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嫄璋

沈嫄璋生于1916年1月25日[1]，福建师范毕业，1937年与姚勇来结婚，双双踏入新闻界[2]。生有三女[1]，一女姚小璋曾作演员[3]。夫妻在抗战时期为福建《中央日报》的同事，并与《大公报》女记者杨刚之兄杨潮常有往来，后来杨潮被发现是中国共产党员被逮，夫妻也遭牵连下狱，获释条件是为调查局的蒋海溶处长工作[4]。夫妻和蒋海溶、李世杰副处长都是同乡好友[5]。

1945年6月11日，沈嫄璋以《中央日报》社代表身分，出席「福建省暨永安各界举行台湾沦陷50周年纪念大会筹备会」[6]。

沈嫄璋与姚勇来赴台后，她先在《和平日报》工作，二二八事件后，经由《台湾新生报》副总编辑周自如介绍，一起去《台湾新生报》任职[2]。当时该报因二二八事件发生一波大整肃，总经理阮朝日、总编辑吴金链、台中分社记者陈安南、嘉义分社主任苏宪章、高雄分社主任邱金山、高雄印刷厂长林界等台湾籍职员都被处决，因而安插外省人[7]。沈嫄璋当记者，丈夫当编辑[4]。

沈嫄璋来台主要采访为〈陈长官谈县政〉之类的省政新闻，也发表〈新中国剧社的成长〉、〈人类文化的里程碑〉一类的文艺新闻[6]。她以采访蒋宋美龄和妇联会新闻出名，新闻界称「沈大姊」[4]。在1950年，她与丈夫揭穿当年轰动一时、号称是台湾版《罗密欧与茱丽叶》的本省籍女子陈素卿被自杀案件[8]。

台湾白色恐怖时期，国民党政府钳制言论自由，对台湾媒体进行大规模肃清，多有记者被杀与被关。学者陈顺孝分析当时台湾记者自处之道约有五种模式：一是主动为党国服务的「效命型」，代表者为刘毅夫；二是被动服从党国指示的「顺服型」，代表者为沈嫄璋；三是暂时避开政治风暴转跑其他新闻的「转进型」，代表者为赵慕嵩；四是对新闻管制阳奉阴违的「阴违型」，代表者为颜文闩；五是公然挑战新闻管制的「对抗型」，代表者为陈婉真。[9]

沈嫄璋在一个叫做「青云小组」的文教工作调查单位，化名「林小书」，经常搜集一些台湾省政有关的数据，调查局第一处前后三任处长都很欣赏她，经常与她接触。[4]

1950年代台湾后期，特务单位针对1933年的闽变大举抓福建人，《新生报》有很多福建帮，因此成为标靶，此举揭开《新生报》第二波大整肃的序幕，受难者都是外省人[7]。

当时有匪谍嫌疑的《新生报》报社人员可以向《新生报》安全室主任金赓自首，但金赓压住不往上报，直到自首期限已过，才将积压而“逾期”未自首的名单呈办邀功，包括姚勇来、姚勇来妹妹、乃至以后的《新生报》副总编辑单建周、路世坤、童尚经等人，都是金赓的邀功[3]。姚勇来、沈嫄璋被检举在福建当记者时曾参加过读书会，但是调查局副处长李世杰认为不可信而将公文签结。蒋经国为部署接班需先掌控情治单位，因此在调查局内先引发整肃斗争。沈之岳接任局长后，蒋海溶一派被斗倒失势，《新生报》也受连累。调查局为整肃李世杰、蒋海溶，以此为由先逮捕李世杰，指控其为潜伏匪谍，再分别骗沈嫄璋说二女儿生病，让她到台中才由调查局约谈，丈夫姚勇来则在台北被捕。[5]

1966年，姚勇来夫妇被监禁在三张犁的调查局第一留置室内逼供。当时，姚勇来已结婚的长女，得知父母双双被抓，立即在表叔的陪同下，到调查局找蒋海溶处长要人，但无效。姚勇来夫妇因为不肯诬咬蒋海溶、李世杰是共产党而遭刑求。其中，沈嫄璋被扒光全身的衣服，「在房子对角拉上一根粗大的麻绳，架着她骑在上面，走来走去。沈嫄璋哀号和求救，连厨房的厨子都落下眼泪。那是一个自有报业史以来，女记者受到最大的羞辱和痛苦，当她走到第三趟...」私处血流如注，最后死在留置室。[5]

调查局对外宣称沈嫄璋畏罪自杀，再将沈嫄璋尸体布置成自缢状。学过医的姚勇来如此写下妻子的死状：「沈嫄璋右颊骨下有巴掌大的紫青，嘴巴微张，嘴唇发黑，舌头未露出，左颈下有明显勒痕……一切都指出她不是自缢身亡，而是被刑求致死。」姚勇来被押去为亡妻更衣、化妆。在大雨的黑夜里，尸体被军车载到六张犁公墓埋葬。[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