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敬恩

• 1889年7月30日出生于浙江嘉兴柴场湾一个布商家庭。
• 1904年，15岁。考入浙江武备学堂。
• 1906年，17岁。光复会、同盟会员秋瑾在杭州运动新军人士加入光复会、同盟会。
• 1907年，18岁。毕业留校任教官。由同学好友黄郛介绍加入同盟会。
• 1911年，22岁。参加辛亥革命。是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11月5日，杭州新军起义，葛敬恩参加起义的领导内核，负责起义计划起草和命令的下达，并率领和指挥起义军攻克了杭州羊市街火车站，在车站创建总司令部。嗣后，参加浙二军，任援助南京起义军支队参谋，协助支队长朱瑞攻克南京天堡城。攻打南京的胜利，成为辛亥革命武装斗争的典范载入军事史册。南京光复也是辛亥革命胜利的转折点。孙中山在自传中说：“汉阳一失，吾得南京以抵之。革命大局，因此一振。”葛敬恩在杭州新军起义和南京之役中，作为军事参谋，勇敢无畏，计划周密，对取得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展示了他的革命精神与军事才能。在杭州一役初识前来助战的上海敢死队队长蒋介石，两人彼此都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 1912年，23岁。是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葛敬恩任兵站交通部长。南北议和葛敬恩作为军界代表赴北京。

• 1913年，24岁。求学于北京陆军大学，与李济深是先后同学。学习期间参加了二次革命及讨袁护国战争。
• 1916年，27岁。陆军大学毕业，任军事教官。
• 1918年，29岁。被北京政府选派到日本陆军大学学习。
• 1921年，32岁。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回国。但日本陆军大学名册查无此人,
• 1924年，35岁。应陈仪邀请任浙军第一师参谋长，浙军第一师把奉系军阀张宗昌从浙江赶到陇海路以北。

• 1926年，37岁。是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坚邀之下，加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任参谋处长，策划北伐战事。
• 1928年，39岁。是年北伐完成。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政府军事机构成立了参谋本部。葛敬恩任参谋次长，陆军中将（李济深任参谋总长）。

• 1929年，40岁。任国民革命军编遣委员会总务部副主任，李济深任主任。李济深被囚禁后，葛敬恩代理主任职。兼任第一编遣区军务局局长。
• 1930年，41岁。任青岛特别市市长。
• 1931年，42岁。回南京仍任参谋次长。1931年夏赴北方平定石友三叛乱。后至山西与阎锡山会谈，使阎锡山重归国民政府。
• 1932年，43岁。葛敬恩任国民政府航空署长兼航空学校代理校长（校长蒋介石）。

1945年，56岁。抗日战争胜利。葛敬恩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秘书长兼前进指挥所主任。9月在南京出席了国民政府举行的对日受降仪式。10月赴台湾主持接受在台日军投降的仪式。时为美军台湾联系组的葛超智表示，当时葛敬恩在台湾的演讲词中，斥责台湾是「次等领土」、台湾人是「二等国民」。[2]

陈仪的派系班底进入台湾后，除占据要职外，更安排自己的亲信占领其他要职，例如葛敬恩（陈仪的班底与同学）本人出任行政长官公署秘书长要职，更安插自己的弟弟葛敬铭担任台湾省林业试验所秘书，后转任中华贸易公司总经理，弟弟葛敬应担任农林处茶业公司总经理，女婿李卓芝担任台湾省纸业印刷公司总经理，后转任台湾省专卖局台北分局长 。[3]

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发之际，日后于1949年投共的台湾长官公署秘书长葛敬恩、民政处长周一鹗与时任财政处长严家淦、工矿处长包可永等陈仪在福建时期旧部被台湾人团体指责为陈仪周遭贪官污吏之「四凶」，导致政治黑暗、米粮外流、人民无谷为炊，被指名要求究办[4][5]。其中葛敬恩其女婿李卓芝亦涉及贪污「劫收」台湾[6][7][8][9]。

根据署名“台湾青年团”所发出的传单，上面写着：“打倒葛敬恩之官僚资本！打倒葛弟之中和公司 打倒葛兄之茶叶公司”[10]。

根据中央社的报导，葛敬恩在台湾的公邸曾被忠义服务队投掷手榴弹[11]。1947年3月14日，台湾行政长官公署秘书长葛敬恩乘专机飞南京，代表陈仪向蒋介石报告事变经过[12]^:8312。葛敬恩谈话称，2月28日暴动原因，系日本统治时代遗留之鹰犬与近由海外遗回之台籍浪人受奸徒煽惑[12]^:8312。

1947年，58岁。由台湾回到上海。先后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制宪国民大会代表。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第一届立法委员选举中被选为浙江省第一选区立法委员。

• 1949年5月，60岁。葛敬恩会同上海、香港等地50余位立法委员通电拥护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葛敬恩历任民革中央团结委员、上海市政协委员、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 1979年，90岁。葛敬恩在上海逝世。

台湾旅日作家黄文雄表示，由于葛敬恩在任行政长官公署秘书长时，向欲留在台湾的日本人收贿、又在接收日本资产时中饱私囊，为了掩盖，遂将协助善后的末代总督安藤利吉毒杀灭口。[13]

苏新于1949年出版的著作《愤怒的台湾》一书中表示：「所谓黄金一百二十公斤，是安藤亲手送给葛敬恩的...这些黄金放在原田大佐的家里时，已被美籍军人艾文思中校所获悉，原田害怕事发，把情形报告安藤，安藤再向葛敬恩说知此事，葛敬恩却泰然自若，对安藤说：『你放心，一切都在鄙人身上』」、「同年八月，葛敬恩突被召赴京...他在老蒋面前，坚定说并没有此事...他回到了上海，在上海逗留很久，不知所干何事，不过，奇怪的很，恰巧葛在上海期间，日本战犯安藤利吉，忽在上海战犯监狱服毒自杀」[14]^:104-105[15]^:108、「关于安藤的自杀，不但在台日本人，就是台湾人也都疑心与『黄金案』有关」[14]^:105。苏新并引述自台湾总督府主计课长塩见俊二的说法：「许多日人被拘时，这本清册正本抄本均被查出、被拿走了，唯一的证据只剩下了安藤一人，在这种情形之下，你想安藤是怎样死的？一句话，贪污手段之妙、消灭异己之毒，我们是不及国民党官僚百倍！」[14]^:105-106

另根据学者苏瑶崇的考证，认为《愤怒的台湾》苏新所提「侵吞黄金弊案」纯系美军联系组艾文思中校侵占事件，与葛敬恩无关。[15]^:108-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