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服运动

「汉服」一词在古代是一个模糊概念，不同时期及不同用户对该词的理解都不相同。在古代，「汉服」一词在一般情况下只会在说明与他人有别时使用[71]。

「汉服」在当今学术上是一个复杂且充满争议与分歧的概念和话题[14]。对于「汉服」一词被汉服运动参与者解释为「从黄帝到明末清初汉族传统服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张跣在2009年发表文章说，现代汉服运动倡导者所宣传的汉服概念无论是在中国传统文化还是在现代汉语中都不存在，这是汉服运动倡导者为宣扬自己的思想和观念，总结了明代以前汉族服饰传统而形成的一个「类概念」。这个「类概念」不仅假定了「汉服」在发展过程中的「血统」的纯正性，对汉族服装本身的发展流变存而不论，而且试图将这种「纯正的血统」实体化、固定化、本质化。他亦提到有学生在网上如汉网和百度百科发布「既非官方又非学术汉服标准」，认为是属于「汉服」实体化的一个起点[2]。

澳大利亚麦觉理大学汉学高级凯大熊博士说：「事实上，汉服是一套被发明出来的穿着形式，以宽袖、轻飘长袍、腰部束带和鲜艳颜色等特征作为特色，汉服运动支持者声称这类型的衣裳形式由神话人物黄帝所发明，并且已被中国人穿着了数千年」，[72]一直到王乐天第一次将自己穿着汉服上街的照片上传到网络上之后「这一『特别』的照片在网民中造成轰动，很快的，整个中国到处都有人模仿他这夸张的行为。在这一过程中，汉服也从想像中的、被发明的传统转变为屏幕上遥远的图像，最后成为中国街上可实际穿着和辨认的物理存在」，[73]但尽管此一运动聚焦在过去的传统，但事实上它处理的仍是现代的问题[74]。他又指出，尽管汉族人口占中国92％，并且在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占据主导及统治地位，汉服运动支持者却认为汉族是被压迫和被边缘化的受害者，认为当今的中国不是他们理想中的「真正的中国」。为了应对和解决他们所认为的困境和拉近与「中国」的距离，他们所使用的一种手段就是推广这种声称古老，实际上是近年来被发明的民族服装风格[75]。

据爱知大学教授、文化人类学家周星博士研究，「汉服」一词在古代并不常用，现代「汉服」是由汉服运动参与者所想像的一种传统服饰[76]。他认为在学术用语中，「汉服」和汉服运动中的「汉服」含义并不相同，前者主要把「汉服」理解为汉族的服装，但认为并不存在所谓纯粹的「汉服」 [14]。他认为「汉服」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出现在21世纪初的现代汉语新词，大概在2002年至2003年期间，在以「汉网」为平台上完成了从「汉民族服饰」到「汉服」的过渡期，后来在网上虚拟社区频繁地被使用[13]^:152。

中国天津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院长华梅指出，在中国服装史中，有相对于少数民族的汉族服装，有相对于其他朝代的汉代服装，如果笼统地把京剧舞台上宋明朝代留下来的大襟长袍、儒巾等叫为汉服，显然有些概念不清，或是有一定的局限性[77]。

辽初建国时，礼服分为二式，汉族官吏用五代后晋的服制，被称为“汉服”，或称“南班服制”；契丹诸臣仍穿契丹民族的衣服，称“国服”，或称“北班服制”。耶律德光在辽会同元年（938年）决定，遇有重大朝会时，皇帝随汉官穿汉服，皇后与契丹诸臣穿国服。重熙元年（1032年）后，南北官吏凡大礼都穿汉服。这时的汉服，主要由通天冠、远游冠、进贤冠等汉族政权的传统官吏服饰组成，如通天冠是秦代时吸收楚冠样子定制的，作为皇帝常服，远游冠也是从楚而来，只不过多为诸王所戴；进贤冠多用于汉代，为文吏、儒士所戴的一种礼冠。以下古籍记载中出现的“汉服”之词，主要是指区别于少数民族的汉人之服[77]：

• 《辽史·仪卫志二》：“会同中，太后、北面臣僚国服；皇帝、南面臣僚汉服。干亨以后，大礼虽北面三品以上亦用汉服；重熙以后，大礼并汉服矣。常服仍遵会同之制。”
• 《北游录·纪闻下》：“辽史，太宗德光入晋后，皇帝与南班汉官用汉服，太后与北班契丹臣僚用国服。其汉服即五代晋之遗制也。”[77]

与此相类似的没有作为服制的汉服之称：

• 《清稗类钞·服饰》：「高宗在宫，尝屡衣汉服，欲竟易之。一日，冕旒袍服，召所亲近曰：『朕似汉人否？』一老臣独对曰：『皇上于汉诚似矣，而于满则非也。』乃止。」[78]

