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卡姆

在大屠杀期间，纳粹德国、其盟友及协力者，利用枪决和毒气等方法，杀害了大约600万犹太人 [3]。许多幸存者失去了整个家庭和社区，难以想象恢复正常生活，渴望报复纳粹战犯，甚至整个德国人民。[4] 1942年底，随着大屠杀的消息传到托管巴勒斯坦，犹太报纸上到处都是要求报复的呼声。华沙犹太区起义的领导人伊扎克·祖克曼评述：「没有认识任何一个不热衷于报复的犹太人」 [5]。然而，多数幸存者选择专注于重建生活及社区，纪念死者。以色列历史学家黛娜·波拉特估计，总共有大约 200 或 250 名大屠杀幸存者试图实施暴力报复，其中主要是纳卡姆[6]；此外，摩萨德的暗杀行动夺去了1千至1千5百人的生命。 [5]

1945年，科夫纳参观波纳里大屠杀现场及马伊达内克灭绝营，会见罗马尼亚奥斯威辛集中营幸存者后，决定复仇。科夫纳招募了约50名幸存者，其中多为前犹太游击队员，以及逃往苏联的幸存者。基于他们能够忍耐恶劣环境而录用。[7]大多数成员为二十出头[5] ，来自维尔纽斯、罗夫诺、琴斯托霍瓦或克拉科夫。 [7] 组织名称来自“复仇”（），名称包含希伯来语「判断」 (‎；），也是「以色列的血报」的首字母缩写（‎；）。 [8]

纳卡姆认为，纳粹德国的失败并不意味着犹太人可以免于另一场大屠杀。科夫纳认为，若不以眼还眼，杀死6百万德国人，是无法令犹太人的敌人畏惧。“行动必须令人震惊。德国人应该知道，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不可能恢复常泰。”[9] 科夫纳的近乎“催眠”口才表达了幸存者的情绪。纳卡姆认为，法律无法充分处理大屠杀这般的极端事件，彻底崩溃的世界道德，只能通过灾难性的报复性暴力来平复。 [5] 波拉特假设「纳卡姆」是痛苦的幸存者准备“回归社会和法治生活”之前的“必经阶段”。 [11]

纳卡姆制定了两个计划：A计划为杀死大量德国人，B计划为毒死关押在美国拘留营中的党卫军战俘。 [10] 科夫纳及成员从罗马尼亚前往意大利，受到犹太旅士兵的热情接待。犹太旅士兵希望科夫纳协助组织偷渡至巴勒斯坦，但科夫纳拒绝。[11] 纳卡姆开发地下网络，筹集资金，渗透德国基础设施，并获取毒药。纳卡姆从青年卫士的成员获得德国伪造的英国货币，强迫捐款，及向犹太旅的同情者募资。 [12]

Joseph Harmatz，冒名“Maim Mendele”的波兰难民，计划渗透纽伦堡的市政供水系统。 因为纽伦堡曾是纳粹党的大本营，纳卡姆以此为目标。通过贿赂，Harmatz让Wilek Schwarzreich 取得市政自来水公司的职务。Wilek Schwarzreich是来自克拉科夫、能说一口流利德语的工程师。[13] Schwarzreich取得供水系统的图纸和主水阀的控制[5]，绘制适合投毒的地点。 [13] 巴黎， Jitzchak Avidov负责纳卡姆一支小组，成员包括Vitka Kempner ，科夫纳的未婚妻暨前战友。[14]　Avidov曾在大卫·本·古里安前往德国的难民营时，与他交谈，但比起复仇，古里安更想致力于以色列的独立。 [15]

科夫纳担当从依舒夫社群取得毒药的任务。1945年7月，科夫纳离开犹太旅前往米兰，伪装成正在休假的犹太旅士兵，并于次月登上一艘前往巴勒斯坦的船。Avidov在这段期间成为欧洲区领导人。 [16]到达巴勒斯坦后，科夫纳遭摩萨德关押三天，由Shaul Avigur亲自审问。 [17] 科夫纳与哈加拿的Moshe Sneh及以色列‧加利利谈判，希望说服他们给他毒药，以进行较小的报复行动，以换取不将依舒夫不扯进行动。 [18]

9月，科夫纳通知欧洲的纳卡姆取得毒药失败，因此纳卡姆招募化学家和维尔纽斯隔都的前叛乱分子Yitzhak Ratner，并专注于B计划[19]。 科夫纳最终接触伊弗雷姆和阿哈隆‧卡齐尔，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化学家。卡齐尔兄弟同情科夫纳的报复阴谋，说服希伯来大学化学品储存负责人给他毒药。[20]几十年后，科夫纳声称他已经将B计划推销给时任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主席的魏茨曼，魏茨曼向他引介卡齐尔兄弟。然而，如果科夫纳曾与魏茨曼见过面，那将是在1946年2月或3月，此刻魏茨曼不在国内。 [21]

几次延误后，1945年12月，科夫纳前往埃及亚历山大港，伪装成休假归来的犹太旅士兵。以一个行李袋藏匿装满毒药的牙膏管，和罐头中的黄金。 [22] 登上一艘前往法国土伦的船后不久，科夫纳和其他三人便被传唤。科夫纳让Yitzhak Ratner 将行李袋交给巴黎的Kempner，并将一半的毒药扔到船外。接着，科夫纳自首，遭英国警方逮捕。 [22] 纳卡姆成员认为科夫纳已遭哈加拿背叛，但波拉特认为，科夫纳更有可能是被怀疑协助偷渡被捕。科夫纳不会说英语，也没有参加过犹太旅的训练，也没有被问到关于纳卡姆的问题；在埃及和巴勒斯坦监狱服刑两个月后，科夫纳获释。那时，他在纳卡姆的活动结束了。 [4]

