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元良

1904年3月17日，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府华阳县（今属双流区）。早年在私塾就学。1922年考入南京高师附属中学。1924年在北京大学读预科，经李大钊推荐，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连长、营长，后任第一团团长。

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时任第1师第1团团长，在奉新违命撤退，差点被枪毙 [5]。后因薛岳、刘峙等说情得免。1928年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21期野战炮兵科。不久辍学回国，任教导第一师野炮营营长、陆军第二师七团团长、警卫军第一师一旅旅长等职。1932年，任陆军第八十七师第二五九旅旅长，参加一·二八淞沪战役，在庙行镇击退日军，此役被当时国际间评为“国军第一次击败日军的战役”；以此役获宝鼎勋章，擢升为第八十八师师长。1934年，参与国共内战初期之将乐战斗等战斗。

1937年8月，参加八·一三淞沪会战，率兵坚守闸北阵地七十六日，伤亡惨重，补充的后备团都是刚上战场的新兵。10月26日，大场阵地失陷，上海市区内已无法踞守。上午他向顾祝同上将指出全军88师留守上海造成牺牲并无意义，争取到仅留下一团死守的命令，孙元良命令国军524团团附谢晋元「死守上海最后阵地」。即为八百壮士死守四行仓库。

1937年12月，参加南京保卫战，时任第七十二军军长兼第八十八师师长，部队据守安德门、雨花台、中华门一带南郊阵地[6]。而第88师因淞沪会战的巨量消耗，至南京时兵力仅约7,000名，装备只有步枪三四千把、轻机枪不到200挺、马克沁重机枪五六十挺、火炮20门二十式82毫米迫击砲、4门六年式75毫米山砲，面对日军第6与第114两师团近4万人兵力，配备75毫米以上口径大砲116门，九四装甲车、八九式中型战车80多辆[7]，然而面对兵力与火力的极大差距，孙元良第88师依旧发挥极为英勇顽强的战力，连日方在战后出版的部队史《乡土部队奋战史》也不得不给予高度评价[8]。12月11日，考虑到孙所部八十八师伤亡很大，唐生智下令孙收缩阵地。由于唐对作战无全盘计划[9]，使八十八师与五十一师的阵地之间放开一个无人防守的大口子。12日，日军占领雨花台，直攻中华门。防御中华门的便是孙元良指挥的第72军补充团与88师工兵营，面对日军强大的炮火与装甲部队支持，孙部官兵持续顽强抵抗，双方于城墙边与城墙上展开激烈的战斗，日军甚至组织敢死队试图登城，阵地数次易手，日军在伤亡惨重下才总算攻陷88师阵地[10]。12日下午，唐生智下令各部突围。88师主阵地被敌军占领，88、87两师的溃退部队走拟出挹江门[11]。南京保卫战中，孙元良辖下的第88师阵亡旅长2人、团长3人、营长11人，连排长伤亡十分之八，而日军仅第6师团从12月6日至13日就至少战死233人、战伤1,041人（上述伤亡数据也是严重低估日军伤亡的数据，双方战况激烈到日军第47步兵联队第3大队在投入作战进攻孙元良麾下第72军补充旅第2团阵地前，下辖的4个中队的中队长即因战况激烈、友军死伤惨重而在上阵前留下遗书，结果仅担任敢死队的第11中队于12月10日夜间至11日凌晨就死伤200多人，仅存24人毫发无伤，中队长首藤武中尉也伤重不治，负责救援第11中队的第10与第12中队也严重受创[12]。），其中绝大部分是死伤于雨花台战斗（而防御雨花台的便是孙元良的第88师）[13]，仅12月11日当天，第6师团就有8名中队长被孙部官兵击毙[14]。同样投入围攻孙元良第88师的日军第114师团亦遭遇孙部顽抗而死伤惨重，仅辖下的第115步兵联队第3大队就在12月10日至13日投入716名兵力参战，结果被孙部击毙38人且有145人轻重伤[15]。该师团另一步兵联队第150步兵联队则在12月10日至13日投入2,236名兵力参战，结果被孙部击毙55人且被击伤148人[16]，第114师团亦有2个大队长被孙元良部所击毙[17]。南京保卫战当中国军总共击毙日军中尉以上军官至少27名，其中有15名是被孙元良部所击毙[18] 。第88师战前约6,000余人，战后仅500人归队。

