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开发

当不会飞的恐鸟已经到绝种的地步时，[5]以恐鸟为食的大型鹰种哈斯特鹰也相继绝种。[6]

过度开发现象自数千年前就已经发生，但直到近几年才受到关注。例如，由夏威夷国王穿着的仪式斗篷的原料来自已绝种的夏威夷监督吸蜜鸟羽毛；光是制作一件斗篷就需要使用70,000只夏威夷监督吸蜜鸟的羽毛。另一个熟知的例子是生活在毛里求斯且不会飞翔的渡渡鸟，该鸟并不惧怕人类，又不会飞行，很容易地遭到原住民猎捕。[7]

从最早的时候开始，狩猎一直是人类活动中重要地生存手段。因而过度狩猎几乎占据整个过度开发的早期历史。次级掠食假说试图解释第四纪灭绝事件中，巨型动物的灭绝时间与其牠动物相比发生相对较短，这可以从人类迁徙踪迹一窥而知。该理论最有力的证据是，北美大型哺乳动物80％物种在人类抵达西半球大陆的1千年内逐渐消失。[8]另一个最快绝种的巨型动物群案例发生在新西兰，自15世纪开始，生活在新西兰的十余种恐鸟遭到毛利人滥捕而大量减少，[5]而第二波灭绝则是在欧洲人抵达新西兰时。

近期，为消除或减缓过度开发现象，已有如持久性及永续发展等理论逐渐出现，并在其余理论被提及，如可维持产量[9]、经济成长[10][11]、深层生态学[12][13]等。

过度开发并不一定会导致资源被破坏，也不一定会造成资源的不可持续性，但是过度消耗资源的数量可能会改变其型态。例如在东南亚生长的野棕榈树圆叶蒲葵，因其叶子可用来盖屋顶及食品包装而被人类过度采集，导致之后生长的叶片尺寸变得比之前更小。

公地悲剧

条目：公地悲剧

斯特劳德公地上的牛群。公地悲剧是一个了解过度开发如何发生的有用比喻。

「公地悲剧」一辞由美国生态学家加勒特·哈丁在1968年于期刊《科学》投稿文章上首次出现。[14]哈丁的文章重心是理解过度开发如何发生的一个有用地例子。该辞起源于英国作家威廉·佛司特·洛伊在1833年讨论人口的著作中，以中世纪欧洲的土地租用使用状况做假设。[15]在欧洲，牧民们共租一块公地当作牧场，他们每一方均有权让自己饲养的奶牛在公地放牧。在哈丁的例子中，当有牧民为增加利润而增加牛群的状况下，公地的环境承载力将会造成暂时或永久性的破坏。牧民会因为增加牛群而收入增加，但是公地的资源亏损却转嫁到所有牧民身上。如果所有的牧民都因个人经济考量而增加牛群，公地将面临过度开发并可能造成永久性损坏。由于所有牧民获得相同的结论，引发过度放牧现象，对公地造成立即损失，牧场也很少能回归到原来的环境承载力。

「这是其中的悲剧。每个人被锁进有限的世界系统，但都无限制地增加畜群。在每个人抢先在公地内自由地追求自身利益下，毁灭是最终的结果。」（哈丁，1968年）[14]^:1244

哈丁后来在他文章中，开始从公地理论延伸更多领域，包括国家公园、大气层、海洋、河流、鱼群等。在鱼群的例子中，同样的状况被称为「渔民悲剧」。[16]通过这些文章主题显示人口持续增长，但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

公地悲剧的根源可追溯至亚里斯多德，他曾言：「大多数人所共有的东西得到的关注最少。人们最关注自己的东西：他们不太关心共有的东西。」[17]如同汤玛斯·霍布斯的著作利维坦。[18]与公地悲剧相反的情况有时被称为反公地悲剧，其意义为理性的个体单独行动，造成集体性浪费资源。

如果适当地调节，可避免公地悲剧的发生。然而哈丁对「公地」一词的使用经常被误解，导致他后来认为应该将其论述标题改为——「未受规范的公地之悲剧」。[19]

珊瑚礁是丰富地海洋生物主要栖息地，容易吸引生物勘测者前来破坏。目前许多珊瑚礁面临过度开发的情况；其威胁通常包括开采珊瑚、使用氰化物或爆破等方式捕鱼、以及单纯过度捕鱼等。

过度开发是全球生物多样性的主要威胁之一。其它威胁包括环境污染、外来物种引进或入侵、栖息地零碎化、栖息地破坏、[3]杂交失控[34]、全球暖化 [35]、海洋酸化 [36]、以及许多因人口过多造成的因素。[37]

药物开发与药材资源的使用等健康主要问题，成为威胁生物多样性中的一个要点。[38]不管是直接或间接天然产物药品，从生物当来源的比例显著的增加，其中海洋生态系统的生物特别深陷其中。[39]但是在无管控或是不当生物勘测会导致过度开发现象，使生态系统退化与生物多样性降低。[40][41][42]

不仅是人类会造成过度开发资源，过度放牧也有可能是大自然造成的，如图所示右上方的过度放牧是由本地野生动物造成的。

过度开发目前威胁到三分之一的脊椎动物与其牠种类。扣除掉食用鱼类，野生动物的非法贸易每年约有100亿美元的非法贸易额，其中包括丛林肉、中药市场、皮草贸易等非法交易。[43]为了控制和规范濒危动物的贸易，各国在1963年签署濒临绝种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CITES），目前已有约33,000个物种受到保护，其中包括动物与植物。据估计，美国国内四分之一的濒危脊椎动物与一半的濒危哺乳动物，皆是因人类过度开发造成的。[3][44]

