璧约翰

璧约翰拥有英格兰和爱尔兰血统，[2]1883年7月29日生于大清盛京将军辖区牛庄（今辽宁省营口），[3][4]由父亲布廉恩（Edward Vincent Brenan，1846年－1915年）及其首任妻子罗丝·埃玛·佩顿（Rose Emma Peyton，1852年－1889年）所生。[3][5][6][7]布廉恩长年任职于大清海关总税务司署，官至海关税务司，[8]1908年获清廷赏赐第三等第一品御赐双龙宝星。[9]布廉恩原本于1882年娶罗丝为首任妻子，[5][10]惟罗丝于1889年难产而死后，[6]他于1891年再娶玛丽安·玛贝尔·华生（Marion Mabel Watson，1862年－1945年）为第二任妻子。[11][12]

布廉恩有五子三女，[7][13][14]五名儿子中，长子璧约翰、次子特伦斯·文森特·布雷南（Terence Vincent Brenan，1887年－1974年）和三子尤斯塔斯·西里尔·布雷南（Usticke Cyril Brenan，1889年－1889年）皆由罗丝所生，惟三子尤斯塔斯生后不久夭折。[15][14][16]至于四子埃里克·休·布雷南（Eric Hugh Brenan，1892年－1966年）和五子拜伦·爱德华·布雷南（Byron Edward Brenan，1895年－1915年）均由玛丽安所生；[8][17][18]其中五子拜伦1915年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法国阵亡，终年仅20岁。[8]

璧约翰的叔父璧利南

璧约翰可谓生于外交家庭，除了父亲长年任职于大清海关总税务司署，他的叔父璧利南（Byron Brenan，1847年－1927年）于1899年至1901年担任英国驻上海总领事，曾获英廷颁授CMG勋衔，当地有白利南路（Brenan Road，长宁路前身）以其命名。[19][20]璧约翰的兄弟当中，二弟特伦斯和四弟埃里克也是英国外交官，前者曾先后担任英国驻突尼斯首都突尼斯和摩洛哥首都拉巴特总领事，1943年至1953年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担任中东阿拉伯研究中心总监，并曾获CBE勋衔；[15]至于后者曾派驻中国，但后来退出外交界并移民美国。[17][18]此外，璧约翰的堂姪儿杰拉德·布雷南（Gerald Brenan，1894年－1987年）是英国的西班牙历史和文化作家，曾先后获军功十字勋章和CBE勋衔，[21]其祖父同样名叫杰拉德·布雷南，也即是璧约翰的伯父。[22]

署任上海领事的璧约翰（右一）于1924年11月11日出席在欧战纪念碑举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日纪念仪式。同场还有署理上海总领事蒲纳德（左一）和英国在华最高法院正按察司汤纳爵士（右二）等。

璧约翰早年受教于英国斯塔福德郡的丹石书院（Denstone College），后来曾到瑞士游学。[3]1903年9月，他通过公开招聘获外交部聘用，[23]同年10月派往暹罗担任见习传译员。[24]在暹两年后，他于1905年10月转调中国任职，1910年4月升任二级助理。[24]这时期他又研读法律，1913年1月成功从英国中殿律师学院取得执业大律师资格。[24]此后他曾派驻到中国各地的英国驻华使领馆工作，当中包括在1913年到天津升任署理副领事、1914年一度改任代理领事，以及于同年起调任福州代理领事；[24]其后他调返北平，并于1917年4月出任一级助理。[24]不久以后，他于1917年7月获临时委任为陆军上尉，随华工兵团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于法国作战。[24][25]

1918年11月，璧约翰返华恢复工作，期间于1919年5月至1920年1月在南京担任署理领事，并于1920年1月获晋升至副领事职级。[24][26]他后来的职务包括在1922年3月至7月署任驻上海领事、1922年7月至10月署任驻北平商务秘书、1923年3月至1924年2月调返英国伦敦任职于外交部远东司，以及于1924年11月至1926年4月返华署任驻上海领事等。[24]