孙元良于1938年3月下旬抵达武汉。

1939年1月，以民生航运公司职员身份，孙元良取道香港游历考察英、法、德、意等欧洲诸国。回国后重返军界，任第二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兼二十九军军长。1944年5月26日担任第三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二十九军军长。12月，日军两个联队攻陷贵州独山（今独山县），威胁贵阳及陪都重庆。孙元良率二十九军驰援。在欠缺车辆运输、需穿越溃军和难民的情况下，他指挥先头部队九百多人抵御日军的两个联队，后随着主力部队逐次抵达战场，孙率部于12月8日至13日收复南丹、独山等要地。独山一役的获胜，阻止日军进入战略要地贵阳，保卫了陪都重庆，因而荣获青天白日勋章。

1945年10月奉京沪卫戍司令汤恩伯之命令，任常镇地区守备指挥官，负责无锡、苏州、江阴等八县防务。1946年6月任重庆警备司令任职18个月。1948年初被起用担任整编四十七军军长，1948年8月调任十六兵团司令官。1948年11月，率兵团参加徐蚌会战。12月遭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包围后，率领16兵团在兵团及军直属山野炮掩护下突围。突围后到达萧县，拂晓时遭到小部解放军部队的夜袭，兵团部队大部份崩溃，孙元良率兵团司令部400多名官兵逃脱[19]。

1949年2月，任第十六兵团司令官兼任第41军军长，率领官佐从南京到万县，在孙震的川鄂边区绥靖公署下重建部队。1949年11月，解放军发动川东南战役。重庆沦陷后，率部撤向川北。1949年12月孙震飞台后，孙元良兼任川鄂绥署主任。率部在广汉布防，隶属于胡宗南。1949年12月21日，川鄂绥署副主任董宋珩与十六兵团副司令官曾苏元率3个军10个师6万人在什邡宣布起义，孙元良率领国防部警卫团扩编的董兆均第60师制止投共未果，率第60师逃往广汉，在新都唐家寺把部队交给60师师长董兆钧，孙元良同第41军军长张宣武潜入成都，让子女先行逃亡，最后中华民国政府战败撤退才逃往香港，后来台，退役。

1970年代初，一度在日本开面馆，名为“天福园”。1975年，定居高雄，任一家针织品公司董事长。

1985年发表抗议书，驳斥日本军国主义者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言论。

2004年，海峡两岸各办中华民国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创校80周年纪念活动。中共邀请身为当时黄埔一期唯一还在世的孙元良。孙以身体年迈，除了拒绝中共，也未参加中华民国陆军军官学校官方举办的活动。[20]

2007年5月25日，孙元良因器官衰竭，在台湾去世，是最后一位过世的黄埔一期学生[21]。同年6月9日，遗体火化后，先安厝于林口顶福陵园，家属依其遗嘱不发讣文，翌日才登报告示孙元良辞世的消息，并等候适当时机迁葬至南京[21]。

有文献称孙元良为“飞将军”[3][4][27]。这些文献一般认为，孙元良在以下时机均临阵脱逃：1926年指挥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守江西南昌，临阵脱逃导致阵地无人防守，南昌失陷于直系军阀孙传芳，后于江西奉新再次抗命撤退，临阵脱逃；1937年指挥国民革命军第9集团军第88师守上海；1937年指挥第88师守南京；1948年12月指挥第16兵团参加淮海战役。

孙元良何时及如何离开南京引发争议。

孙元良所作通报中自述，1937年12月13日晨，他与副师长彭巩英率领部队从南京城北方的晓庄出发，往东南方向撤退，途中遭敌[28]。

孙元良第88师之战斗详报：

12日晨，沿京芜铁路进攻之敌已逼近赛虹桥。雨花台方面因系敌主攻所在，虽经全部我官兵奋勇苦斗，奈外无粮弹，内无援兵，且敌挟战车、飞机、大砲……上午，韩团长宪元、营长黄琪、周鸿、符仪廷先后殉难；下午旅长朱赤、高致嵩，团长华品章、营长苏天俊、王宏烈、李强华亦以弹尽援绝，或自戕或阵亡，悲壮惨烈。全部官兵六千余员皆英勇壮烈殉国[29]。