所有的生物都需要自然资源才能生存，然而若在某一地区内持续地过度开发自然资源，短期内自然资源将无法恢复到正常水平。为了生存，人类经常需要采及食物或其它资源。在早期，人类采集的资源都很小量，然而随着人口以指数级增加，需求也因而扩大，加上改良的保存与捕获两项技术结合，导致许多物种因过度开发而低于可持续性水平。[45][46][47]若是过度开发持续下去，会减少宝贵的资源，因为在低于可持续性水平的数量下，资源无法维持可持续性地数量，导致物种的绝种，危害整个生态系统，尤其是当物种是关键种时。[48]过度开发经常发生于市场的开拓，利用未开发资源或本地的物种。

卡罗莱纳长尾鹦鹉因人类猎杀而绝种。

今日，过度开发和自然资源的滥用一直威胁着物种多样性，在岛屿生态学上更为普遍，因为岛屿可视作为一微观世界。岛屿特有种更容易因过度开发而绝种，因为牠们的生存空间小，为降低生活空间密度而往往维持低繁殖率。[49]例如岛屿特有种夏威夷蜗牛与法属玻里尼西亚帕图螺等蜗牛，目前已有15种夏威夷蜗牛被列为绝种，24种被列为濒临绝种[50]；另60种帕图螺被列为绝种，14种被列为濒临绝种 [51]世界保护监测中心认为过度开发与非常低繁殖力的双重关系，使这些物种极端脆弱。[52]

另一例子发生在苏格兰尤伊斯特群岛，当西欧刺猬被引进岛上时，由于岛上没有天敌，加上岛上有着许多鸟类定居，导致西欧刺猬过度地捕食鸟蛋，并且大量繁殖，使岛上12种鸟类受到影响，有39％的物种数量因而减少。[53]

当人类社会中发生大量迁徙、动乱、战争等，控制濒危物种机制将不存在。例如刚果与卢旺达之间的战争，枪枝的泛滥造成食品分配网络的崩溃，使得这些国家的自然资源环境更加脆弱。[54]动物经常因人类的军事射击训练而被射杀，或是被政府恶意对待。如大猩猩和黑猩猩等大灵长类，以及有蹄类与其牠物种，因人类狩猎而数量下降至80%以上，有些物种甚至因此绝种。[55]这些物种减少又被称为丛林肉危机。

总体而言，目前已有50种鸟类因过度开发而绝种，[56]其中包括：

• 大海雀 – 又被称为北极大企鹅，是一种不会飞的鸟，因其羽毛、肉、脂肪和油，遭到人类大量捕杀。
• 卡罗莱纳长尾鹦鹉 – 原产于美国东部的唯一鹦鹉，其彩色的羽毛以及农民为保护农作物而遭到人类滥杀。

其牠受过度开发而影响的物种包括：

• 皮毛贸易：毛丝鼠、小羊驼、巨獭，以及许多猫科动物等。
• 昆虫收藏：蝴蝶。
• 园艺：新西兰槲寄生、兰花、仙人掌和其牠许多植物物种。
• 壳类收藏：海洋软件动物。
• 水族爱好者：热带鱼。
• 中药：熊、虎、犀牛、海马、亚洲黑熊和高鼻羚羊。[57]
• 新奇宠物：蛇、鹦鹉、灵长类动物和大型猫科动物。

过度猎捕海獭造成阶梯效应产生，使整个海藻林生态系统遭到破坏。

过度开发物种可能会导致连锁效应或阶梯效应产生，尤其当栖息地中的顶级掠食者消失更为明显。当顶级掠食者消失后，可能会使下一层被捕食的生物生殖过剩，因而造成更下一层的生物被过度开发而减少，最后可能造成所有种群数量逐渐减少，并到达绝种的地步。

阶梯效应的经典案例为海獭，从17世纪到1911年时，海獭的毛皮因其特别保暖而珍贵，其获利高达2500美元，因而遭到许多人类猎捕。滥捕海獭的结果，造成北美太平洋沿岸的海藻林发生阶梯效应。[58]

海獭的主要食物来源之一是海胆，当海獭因人类滥捕而减少时，海胆数量却发生生态释放现象。大量的海胆过度消耗牠们的主食海带，造成海带数量骤减，使得整个海藻林变成贫瘠之地，海床因海带减少而裸露，并被大量的海胆占据。过不久海胆便没有食物来源，而这局部地区灭绝是因为海胆大量繁殖造成的。另外，许多以海藻林生态系为栖息地的物种也因为海藻骤减而产生阶梯效应，继而引发绝种。[59]

1911年，当只有一小群约32只海獭在一个偏僻的海湾活下来时，一项国际条约的签署防止海獭被进一步滥捕。在重重保护下，水獭的数量以倍数成长，重新回到贫瘠的海藻林，并慢慢地恢复海藻林生态系。近几年，由于许多渔场被人类过度开发，虎鲸因食物短缺而开始大量猎食海獭，使得海獭数量再度减少。[60]

• FAO (2005) Overcoming factors of unsustainability and overexploitation in fisheries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Fisheries report 782, Rome. ISBN 978-92-5-105449-9（英文）
• We’ve overexploited the planet, now we need to change if we’re to survive. Patrick Vallance for The Guardian. July 8, 2022.（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