亦有直接标明朝代的有关汉服的记载[77]：

• 《长物志·衣饰》中写：「至于蝉冠朱衣，方心曲领，玉佩朱履之为『汉服』也。襆头大袍之为『隋服』也。」

新闻周刊《新纪元周刊》有文章认为汉服汉服运动是80后展现个性与爱国主义的象征，又评论该运动是弘扬「真正的中国传统及中国文化」，又认为该运动反映了一种新的潮流趋势，也是一些汉人努力寻找文化根源和身份认同的结果，又表示运动支持者希望「唤醒汉族乃至中国人对于传统文化的记忆、直面令人辛酸的汉服消亡的历史」[79]。亦有汉服运动支持者认为，日本人和朝鲜人在节庆时都会穿上属于自己的传统服装，但汉族没有，又认为国学、古文、书法、京剧有一定门槛，需要长年深入摸索，但汉服却能令年轻人即时玩「穿越」，亲近传统汉文化[80]。 有评论认为，汉服爱好者过于激进，排斥其他民族，亦有声明认为大部分汉服支持者并不认同极端民族主义，只是希望温和地复兴传统民族文化，让汉族人重新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传统服装，而不是只能穿他族服装[2]。同时，亦有部分反对汉服的人斥汉服运动为纳粹主义、种族主义[2]。

汉服爱好者中的一些阴谋论者宣称，清代满族统治者致力于摧毁汉人和中国，以及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将「文明的中国」变成「野蛮的国度」。他们亦将扬州十日和剃发令跟易服政策结合在一起进行批判。另外，部分汉服爱好者又声称一些不文明行为如处地吐痰、插队、劝酒以及贪污腐败都是「满族污点的产物」[81][82]。汉服爱好者中的阴谋论者宣称，从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起，满族人就有一个秘密的「复兴计划」。他们认为满族控制了解放军、宣传部、文化部以及尤其是被他们视为「满族大本营」的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宣称一胎政策是「满族针对汉族的一个长期性的种族灭绝计划」，其理据是该政策不可能是「同族对同族干得出的事」[82]。

亦有评论认为：「如果费孝通先生的『三美一共』（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理念可以被这个群体接纳吸收，充分利用，或许是他们摆脱运动停滞不前的怪圈的一条出路」[83]。

早期推广汉服运动和汉族至上主义的领导者承认，汉服运动不能排除当中的汉本位、民族主义、民族身份认同以及政治权力等因素。一名汉服支持者曾对凯大熊教授说，他们的目的就是要为了推广大汉族主义，他们又宣称中华民族是「满洲人强加的、迫使自古就是中国内核的汉族屈服的概念」，又认为中华民族这一概念被提出的目的是其实是为了削弱中国。他们又认为不能够放弃「华夷之辨」，不能「把一群野蛮人融入我们的国家，但又期待这个国家会强大起来」，又宣称若果没有大汉族主义，汉服运动就是空洞和没有意义的[84]。

学者雷国俊说，一些人或者会误以为所有的汉服支持者都是如此，但是该运动的参与者非常多元化，他们各自从汉服当中找到了不同的意义和乐趣，而非只有民族主义[8]。

在清朝灭亡一个世纪后，中国清朝末期由在日本东京的革命党人所编写的、目的在于动员民众仇视满人以实现「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目标的小册子《灭汉种策》重新流行并在网上流传[85]。一些汉服运动支持者视该书为「满族长期以来企图对汉族实行种族灭绝」的证明[7]。

一些汉服运动支持者坚持保留运动中的汉本位思想和汉族中心主义；另一方面，亦有部分运动参与者表示他们仅仅通过穿着那种服饰来表达对中国文化的欣赏以及归属感的追寻，对一些汉服运动的领导者宣传及提倡的民族主义并不关心[8][86]。

广州北京路广百大厦前，一群年轻人穿着「改良汉服」

支持汉服的人士认为，汉服运动发展初期，民众对中国文化与体制之认知，是华夏文化与体制在经历蒙元、满清及西方文化的影响而成，然而民众往往不黯此点，加上种种对传统华夏文化与体制之臆想与揣测，又或引经据典之深度与范畴不一，导致汉服运动者与民众往往无法正确带出、领悟华夏文化的确切全貎与精粹，因此常出现各种或大或小之议论[87]。例如现在汉服运动经常出现的某些汉服款式，形式上与历史上传统的汉服迥异，尤其是在整体上反映当代审美观，但仍保留有显着「汉服元素」的，称为「改良汉服」[88]。汉服运动参与者对于是否接受汉服改良也有不同意见，部分认为传统汉服尚未完全复兴，不应太早改良，否则会失去传承的意义。亦有人认为汉服复兴应照顾到当代人的审美来设计，才容易推广，因此只需保留典型「汉服元素」[89]。