1926年4月，璧约翰接替返回英国的杰弥逊爵士署任英国驻广州总领事一职，[24][27]未几时任香港总督金文泰爵士在同年6月委任律政司金培源（后为爵士）和华民政务司夏理德组成代表团，为早日缓解旷日持久的省港大罢工与广州的国民政府准备展开新一轮谈判。[28]由于金培源和夏理德两人主要代表港府，时任英国驻华大使麻克类爵士遂委派璧约翰加入代表团以增强其代表性。[29]谈判开始前，璧约翰向国民政府转交由金文泰撰写的照会，内容提及「罢工实际已成过去」，强调双方是为抵制英货而召开谈判；[28]但国民政府时任代理外交部长陈友仁在覆照中反驳「罢工在政治和经济现实上仍在进行」，任何对罢工的否认均属「回避事实和徒然的」。[30]

香港总督金文泰爵士

中英双方随后于同年7月15日在广州正式展开谈判，国民政府派出的代表除包括陈友仁，还有时任财政部长宋子文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顾孟余。[31]然而，由于英方坚拒作出任何让步，双方在7月23日召开第五次会议后便再没有进展。[31]此外，双方举行谈判前还发生一段小插曲，事件缘于英廷在1926年6月以一名皇家海军军士R·M·查默斯（R. M. Chalmers）在前一年6月23日的沙基惨案中立功，决定向其颁授一面帝国英勇奖章（EGM），结果触发广州舆论的强烈不满。[32]为平息民情，璧约翰其后致函广州主要报章，解释查默斯军士当天在枪林弹雨下奉命奔走于沙面岸边，虽然身中两枪，但仍负责传达英军停止向沙基示威民众开火的命令，避免做成更多华人伤亡，所以才获得授勋。[32]

中英谈判失败后，广州在8月28日发生一名英国人和一名美国人遭武装罢工纠察队开火袭击的事件，两人所驾驶的小船也遭抢夺。[33]事后璧约翰向外交部请示采取报复行动，促成皇家海军在9月4日闯进广州内河，大举扣查纠察队船只，并派英舰封锁纠察队使用的码头和保护英方的码头设施，行动持续多日，至9月12日英舰始告撤退。[33]金文泰其后建议如英方继续遭到冒犯，应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但璧约翰认为英方采取的报复行动已达到从心理上震慑对方的效果，因此对建议予以反对。[33]事实上，鉴于当时国民政府已把精力投放到北伐事业上，难以持续对英货组织有效的抵制，加上罢工组织已受共产党渗透，因此对维持大罢工的立场有所软化。[31][34]同年9月18日，国民政府在答复璧约翰的一封正式函件中主动提出于10月10日结束大罢工，取而代之是对各国所有一般进口货品和侈奢品分别开征2.5%和5%消费税，从而平息了持续一年多的省港大罢工。[33][31]为肯定璧约翰化解省港大罢工方面的工作，他在1927年元旦授勋名单获英廷颁授CMG勋衔，[35]复于同年12月获晋升至领事职级。[36]

大罢工结束后，璧约翰积极推动中英和中港的双边关系，当中包括敦促国民政府与港府合作打击大亚湾海盗猖獗问题；[37]在1927年12月支持国府应对共党发起的，期间协助国府使用无线电报整集麾下部队，以及调派英舰搜查船只防止共党份子由香港潜入广州参与暴动；[38]另外又促成港督金文泰在1928年3月官式访问广州，标志着粤港关系从大罢工全面修复过来。[39]为发布善意，璧约翰任内还于1928年2月向国民政府交还位于花塔街（六榕路前身）的英国驻广州领事馆旧址用地，其后更于1928年12月与广西省政府达成协议，无条件交还英国驻梧州领事馆的土地和相关的永久租赁地契，仅折取领事馆原建筑费用一半，即25,000元，作为补偿。[40]

