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达德

贾达德1929年8月5日生于英国根德郡梅德韦，[1][2]父母分别名叫西里尔·约翰·卡特（Cyril John Carter）和米尔德丽德·拉维尼娅·雷恩（Mildred Lavinia Ryan）。[3][4]贾达德早年在英国完成学业后，首先于1949年加入英国政府，于伦敦的工务部任职行政主任。[1]1955年，他转职到内政部入境事务科出任入境事务主任，曾被派驻於伦敦希斯路机场等地。[5]他其后于1963年获擢升为总入境事务主任，负责管制修咸顿港口的出入境事宜。[1][5]

1966年1月，贾达德申请外调，空降到香港人民入境事务处署任人民入境事务督察总主任，翌年获得实任。[6][1]1968年至1969年间，他一度署任人民入境事务处副处长，随后于1971年擢升为助理处长，并于同年奉委官守太平绅士。[1]在助理处长任内，入境处面对不少新的挑战，当中包括因应香港政府于1974年实施「抵垒政策」而加强执法和采取行动，堵截来自中国大陆及其他地方的非法入境者来港；[7]以及应对自1975年浮现的越南难民问题，应付越战结束后为逃避越南共产党统治而抵港的难民。[8]另外，贾达德曾于1973年6月代表入境处被最高法院高级副按察司百里渠爵士传召，出席就警务处外籍总警司葛柏潜逃一事而展开的闭门聆讯，负责解释启德机场的出境管制安排。[9]当时，被指涉嫌贪敛大笔财富的葛柏接受当局停职调查期间，乘职权之便避过出境管制，成功于启德机场乘搭飞机潜逃英国，引起舆论轰动，因此聆讯的其中一个目的是要研究启德机场的出境管制漏洞。[9]

1978年1月，贾达德晋升为人民入境事务处副处长，任内负责处理打击偷渡、协助运行「抵垒政策」和应对越南难民等棘手问题。[10]其中在1980年9月，有鉴于「抵垒政策」未能有效堵截中国大陆非法入境者来港，港府规定市民外出时必须携带身份证，并在执法人员要求时出示证件，否则可被罚款及处以监禁。[11]同年10月，港府与中国大陆当局商讨后宣布以「即捕即解」取代「抵垒政策」，决定将捕获的非法入境者一律遣返中国。[12]港府在宣布新政策后又实施了三天宽限期，让已经来港的非法入境者申领香港身份证，结果在短短的宽限期内，吸引大批非法入境者涌到入境处的办事处办理申领身份证手续。[12]

实施「即捕即解」政策后，贾达德强调所有非法入境者和「黑市居民」都不会得到港府特赦，强调入境处会继续加强执法和采取行动打击偷渡问题，并加强派员巡查工厂和建筑工地打击雇用非法劳工的情况。[13][14]另一方面，为了配合当局打击偷渡的政策，他由1980年起主持研发电脑身份证，促成入境处于1983年推出高度防伪的第一代电脑身份证，并安排全港市民换领。[15][16]事实上，港府与中共早自1950年已实施单程证制度，订下若干名额供中国大陆人士以合法渠道定居香港。[17]单程证的名额数目历年来皆有变动，到1978年的时候更上调至最高峰的每日310个，借以舒缓当时十分猖獗的偷渡问题。[17]不过，自港府实施「即捕即解」政策和严厉打击偷渡后，贾达德协助入境处于1980年把名额大幅下调至每日150个，随后于1983年进一步调低至每日75个。[17]一直到多年以后，时任人民入境事务处处长梁铭彦出于家庭团聚理由，才于1993年把名额上调至每日105个，到1995年再重新上调至每日150个，一直沿用至今。[17][18]

至于在越南难民问题方面，自从1975年有近4,000名越南难民抵港后，抵港越南难民人数原本在1976年降至只有191人，但到1977年却回升至1,000人，1978年增至6,000人，到1979年更达到68,748人的高峰。[19]1978年和1979年涌港越南难民人数急增，是因为越南当局实行排华政策所造成的。[20]其中在1978年12月，巴拿马注册的台湾货轮汇丰号载着2,700名越南难民来港，几经扰攘后港府同意临时收容难民；[21]到1979年2月，另一艘巴拿马注册货轮天运号又载着超过3,000名越南难民来港，虽然港府一度断然拒绝收容，并禁止货轮驶入香港水域，但纠缠一个月后，船上难民自行割断船锚，任由货轮在海面漂浮，最后天运号飘到南丫岛石角咀搁浅，迫使港府一再收容难民。[22]1979年7月，英政府确立香港的「第一收容港」地位，也促使抵港越南难民人数进一步上升，[20]而鉴于牵涉人数众多，期间贾达德需要在短时间内指挥入境处展开大规模的难民身份登记工作，以协助安排难民入住由监狱署（惩教署前身）管理的难民营。[10]为了肯定贾达德在应对中国大陆偷渡者和越南难民来港方面的工作，他在1980年英女皇寿辰授勋名单中，获得英廷颁授帝国服务勋章（ISO）。[10][23]