汉服活动中不乏各朝各代甚至原创款式的汉服混合出现的情况。对汉服的式样与搭配进行研究并使之标准化，是指是尚待解决的重要课题。在一些汉服讨论区中经常就此出现激烈争论。有人支持将汉朝皇族的服饰作为汉服的标准式样，亦有人主张参照《周礼》的款式，也有人认为应继承明制[90]。

台湾与中国大陆名词的使用习惯有所不同，台湾将一系列汉名称冠以「国」字头，如国字（汉字）、国语（汉语）等。但是，如果在大陆将汉服称为“国服”，可能引发对于敏感的少数民族问题之担忧，故此，有人认为「汉服支持者」更乐于称为「汉服」以突显汉文化特色，而不称为「国服」或「中国服」。「汉服支持者」并不试图去定义所谓的国服，也明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不支持国服[87]。

2001年上海亚太经合峰会，各国领袖穿着新唐装。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长孙家正2006年5月25日表示：“有些地方有些青年人在提倡穿汉服，但是我到现在都搞不清楚什么服装是能够真正成为代表中国的服装，这恐怕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最大的困惑。总体上我的观点是，吃饭也好、饮食也好、穿戴也好，各有所爱，百花齐放，都是他个人的事情。但是我也衷心地希望我们能够创造出广受大家欢迎的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服装。”[91]

北宋中期的司马光曾根据古籍记载自制深衣[注 2]，并且作为常服穿着。某天司马光对学者邵雍说：「先生可衣此乎」，邵雍回答：「某为今人，当服今时之衣。」司马光认为其言合理。宋代以后的中国，深衣在特别的场合以外并不被使用，明代学者丘濬说：「按马（端临）氏此言（指马端临在《文献通考》的考究），则深衣次在宋服之者，固已鲜矣。况今又数百年后哉！」表示明代士人通常不穿深衣。1644年，明代学者朱舜水在日本被问及深衣是如何制作时，他回答他从未亲眼见过深衣[101]。

宋元历史学家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提到，夏商周三代可考的服制中虽然有所变化，但是除了冕服之外，只有玄端（端衣）和深衣两者最广为流传。玄端是自天子至士人均可穿着的，而深衣则是自天子至平民百姓均可穿着的。也是古代士人未得功名时所穿衣服。深衣裁制时加长了衣襟，穿着符合礼法，因此不论贵贱，不论身份地位均可以穿着，而没有等级之分。然而随着深衣的失传，到了后代却被视为怪异，穿著者往往被认为是腐儒，即使是北宋理学家绍雍也对该服饰有所保留，司马光、吕希哲和朱熹等人则只在私底下穿着。[102]

中国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孙立群认为「历史上也没有一个叫汉服的东西，汉服到底是什么，也说不清楚」；「古代的那些仪式，谁也说不准到底是什么样的，所以那些看似复古的仪式，其实很多都是不伦不类的，甚至有时候会让人觉得很滑稽」；「用古代那些优秀的东西，为现代提供一些借鉴和补益，也是很好的事情。但是这种借鉴和补益，不能仅仅停留在外在的形式上，也不是仅仅恢复那些仪式就能做到的。」[103]从事文化批评与文化史研究的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副院长王彬彬认为说，「越是要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越是必须重视对传统文化中陈腐的部分进行批判……我们所恶的是陈腐的旧文化以优秀文化的面目出现。近年来，荒唐滑稽的文化闹剧时有所闻。有的地方，在举行某种群众性的活动时，全体着所谓的『汉服』，就让人哭笑不得。 『汉服』是什么式样，本就说不清。就算能弄清，在今天复活古代的服饰，能算是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如果把弘扬传统文化理解成像古代人那样穿衣戴帽，就太浅薄了。有的地方，让一群少儿穿上他们想像出来的古代服装，一齐行跪拜礼，这就不是让人哭笑不得，而是令人欲哭无泪了。凡此种种，都是的典型食古不化的表现。」[104]

就提倡深衣及穿着复古衣饰的问题，历史学家刘志琴引用邵雍对司马光穿深衣的评语：「今人当服今时之衣」，她认为千年以前宋明时代的人都不愿穿着复古的深衣，在现代也不会为人所欢迎。她又认为汉服运动中有人将旗袍视为满人的服装和中山装是洋人的服装，是无视了中山装和旗袍创制和演进的历史进行，属误解或无知[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