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驾入刑

在《刑法修正案（八）》实施前，酒后驾驶（包括醉酒驾驶）只是一般违法行为，只会受到行政处罚，包括罚款、暂扣或吊销驾驶证、5年内禁驾、行政拘留等处罚，《刑法》中的交通肇事罪也只限于被告人出现严重过失，以及要达到法定的“损害结果”才能定罪[6][7]。

2009年，在“6·30醉酒驾车案”发生后，最高人民法院在9月8日发布《关于醉酒驾车犯罪案件法律适用问题新闻发布稿》[8]。时任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吴文康在“6·30醉酒驾车案”判决后表示，最高法的这一举措是司法与民意互动的最直接体现[9]。

醉驾入刑很大程度上是由舆论推动的。2006年的黎景全案和2008年的孙伟铭案后来被写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醉酒驾车犯罪法律适用问题的意见》[10]，而2009年的“6·30”惨案由于大量的目击者和媒体报道而引起了热烈的讨论，继而激起了醉驾入刑的呼声。

2006年9月16日，司机黎景全在佛山市南海区撞死二人、撞伤一人。经检测，他的血液中酒精浓度为369.9毫克/100毫升。2009年9月8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认定被告人黎景全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0]

2008年12月14日，司机孙伟铭在成都市内无证、超速醉酒驾车，先后3次碰撞路上行驶的车辆，还试图逃逸，最终造成四死一重伤。事后鉴定，孙伟铭事发时血液酒精浓度为135.8毫克/100毫升[11]。2009年7月24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孙伟铭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依法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在孙伟铭上诉至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后，他被改判无期徒刑。[12]

2009年6月30日晚，南京市江宁区发生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司机张明宝在金盛路上先后共5次高速撞向行人和车辆，造成5死（包括一名孕妇）4伤。经抽血化验，张的血液中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381毫克。事发后，汹涌的舆论纷纷要求按照“危害公共安全”惩罚张[13]。当年12月23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张明宝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其无期徒刑，并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4][15]

2009年8月5日晚，司机张喜军在鸡西市鸡冠区夜市不顾密集的人群，驾车撞倒路人和摊档，造成2人死亡、7人轻伤、16人轻微伤。经鉴定，张喜军案发时血液中的乙醇含量为198mg/100ml。12月29日，鸡西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被告人张喜军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16]

2011年5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查处的酒驾起数较上年同期下降45%，其中醉驾起数同比下降45.3%，中国大陆法院审判醉驾案件总数近14500起[24]。2011年5月1日至2012年4月20日，公安机关共查处酒后驾驶35.4万起，同比下降41.7%，其中，醉酒驾驶5.4万起，同比下降44.1%[25]。2012年，北京、上海等地查处的酒后驾驶和醉酒驾驶数量，较2011年同期下降幅度分别在50%、70%以上[25]。2011-2016年间，中国大陆因酒驾醉驾导致的交通事故起数、死亡人数与法律实施前五年分别下降18%、18.3%[26]。根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的数据，“醉驾入刑”后的2011年5月1日至2017年4月30日，中国大陆机动车、驾驶人数量分别增长49.6%、80.6%，而同期年均因酒驾、醉驾导致交通事故5962起，造成2378人死亡、5827人受伤，较“入刑”前的五年分别下降8.9%、13.7%、17.8%[27]。自“醉驾入刑”至2021年，中国大陆机动车增加1.81亿，驾驶人增加2.59亿，同期酒驾与醉驾肇事导致的死亡、受伤人数较“入刑”之前的10年分别减少6774人、13820人，2020年醉驾比率（即每100位司机中出现醉驾司机的比率）比“醉驾入刑”前减少70%以上[2]。

在醉驾入刑后，醉驾案数量急剧上升，消耗了不小的司法资源。2019年上半年，中国大陆的法院共审理了31.9万件危险驾驶案，超过了盗窃案，位居多发罪名第一[53]；2020年，醉驾案数量达到了盗窃案的1.6倍，依然是刑事犯罪案件中第一[1]。至2020年，广东省醉驾案件数量占刑事案件总量的六分之一有余[1]；2016年至 2018 年，广东省的刑事案件受理人数年均增幅仅为0.86%，危险驾驶案件同比增幅却高达 38.65%[1]；贵州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傅信平表示，贵州省2016年至2018年的醉驾案件中，农民犯罪占40%以上，其中醉驾摩托车的占60%以上[53]。