1983年6月，贾达德接替政务官出身的布立之出任人民入境事务处处长，成为该处自1961年成立以来首位通过入境事务主任职系晋升的处长。[24][6]当时，英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就香港前途问题展开多轮谈判，最终中英两国在1984年12月19日签署《中英联合声明》，确认香港主权于1997年7月1日由英国移交中国。[25]为了在过渡期内就一系列的主权交接细节展开商讨，中英两国在1985年5月设立中英联合联系小组，而贾达德则以英方专家身份加入联系小组的中英专家小组，负责处理香港居民将来在国籍和护照等牵涉出入境事务的议题，期间他需要长驻北京与中方官员展开深入谈判，并要不时前往伦敦向英方官员提供专家意见，随行的还有日后出任入境处处长的首席助理保安司叶刘淑仪。[26][27][28]由于要长驻北京，时任香港总督尤德爵士更建议贾达德学好骑自行车方便出入，甚至对他打趣说「不谈妥就不要回来」。[29]

由1990年起签发的新版绯红色封面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经过一连串的中英专家谈判，入境处根据中英协议在1987年7月为香港居民推出新一款可跨越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的的第二代电脑香港身份证，以取代1983年推出的第一代电脑香港身份证。[16]新一款电脑香港身份证同样具备高度防伪设计，并且移除了原有的香港纹章样式，更首次根据新修订的《入境条例》引入香港居留权概念，因此新一代身份证分为了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和香港身份证两种，只有前者的证上注明持证人拥有香港居留权。[16]另一方面，根据中英协议，虽然香港英籍居民在1997年主权移交后将丧失原有的英国属土公民身份，但他们可登记拥有专为香港英籍居民而新设的英国国民（海外）国籍，以便他们在1997年以后维持与英国的关系。[16]有见及此，入境处由1987年7月1日起开始签发英国国民（海外）护照和新版的香港身份证明书。[16]为确保两款旅游证件在1997年以后仍然有效，两款证件都注明持证人拥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并且拥有香港居留权。[16]贾达德任内还研究跟随英政府的做法引入附有光学代码的新版本英籍护照，促成入境处自1990年6月1日起开始签发新版绯红色封面的英国国民（海外）和英国属土公民护照，以取代传统黑色封面的旧版护照。[30][31]

此外，自20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大陆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后，中港边境交往日益频繁，为了纾缓原有罗湖、红磡火车站和上环旧港澳码头的出入境关口挤拥情况，入境处早于1981年6月25日从皇家香港警队接管文锦渡的车辆出入境检查站。[32]贾达德上任后，更积极兴建更多陆路和水路出入境关口以应付需求，当中包括在1985年3月1日激活的沙头角管制站、1985年9月27日激活的上环新港澳客轮码头、1988年11月8日激活的尖沙咀中国客运码头、以及首个全日24小时通关、于1989年12月29日激活的落马洲管制站；至于旧有的沙田梅沙管制站和深水埗港澳客轮码头，则分别于1985年10月28日和1989年11月1日关闭。[32]同时间，贾达德研究进一步落实电脑化以加快出入境关口的过关进程，任内在1987年5月1日首先于港澳客轮码头引入「出入境记录及管制系统」（TRAICES），及后作分阶段推广，到1989年12月正式在所有关口全面推行。[33]自此，香港身份证持有人在出入境时无须再填写出入境申报表，便可直接以电脑化的香港身份证或护照过关，大大缩减了过关所需的时间。[33]

贾达德在入境处长任内也十分关注来自中国大陆的偷渡问题，并且联同警队等有关部门继续协助运行港府的「即捕即解」政策。[34]当时由于正值香港前途谈判，中国大陆多次传出港府会对非法入境者作出特赦的传言，结果使到从香港边境截获的非法入境者数目由1983年的平均每日17名增至1984年的平均每日25名。[35]数字虽然在往后数年回落至平均每日十多名，但仍偶尔发生非法入境者因听信港府作出特赦的谣言而大举偷渡来港的事件；[34]例如在1987年6月，警方就曾经在短短三天的时间从边境拘捕400多名误信港府将会作出特赦的大陆非法入境者。[34]有见及此，贾达德曾指出「偷渡只是浪费时间」，并多次敦促广东省当局协助加强控制偷渡问题，向广东省当局重申港府绝无特赦的立场，以及公开表态支持警方向市民截查身份证，认为有关做法对于遏止偷渡具必要性。[34][36][35]

