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体

语源学上，「国体」一词可以散见在中国古籍。[3]日本加以继受「国体」一词，注为「クニカタ」。在日本的中古时期，出云国造神贺词中，首见「国体」一词。[4] 江户时代，国学学者发展一套创建日本文化自信的思想，即神国思想，掀起了与儒学家间的和汉国体争论。[5] 国体争论中，会泽正志斋在1825年的《新论》中将「国体」一词阐述为日本「祭政一致」的国家形式。[2]

明治维新之际，日本法学界将德语的「国家型态」()，根据日本是天皇与神道教结合的「祭政一致」国体，结合日本自身的精神赋予新义，译为国体。[6] 其后，日本法学界更进一步区分「国体」与「政体」。[2]加藤弘之在1874年的《国体新论》，区分了「国体」与「政体」，前者是国家的本质，后者是政府的形式。[7] 对日本法学影响甚钜的穂积八束扩充了此种国体政体二元论。穗积认为，国体依主权归属，分成君主与共和；而政体依统治权行使方式，分专制与立宪。政体应时势常变，而国体亘久不动。[8] 负责修订明治宪法的伊藤博文等人深受此「国体宪法学」[6]影响，故在帝国宪法中使用此元素，希冀通过此部仿效德国的宪法维护日本国体。[9] 宪法通过之后，围绕日本国体的争论未因此停歇。美浓部达吉等法学家仍就国体等问题批判帝国宪法。[6]

清末，随着清廷企图仿效日本创建现代君主立宪，「国体」概念也进入中国。

清末民初有数次国体争论，包含预备立宪的国体争论(1906-1911)、共和创建的国体争论(1912-1914)、洪宪帝制的国体争论(1915-1916)、张勋复辟的国体争论(1917)与满州国「日满一体」的国体争论(1932-1945)。[6] 伴随一次又一次的国体争论，「国体」概念在中国持续发展。在预备立宪时的国体争论中，清廷试图移植日本的君主立宪制度，但作为多民族国家的中国不像日本具有单一民族的特性，难以移植日本万世一系概念来强化清廷的统治正当性。而此同时进入中国的「国体」概念，在此脉络中剥去了日本国体论中「祭政一致」的神圣氛围[6]，但与政体的区分仍不明显。 共和肇建的国体争论中，对于如何创建共和，时人展开争论，如章士钊的《共和平议》。

对「国体」概念发展影响最巨的是1915年的国体之争。1915年，袁世凯企图称帝。袁的美籍宪法顾问古德诺(F.J.Goodnow)发表《共和与君主论》，建议中国改用君主制；而筹安会的杨度则发表《君宪救国论》附和。为反击古德诺及杨度等人的主张，以梁启超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为开端，梁启超等人展开国体之争，反对袁的君主制。梁启超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中，国体是「天下重器也，可静而不可动也」[10]，呼吁「只问政体，不问国体」[10]，区分了国体政体，更将国体区分为君主与共和。[10] 梁等国体论者在引入日本的国体概念的同时，仍旧保留国体较政体重要而不可轻变的特性。[2]

民国初年的国体问题围绕着中国的宪政体制展开，直到1928年后国民党在中国实行「一党专政」。 在其革命史论述中，国民党不断地试图将三民主义加入「国体」之中，如1936年的《五五宪草》及1947年的《中华民国宪法》皆强调中华民国是三民主义共和国，显示国民党试图在国体上对国家本质做出解释。[6]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到国体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将政体定义为「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

• 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国体是指统治阶级为实现本阶级的统治而组织国家的政权组织和结构形式。反映的是一个国家的本质，体现了国家的阶级性质，即社会各阶级在国际的政治经济中的关系和地位。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