维多利亚·彭齐纳·海塔尔（Victoria Penziner Hightower）认为叙利亚政府在叙利亚内战系统性且广泛地使用酷刑，并表明这可有效地在内战期间向某些群体或社区灌输恐惧[125]。另种威慑性酷刑的方式是对移民进行暴力行为，正如欧盟外部边境据称发生回推一样[126]。

历史上一直使用酷刑来逼供犯人。1764年，意大利改革家切萨雷·贝卡里亚谴责酷刑是「宣判强悍无赖无罪并指责软弱无辜之人的可靠方法」[22][127]。几个世纪前，亚里士多德等人也曾对酷刑的有效性提出类似的质疑[128][129]。虽然废除了司法酷刑，但其还是持续用于招供，尤其是司法体系的刑事案件中高度重视供词[130][131]。允许大面积审前拘留的法律为用于强迫嫌疑人招供的酷刑提供便利[132]。研究发现，对于提取嫌疑人供词，强制审讯稍微比认知访谈有效，但有更高风险会带来假供词[133]。许多受害人会说尽施虐者想听的话来结束酷刑[134][135]。其他有罪的人会拒绝认罪[136]，特别是他们认为认罪只会带来更多的折磨或惩罚[131]。中世纪的司法体系尝试要求坦白者提供有关犯罪的细节，并且只在已有一些针对指控的证据才允许酷刑，从而抵销酷刑下的假供词风险[137][28]。有些国家的政敌受到酷刑来被迫公开认罪，这也是种国家政治宣传的形式[130]。

审讯时使用酷刑获取信息仅占全球酷刑案件的一小部分，更常见的是为了得到口供或恐吓[138]。虽然审讯酷刑早已用在战争，但在非对称作战和内战更为常见[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