“醉驾入刑”后不久，在各地的司法实践中，基本上都是“一刀切”，凡是被告人有醉酒驾车行为，就会被裁定犯危险驾驶罪[1]。有些法律界人士，包括2011年的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军认为，不应该机械地认为只要达到醉酒标准驾驶机动车的，就一律构成刑事犯罪，应结合《刑法》总则章节第13条[54]的原则综合考虑[7][1][55]。

“醉驾入刑”后不久，中国大陆各地区对醉驾案有不同的量刑标准和从轻处理的认定条件，这导致“同案不同判”的情况越来越多，不利于司法公信力[48]。例如，北京市[56]和苏州市[48]对醉驾案的处理非常严格，有些地区对醉酒驾驶四轮机动车和摩托车，以及对在城市和乡村醉驾有不同的处理标准[57]。2012年4月，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主任委员陈斯喜表示，醉驾入罪的标准需要进一步明确[55]。曾推动“醉驾入刑”的全国政协委员施杰在2019年接受采访时表示，道路、机动车、醉酒这三个醉驾的要素需要更科学、明确、可执行的界定，使执法更具合理性，也能体现一定的弹性[58]。

“醉驾入刑”后，当事人会因刑事犯罪留下案底，导致失去工作[59][60]和中国共产党党籍[61]，无法担任法定代表人[62]，服役、入党、考公、获得外国签证等会受到限制，也难以顺利回归社会，也会给家人带来不利影响[1]。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周光权表示，每年30多万人因醉驾被判拘役，不仅会让他们的家庭陷入窘境，当事人还会在执行拘役时与其他罪犯“交叉感染”，增加再犯罪风险，不利于社会稳定[63]。

在越秀区人民检察院提供了社区服务换取醉驾免予起诉的措施后，网民展开了激烈的讨论[56]；微博上出现了话题#醉驾也能从宽免刑#，阅读量9234.9万，讨论数2.4万，以及话题#坚决反对醉驾从宽免刑#，阅读量1.1亿，讨论数2.8万；当年6月29日，@微博法律发起投票“你赞成醉驾也能从宽免刑吗？”，在9万投票人中有7.8万反对[64]；大连市公安局在话题#坚决反对醉驾从宽免刑#中转发了一个泰国的反酒驾公益广告，并称“酒驾是谋杀”[65]。

2018年，全国人大代表陈建华认为，醉驾型危险驾驶罪存在量刑标准不统一的问题。2020年，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就曾提出应在醉驾案件中推广认罪认罚从宽制度。[66]

2021年两会期间，多位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提议调整现有的对醉驾处罚。

• 代表朱列玉提出提案，建议调整酒驾入刑标准，取消醉驾入刑，同时加大对酒驾的行政处罚力度和范围，只有严重醉驾按照危害公共安全罪判罚[67]。2022年，朱列玉再次提出提案，建议将危险驾驶罪有关醉酒驾驶的定罪标准取消，让法律多一份人情和温度，也可以极大地降低犯罪率[68]。
• 代表傅信平提议，将危险驾驶罪的条款改为“醉酒驾驶机动车，情节严重的”；他表示，目前的条款既导致了司法资源的浪费，也不利于被告人和家人后续的生活[53]。
• 代表韩德云也提出，醉驾入刑对触犯者以及家人的负面影响太大，而且增加了司法机关的负担，也不符合刑法的谦抑性，建议以行政处罚处理醉驾，他也建议统一醉驾案件的量刑标准[57]。
• 代表周光权提出《关于修改醉驾犯罪标准，有效减少社会对立面的议案》，提议将相关条款改为“醉酒后，在道路上不能安全驾驶机动车的”[63]。他同时还提议对于酒后驾驶的一些严重情节给予2年以下的有期徒刑[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