纽伦堡的合作通销面包店（ ）

由于科夫纳未能取得足够的毒药，1946年的头几个月，纽伦堡小组决定转向毒杀党卫军战俘。[23]大多数纳卡姆小组按命令解散，分散成员到难民营。纳卡姆领导层承诺将来重启A计划。因为附近有大型美国居留营，纽伦堡和达豪的小组仍然活跃。[24] Yitzhak Ratner负责在欧洲就地取得毒药。1945年10月，Ratner在巴黎的纳卡姆总部设立实验室，最终配制了一种砷、胶水和其他添加剂的混合毒药，用以涂在面包上；对猫的测试证明了毒药的杀伤力。从制革行业的成员，Yitzhak Ratner获得超过18公斤的砷，并走私至德国。[25]

纳卡姆目标为纽伦堡附近的Langwasser拘留营（前身为 Stalag XIII-D）。该拘留营有12,000 至 15,000 名囚犯，主要是美国监禁的前党卫军军官或著名的纳粹分子。[26] 最初，拘留营雇用了两名纳卡姆成员，充当司机与仓库工人。[27] 拘留营的面包来自纽伦堡的一家面包店，即合作通销面包店（）。 纳粹集中营幸存者Leipke Distel，假扮成波兰难民，等待签证以前往加拿大亲戚的面包店工作。Distel渗透进面包店，以香烟、酒精和巧克力贿赂后，获得了进入面包店储藏室的权利。纳卡姆成员，每晚在菲尔特的租屋开会讨论，尤其是如何将攻击限制在德国囚犯身上，而避免伤害美国警卫。当Harmatz将几名工人安插至拘留营担任职员时，发现星期天只有德国囚犯吃黑面包，因为美国守卫是仅发给白面包。因此，纳卡姆决定在周六晚上实施袭击。[28]

由华沙犹太区起义老兵Simcha Rotem领导，在达豪居留营的面包供应商也进行了类似的准备。Rotme与面包店的波兰人混熟后，将经理灌醉，复印了他的钥匙。[5] 发动计划前几天，Reichman遭到一名美军犹太情报员的举报。其中两名成员遭通缉。1946年4月11日，行动中止。 Reichman担心一次袭击失败会导致美国加强其在拘留营的安全措施。[27]

另一方面，在合作通销面包店活动的6名纳卡姆成员顺利破坏食物防盗设施，走私了砷，将毒药涂在每条面包的底部。 4月13日星期六，面包店工人罢工，延误了纳卡姆成员的工作，阻止其中3人进入面包店。结果，仅Distel和2名同伙有时间在大约3千个面包上下毒，而不是原计划的14,000 个。投毒面包后，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幸存者Yehuda Maimon的帮助下，纳卡姆成员逃往捷克斯洛伐克，穿越意大利，到达法国南部。 [29] [30] [5]

1946年4月23日，《纽约时报》报道称，有2,283名德国战俘因中毒而病倒，其中207人住院治疗，且病情严重。然而，最终没有造成任何已知的死亡。[31] 跟据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的文档，面包店中发现的砷含量足以杀死大约6万人。失败原因不得而知，但怀疑是纳卡姆将毒药涂得太薄，或者囚犯意识到面包有毒而没有吃多少。 [30]

1940年，Ein HaHoresh的基布兹

1946年6月23日，约30名纳卡姆成员于，在英国短暂拘留后，于7月底抵达巴勒斯坦。他们在科夫纳位于Ein HaHoresh的基布兹，受到哈加拿和以色列工党成员的热烈欢迎。[35] 尽管科夫纳和大多数成员认为复仇的时机已经过去，但由Bolek Ben-Ya'akov率领的一小群人返回欧洲继续执行任务。[4] 1947年，9名纳卡姆成员脱离组织，于次年在工党Abba Hushi的帮助下返回欧洲。 [32]

组织分裂导致后勤与财政等更多的挑战。1949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成立使得非法行动更加困难。许多成员为生计投入犯罪，然后在前法国抵抗运动成员的帮助下试图逃离德国监狱。1950年至1952年间，大多数人返回以色列。 Ben-Ya'akov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他没有尝试报复，他“无颜照镜子”，并且为没有成功而深感遗憾。 [32]来到以色列后，前纳卡姆成员拒绝谈论当年经历，直到1980年代。[33] 波拉特写道，科夫纳参加纳卡姆是“政治自杀”；她将科夫纳的失败描述为“奇迹”。[34] 纳卡姆成员没有悔意，说德国人“活该”，并希望大众认可他们的行为，而不是宽容。 [5]

1999年，Harmatz和Distel参与纪录片，讨论在自己在纳卡姆中的角色。 [30]Distel坚持纳卡姆的行为是道德的，犹太人“有权报复德国人”。 [35]德国检察官以谋杀未遂展开调查，但由于“情况异常”，2000年停止了初步调查。 [30]截至2019年11月 (2019-11) ，纳卡姆的四名成员还活着。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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