在越南难民问题方面，鉴于越南难民步入八十年代中期仍然持续来港，加上大量滞港难民对香港经济、治安和社会各方面造成沉重负担，港府开始研究越南难民的善后问题。[37]1987年初，一艘在港越南难民船接受入境事务处协助续航离境，行抵金门后于3月7日被中华民国陆军烈屿驻军屠船后隐暪贾达德核发的文档、焚船毁证灭迹而造成三七事件，经媒体报导与国会质询后仍一再否认。[38][39]1988年6月16日，港府实施「甄别政策」，把政治难民分为「难民」，而经济移民等非难民则分为「船民」。[40]凡是因经济问题而进入香港的越南船民，都会被视作非法入境，不能被转送到第三国，并将被遣返越南。[40]「甄别政策」推出后，贾达德需要调派不少人手落实对难民的甄别和评估工作，同时港府又通过香港电台以越南话作出「北漏洞拉」广播，向在港越南难民和船民交代新政策。[41][42][43]贾达德卸任后，港府在1991年10月推出「有秩序遣返计划」，开始逐步遣返越南船民，而经过多年扰攘，一直到2000年特区政府关闭最后一个难民中心后，越南难民问题才正式告一段落。[37]

为了应付各方面都不断上升的工作量，贾达德任内还积极扩充人手，部门编制由1983年的2,206人增加至1988年的2,824人；[44]另外又购入新式设备、并把部门船队落实全面现代化，从而提升部门人员的执法性能。[45]1984年11月，贾达德又为入境处人员引进新款制服，新款制服的其中一个特点是以金属制造的帽徽，取代过往的布章。[46][47]另外，有鉴于入境处租用位于尖沙咀东部么地道的冠华中心总部不敷应用，贾达德任内积极为部门向港府争取兴建新的总部大楼，最终促成入境处总部于1990年1月22日迁入湾仔告士打道人民入境事务大楼。[48]然而，随着入境处人手的不断扩充，该处人员却对薪酬待遇感到日益不满，特别是当港府在1988年发表针对纪律部队人员薪酬水平的《凌卫理报告书》后，由于报告书以工作性质为理由调低入境处纪律部队人员的起薪和顶薪点，并低于惩教署和海关同等的纪律部队人员，结果引发起入境处人员的不满，此后入境处员方曾多次发起游行和酝酿发起工业行动，争取薪酬水平与其他纪律部队看齐，但至今都未能实现。[49][50][51]至于《凌卫理报告书》的另一重点，是促成入境处以总入境事务助理员职级取代助理入境事务主任职级，而助理入境事务主任职级则于1991年1月起逐步取消，到1998年11月正式取消。[52]

贾达德在任人民入境事务处处长前后六年，到1989年5月卸任，由梁铭彦接任，所以他也是该处最后一任外籍处长。[53]卸任后，他在1989年6月至9月特邀出任人民入境事务处顾问一职，此后才正式开展退休生涯。[42]为肯定他在任内的表现，特别是处理国籍问题方面的工作，他在1987年9月获港督卫奕信爵士颁授香港纪律部队奖章；[54]1988年英女皇寿辰授勋名单中更获英廷颁授CBE勋衔。[55][56]此外，贾达德在入境处长任内的表现也得到了一些同僚和下属的称许，曾与他共事的叶刘淑仪形容他「鹤发童颜」、「态度谦和」，而中方与他谈判期间也对他「颇有好感」；[29]另一位曾跟随他的入境处前副处长杨显中则认为贾达德无论处理任何事都可以「处之泰然」、「胸有成竹」，指出曾经有数名怒气冲冲的印度人走到入境处总部投诉，都被他从容不迫地亲自解决。[57]

贾达德退休后定居于英国西南部多实郡沿海城市伯恩茅斯。[58]他退休前曾表示计划日后写一、两本书打发时间，但最后没有成事。[59]2014年12月，与香港警队关系友好的已故富商邓肇坚爵士之子邓日燊在香港举行派对，邀请多位现任和前任香港纪律部队首长出席，其中已届85岁高龄的贾达德也特意来港出席，同场的还有前警务处处长颜理国、李君夏、李明逵、邓竟成，而前任入境处处长叶刘淑仪、李少光、黎栋国和现任处长陈国基等多名旧部也有出席。[60]

2016年4月1日，贾达德因病在伯恩茅斯逝世，终年86岁，遗体于4月21日在伯恩茅斯火葬场举行丧礼。[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