1929年4月，卸任署理广州总领事一职的璧约翰返回英国休假，[41]同年5月获晋升至总领事职级，[42]翌年2月来华接替署任的康斯定担任英国驻上海总领事，期间又于1930年2月至11月和1931年4月起兼管英国驻宁波领事馆。[24]璧约翰上任的时候只有47岁，是满清和中华民国时期历任英国驻沪总领事当中就任年龄最轻的一位，与叔父璧利南也是唯一一对同样曾任英驻沪总领事的叔姪。[43]在任内，璧约翰采取对华亲善的立场，例如在上任后不久即发表公开演说，认同在循序渐进的原则下，让华人长远对上海租界的管治有更大的承担。[44]另外为表善意，他促成在1931年关闭位于公共租界的申园赛狗场和明园赛狗场，以顺应华人舆论和国民政府要求打击赛狗赌博的呼声。[45][46]

然而，璧约翰任内的中国时局日益严峻，随着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在东三省设立满州国，中日关系转趋紧张，为中国蒙上战争阴霾。[47]1932年1月，日本策动一二八事变，对上海市展开军事侵略。[47]虽然上海租界由各国列强操控而未有受袭，但在当时刚上任的上海市长吴铁城要求下，璧约翰联同时任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克银汉出面调停，并于1月31日邀请吴铁城和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仓松等人到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商讨停火。[47][48]席间，各方议定日军退入租界，国军后退2,000米，而中间区域由中立国军队驻守的停火方案。[47]尽管中日双方代表起初同意就方案向各自的政府请示，但日军随后于2月2日恢复进攻，标志着停火协议失效。[49]

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旧址

此后，璧约翰继续担当调停角色，当中包括在2月7日和2月8日联同英国驻华舰队总司令海军上将开利爵士会晤国民政府财长宋子文、市长吴铁城和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等人，听取各方立场，但斡旋的成果有限。[47][50]另一方面，国民政府和上海市政府曾多番向英美使领馆和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抗议日军以上海公共租界为基地，但各方却未有实质作为，变相助长了日本的侵略行为。[47]事实上，一二八事变引起国际联盟关注后，国联于1月30日决定在上海成立调查委员会，由意大利驻沪代办齐亚诺伯爵担任主席，成员包括璧约翰和法国驻上海总领事柯克林等人，而美总领事克银汉则任观察员。[47][51]不过，委员会随后于1932年2月底发表的报告书中，仅叙述一二八事变的经过，未有向任何一方作出追究。[51]

踏入1932年2月中旬，英国驻华公使蓝浦生爵士、美国驻华公使詹森和法国驻华公使韦礼德分别来沪，会同意大利代办齐亚诺参与调停，并于英驻沪总领馆与中日两国政府代表召开15次谈判，其间璧约翰也有参与协调。[47][52]随着中日双方在3月3日暂停交战后，与会各方最终在5月5日于总领馆内签订《淞沪停战协定》，标志着一二八事变的正式结束。[47]

为肯定其在一二八事变参与的斡旋工作，璧约翰旋于1932年6月的英皇寿辰授勋名单当中获颁授KCMG勋衔，成为爵士。[53]璧约翰获封爵的消息在当时甚获在沪英侨舆论欢迎，其中《字林西报》更赞扬他「以大师级的手腕应对上海有史以来面临最大的危机之一。上海之所以能够迅速恢复和平秩序，全靠英驻沪总领在各方友好周旋之间保持冷静、通情达理和敏锐的洞察力」，[54]认为他的爵位是实至名归。[54]璧约翰后来又于1935年获英廷颁授英皇乔治五世银禧奖章，对其多年来的领事工作予以肯定。[24]

虽然上海局势自一二八事变结束后恢复平静，但后来中国时局日益紧张，使得璧约翰在任后期屡有在沪英人受日方袭击的事件。[55]例如在1936年10月，一名英侨在虹口与一名日本水兵因碰撞引起争执，公共租界警务处一名英籍警长最初在现场保护该名英侨，可是随后到场增援的日本水兵却从警方手上强行抢走和殴打该名英侨，到当晚始将其释放。[56]翌年1月，一名驻守汇山警署侦缉科的英籍副督察在街上遭日军哨兵袭击受伤，事后工部局董事局更向璧约翰作出正式抗议。[57]璧约翰担任驻沪总领事前后七年，期间只曾在1933年3月至12月返回英国作长期休假。[43][58]1937年3月，他正式卸任总领事一职，与妻子乘搭加拿大皇后号邮轮返英，遗下空缺由英国驻广州总领事费理伯（后为爵士）接替。[59][60]就在璧约翰返英后不久，日本就于1937年7月7日策动芦沟桥事变，标志着第二次中日战争的全面展开。[61]

