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民变

万历后期至天启年间气候显着变冷，进入小冰期，气候持续恶劣。北方风沙壅积日甚，旱灾逐年增多，农业收成锐降[1]。与此同期，中原气温与北方农牧带的降雨量也直抵秦汉以来的最低点。整个明末时期始终伴随着旱灾、寒流、蝗灾、水灾、鼠疫、瘟疫等，此后中原气候持续下降，天下大乱，狼烟蜂起[2]。

明朝末年，各种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全国各地反抗斗争层出不穷[3]。而此时皇权旁落，中央和地方离心离德，社会各阶层和朝廷之间激化矛盾。而其深层次矛盾则在于明朝中后期的制度体系—宦官和赋税制度[4]。

明后期屯田制中的军屯制度到后来弊端暴露无遗[5]，例如：克扣粮饷；屯田多被军官、豪强和内监占夺，使得军队失去了粮食的来源；军纪败坏，杀良冒功[6]；再加上军队由于缺饷而哗变的事件，也是统治危机的一个重要表现，天启年间，福宁、杭州等地也先后发生兵变，还有援辽军队哗变于河北玉田县的事[7]。

明中期以后，国家财政的破产和赋税的加派，不断提取太仓银两供自己享用，甚至把外库的藏银输入户部，导致国家财政内外交困，面临破产[8]。明末期间为了应付日益增多的军费开支，又不合时宜地增收三饷，不断地加派赋税，明朝统治阶级在全国范围内以征矿税为名，派遣了大量矿税监，横征暴敛，鱼肉人民，加重百姓负担，加速了阶级矛盾激化[9]。

万历末年，在陕西地区开始出现小规模民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定调为农民起义，但人数往往不多、缺乏声势，许多的民变领袖也不为所知。这一阶段的民变曾经被部分地方志记录，如《汉阴县志》记载「四十三年（万历），流贼劫掠乡村，出没无常，为地方患」。陕西附近的山西和四川也遭到民变的影响，四川巡抚尹同臯曾经上言「陕西流盗由保宁[注 1]入川，蹂躏广元、神宣之间」。[10]

明熹宗天启二年（1622年），白莲教徐鸿儒联合景州（今河北景县）于弘志、曹州（今山东曹县）张世佩等，图谋起事，约定中秋起兵。但因计划泄露，遂于五月先期发动。徐鸿儒自称中兴福烈帝，改年号为大乘兴胜元年。叛乱军很快攻克了郓城、邹县、滕县、峄县，归附的民众有约十万[11]。其时，于弘志在河北武邑、枣强、衡水等地起兵响应。又有刘永明聚众二万人，不久与徐鸿儒队伍汇合，叛乱声势大振。他们计划“南通徐淮、陈、颍、蕲、黄，中截粮运，北达神京，为帝为王”。同年十一月，徐鸿儒被部下出卖，在邹县被捕押至京城被杀害，叛乱失败[12]。之后的民变继续维持小规模，主要以打劫抢掠、打家劫舍等方式进行，通常将富户作为目标，还没有攻城掠地的情况发生。[13]

在明熹宗天启七年（1627年）陕西地区发生旱灾，米贵民饥[13]。爆发民变的澄城县位于陕西关中平原，该县在当时十分贫穷，史籍记载澄城土地贫瘠、赋税和徭役严重[10]。是以变动一触即发。

明思宗崇祯四年（1631年）八月，皇太极率清兵攻大凌河城（今辽宁锦县），祖大寿围于城内。孙元化急令孔有德以八百骑赶赴前线增援，然登州辽东兵与山东兵素不和，孔有德抵达吴桥时，因遇大雨春雪，部队给养不足，士兵抢劫哗变。孔有德在登州发动吴桥兵变，自号都元帅，孙元化忠于朝廷不愿称王，孔有德放他逃离登州。明廷派兵镇压后，投降后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