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裔泰國人

臺灣人定居泰國最早可見於日治時期。根據1919年日本駐暹羅公使館之報告，當時已有臺灣人移居暹羅。1930年代在臺灣總督府積極鼓勵下臺灣人大量前往定居、拓殖，此時期由於臺灣人以臺灣語為溝通用語，與當地潮州人所通行之潮州語相近，兩者溝通上較無障礙，另外部份臺灣人亦學會日本語可與日本人進行交流，遂使臺灣人成為日本商社與當地華人或暹羅商人間的溝通中介。[2]

1938年3月暹羅與大日本帝國簽訂《日暹新約》，該條約允許日本國民長期居住，並可進行宗教、教育、社會救濟等活動，享有購置和租賃房屋、工廠、倉庫、店鋪及租用土地等特權，同時日本政府及臺灣總督府祭出「曼谷線-臺灣寄港」跨國海運航線（日本−基隆或高雄−暹羅）、對臺灣公會給予常態性經費，補助臺灣公會附屬幼兒園臨時費等政策，以及藉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子公司臺灣棉花株式會社在暹羅收購土地經營棉花栽培事業，來吸引臺灣人前往。[2]1940年起隨著《日泰友好條約》、《日泰攻守同盟條約》確立，以及「東京－臺北－曼谷線」、「臺北－曼谷臨時線」、「橫濱－淡水－曼谷線」等空運航線的開通，加速了「工業臺灣，農業南洋」及南進政策的腳步，促使臺灣人以茶葉買賣和戰俘營下級監視員等原因前往泰國，如黃奇珍、陳有章、周士印、李志城、蘇添桂、林金賀等人，且由於泰國在二戰期間為中立國，臺灣人並未隨日本戰敗被驅逐出境。[2][3]

隨著第二次國共內戰的推進，雲南人民反共志願軍第三、五軍因未能撤離而滯留在泰緬邊境成為泰北孤軍，統轄權歸於泰國政府，泰方稱之為「國民黨中國軍隊難民」，後來為泰國政府收編，協助泰國政府清剿泰共。[4]孤軍第二代因受中華民國傳統教育，認定中華民國中央政府所在地之臺灣為祖國，因此情感上對臺灣前來的人員多抱有歸屬感，[5]雖當中部分孤軍因協助泰國政府掃盪泰共而獲得泰國居留權，然而亦有孤軍僅獲得泰國難民證，孤軍第三代部分仍以難民的身份居住在泰北，生活辛苦卻無法獲得協助。[6]

1990年代開始南向政策、新南向政策的推出，鼓勵並吸引臺灣人前往泰國等東南亞地區進行商業投資和留學移民，商業投資有如余聲清、康樹德等人，而留學和遊學方面則有國立屏東大學與泰國王家大學系統學術交流合作協議等措施。[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