璧约翰返回英国后，于1937年11月接替蒲纳德爵士出任外交部中国事务顾问，[24][60]任内于1938年11月晋升至署理参赞职级，[62]并经常就对华事务提出权威意见。其中，鉴于当时的中日战争影响中英正常贸易和损害英国在华利益，他曾于1938年初提交内部报告，建议制订一个由英国主导的和平方案。[63]据璧约翰的说法，为使方案服众，英方必须以无私的姿态推销方案，例如标榜和平方案是要维持中国门户开放和在华各国享有公平的贸易权利等原则。[63]他在方案提出日本需要承认中国主权独立，并把在华日军撤回东三省；[63]换取中国接受满州国政权、作出有利于日本的关税修订、以及把上海重整由单一机构管治；[63]同时也换取列强在战后放弃在华的治外法权。[63]

然而，有关方案随着中日两国的战事持续，再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在1939年爆发而未曾实现。踏入1940年，舆论传出亲日的汪精卫正计划筹组一个与蒋介石抗衡的「国民政府」，尽管当时英政府内部同意继续承认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为唯一合法政权，但也有意见认为英国在华的初级领事官员可及早与汪精卫政权的官员接触，以保护英国的在华利益。[64][65]对此，璧约翰却不感乐观，他担忧在苏联和日本的分别介入下，国民政府和汪精卫政权的对立有机会演变成一场亲共阵营对反共阵营的内战，使局势进一步失控。[66][65]但事实上，璧约翰曾经认为中国变成苏联式独裁政权的可能性不大，他在1938年的一份内部报告中认为，中国人普遍「随和、富忍耐力、接受妥协和反对极端转变，重个人主义和热衷贸易」，因此苏联的高度集权、对各种商业活动作严密管制的模式，未必在中国奏效。[67]

在香港前途问题方面，国民政府曾于1938年向英方开价2,000万英镑出售新界主权，并得到时任港督罗富国爵士的支持。[68]在连串的内部讨论中，璧约翰原本倾向支持计划，但到1939年2月的时候，他以国民政府已失守广州为理由，认为已错失购买新界主权的时机，并尝讽刺称「总督要求政府所做的，对民主政府而言太有远见了」。[69]结果，他否决了有关方案，取而代之的是由英政府于同年3月向国民政府发放一笔1,000万英镑的战时贷款。[70]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后，璧约翰再就香港的前途问题展开评估，他在内部报告中认为，香港难以防御，缺乏天然资源，其角色主要是对华贸易的转口港，英政府总不能以「教导当地尚未开化的居民关于自治政府的责任」作为延续殖民管治的理由，而任何涉及中英共管香港的方案，定必遭到中国民族主义势力的声讨，因此英政府只能坚持以原有条约为法理依据继续管治香港，或是把香港交还中国以换取英国在华经济利益得到保障。[71]有见及此，璧约翰倾向支持英国放弃香港主权，但其声音受到殖民地部的强烈反对，而外交部领导层也对意见不感兴趣，因此他的意见未有得到重视。[72]1945年香港重光后，英国顺利恢复对香港的主权，直到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为止。[73]

璧约翰在外交部任职40年后，于1943年7月满60岁退休，[24]定居于萨塞克斯郡瓦德赫斯（Wadhurst）一座乡村别墅。[3]1953年1月11日，他在根德郡唐桥井的根德及萨塞克斯医院病逝，终年69岁，死时报称下榻于当地的莫利纽兹花园酒店（Molyneux Park Hotel）。[3][74][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