孙自述，在南京陷落后，自己带领着司令部六百人突围离开南京。从龙潭附近渡江，经泰兴、淮阴、徐州、郑州，于1938年3月下旬到了武汉」[30][31][32]。

宋希濂于1938年1月的〈陆军第78军南京会战详报〉说，由他指挥的第78军于12月12日封锁挹江门、掩护唐生智部从下关撤退。相对于孙元良的第88师在城南牺牲奋战 ，还被命令要从正面突围，78军「未发一枪、未杀一敌即行撤退，并未能与各友军同一行动突破敌之包围，引为遗憾」，13日凌晨00:30，「因受各部队长之敦促，（军长宋希濂）随军直属部队（欠工兵营）于第一次渡江。」[33]

宋希濂1961年所着〈南京守城战役亲历记〉说：

孙元良却率师直属队和262旅一部在12日上午就违令先动。擅自向下关撤退，企图渡江北撤……孙元良于12日下午2时左右率所部2,000余人向下关方面逃窜，企图过江。唐生智得悉，命我负责堵阻。我力劝孙元良万不可这样擅自行动，孙为情势所迫，乃又率所部回中华门附近……孙元良于12日下午5时到长官部开会出来后，就没有回部队，脱去军服，换上便衣，跑到一家妓院拜鸨母做干妈，迁到难民区躲藏了一个月，后因日军疏散难民，才混出来[34] 。

同于《文史数据选辑 第十二辑》刊登的唯真[注 5]着〈抗战初期的南京保卫战〉、周振强着〈蒋介石的铁卫队——教导总队〉，以及《浙江文史资料选辑》刊登的刘劲持着〈上海“八·一三”抗战及南京卫戍战见闻〉也持此说法[35][36][37][38]。

然而与宋希濂回忆大相迳庭的是，南京警察厅保安总队长赵世端于1937年12月19日的报告却指出：“八八、八七、三六等师司令部及重要辎重灰（10日）晚已由八八师之军需处卸运汉口。孙元良军自文（12日）晨雨花台失守至长官公署请援，即刻再返中华门督战。”由此可见孙元良并未如宋希濂回忆那样擅离职守率部逃亡[39]，而根据日军数据与战后参战日军编写的部队史，日军于12日在中华门遭遇孙部官兵有组织且顽强的抵抗，守军并未有溃逃现象[40]，甚至日军第114师团还有2名大队长与1名中尉情报军官于12日当天被孙部击毙[41]，足见对孙与所部的溃逃指控有所不实。

中国大陆的南京大屠杀研究者经盛鸿教授称：南京安全区主席约翰·拉贝得知孙元良藏身难民营，亲自将孙接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密室加以保护。大屠杀高潮过去之后，孙元良才得以从南京脱身[42]。此说法无法在《拉贝日记》中找到佐证：《拉贝日记》中完全没有提到孙元良[43]。

孙元良在淞沪会战后因军饷与上海工事款项等问题，被蒋中正要求至军法处辩明，于4月3日自行进入武昌银元局街军法运行总监部，孙元良提出辩白书后，蒋中正将此案交由康泽与戴笠调查后无罪获释，共在监狱中待了42天[31]。院文引葛文称，孙元良之所以无罪获释，是因为在「各地医院中买通几个该师的伤官兵」、「买通八十八师旅长廖龄奇」及陈诚、顾祝同、汤恩伯出面保释。

然而军法运行总监鹿钟麟经过调查之后回报第88师在上海军纪极佳，得到当地民众极大的赞誉与爱戴，对于孙元良本人钦赞特别的高，贪污之事全然查无实据[44]。

院文引葛天（时任第八十八师军械处主任）指，孙元良在淞沪会战期间，贪污慰劳品、抢劫物资，更企图强奸在88师部慰劳的上海女学生代表。葛天称，1937年10月上旬，孙元良见慰问学生中的一个女学生代表眉清目秀，当即留该学生“单独在师部多玩一下，企图强奸”。八十八师副师长冯圣法知道后前往劝解未果，孙元良说：“英雄总是和美人联系在一起的……尤其是我们在上海作战有功，做这一点小事没有什么。”[45][46][47]

然而根据军法运行总监鹿钟麟的报告，孙部在上海军纪严明，上海民众极其爱戴，对于孙本人更是钦赞有加，与葛天的说法大相迳庭，出入极大[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